劉半農《“作揖主義”》原文|注釋|賞析

沈二先生與我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么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么樣呢?沈先生說： “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里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著氣力去還罵?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它，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只狗碰了頭，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么閑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托爾司太的不抵抗主義相象，不過沈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游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有些偏于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么?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里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消費精神于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么呢?請聽我說：——

譬如早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象世界了：亂臣賊子，遍于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 “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 白洋布做的 “深衣” ，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 “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 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 “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向我說： “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 ”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著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 “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 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 “這話說得不錯呀! 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 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么外國戲? 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 外國戲里，也有這樣的好處么?”他說到 “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著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劇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 “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 “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么呢? 因為人所居者為 ‘顯界’ ，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 ‘幽界’ 。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 “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 “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類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只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與革命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命黨要排滿;官說革命黨是“匪”，革命黨說官是“奴”。這樣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么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命黨。為革命黨計，也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么?

我們對于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當的成效，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象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余，何妨自貶聲價，處于“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么“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于后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于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還要象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么? 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 以下，“右仰通知” 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 “謝天謝地，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象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里去; 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 了，那么，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 “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時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么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 “歡迎! 歡迎! 歡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覺! ”

半農發明這個“作揖主義”，玄同絕對的贊成; 以后見了他們諸公，也要實行這個主義。因為照此辦法，在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于無益的爭辯，專門來提倡除舊布新的主義; 在他們諸公一方面，少聽幾句逆耳之言，庶幾寧神靜慮，克享遐齡，可以受褒揚條例第9款的優待： 這實在是兩利的辦法。至于到了“萬一的萬一”那一天，他們諸公自稱為新文明的先覺，是一定的; 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是對于老前輩應盡的敬禮，那更是應該的。

玄同附記

(1918年10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5號)

賞析 在中國現代雜文史上，劉半農屬于雜文開創期的名家之一。他的雜文侃侃而談，突梯滑稽，親切易懂，言談微中，有鮮明的風格。

《作揖主義》揭露形形色色復古派、守舊派的險惡用心，指出對他們實行“作揖主義”的危害，是一篇戰斗性很強的雜文。

新文化運動初期，先進的人們著文抨擊舊道德、舊文化，或正面剖析，或旁敲側擊，或聲討，或諷刺。《作揖主義》別出心裁，通篇用反語，在貌似恭敬的揶揄中，表現出蔑視和否定的態度。

“不抵抗主義”，作者自然反對，卻故意為之辯解： “不抵抗”可以節省精力，“以消極為積極”，并順帶提出“作揖主義”以為補充和發展，舉例申述“作揖主義”的妙用：設若前清遺老要請“宣統爺正位”、孔教會會長極言“提倡孔教”、落魄京官講“內功”企望“成仙”、守舊文人排斥“外國戲”、玄學鬼論證“幽界”存在、“王敬軒”力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則均以“作揖主義”對待之，拱手默認，如此“不過忙了兩只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們辯駁，不省事得許多么?”正面文章從反面作，對“作揖主義”是揶揄，對形形色色復古派、守舊派是嘲弄，一箭雙雕，讀后令人破顏一笑。

“作揖主義”貽害后人。對于這一點文章依然是從反面著筆。循“作揖主義”思路演繹下去，則清末“官”與“革命黨”之間，似應互不相擾;當時鼓吹啟蒙思想的人們“何妨自貶聲價，處于‘匪’的地位”。一切順乎復古、守舊人們的心愿，庶幾可以彼此相安無事，天下太平。但這結果是“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主張革新的人們“只得象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帶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作揖主義”咎由自取，活該如此。一笑之后，方領悟了雜文的真正含蘊。反語運用得當，可以使文章增加一種特別的韻味;突梯滑稽只是字面，內里卻隱含著嚴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