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伏園《紅葉》原文|注釋|賞析

因為看紅葉，特地跑到紹興去。上海是春天連蝴蝶也不肯光降的，秋天除了墓地里的法國梧桐呈著枯黃以外，紅葉這一樣東西從未入夢，更何論實景了。

紹興是水鄉，但與別處的水鄉又不同。因為原來是鑒湖，以后長出水田來，所以幾百里廣袤以內，還留著大湖的痕跡。在這大湖中，船舶是可以行駛無阻的，幾乎沒有一定的河道，只要不弄錯方向，舟行真是左右逢源。

在這樣交叉的河道的兩旁，我們鑒賞著紹興的紅葉。紅葉是各地不同的，我與春苔、以剛兩位談論著：紹興的是桕葉，紅葉叢中夾著白色的桕實，有的葉只紅半片，余下的半片還是黃綠，加上桕實的白色，是紅綠白三色相映了;杭州的是楓葉，是全樹通紅的，并沒有果實等等來沖淡它，除了最高處的經不起嚴寒變成了灰紅色以外;北京人最講究看紅葉，這時我想起老友林宰平先生來了，我們的看紅葉完全是他提起興趣來的，也賴他的指示，知道北京人所謂看紅葉完全是看的柿葉。柿葉雖然沒有象紹興桕樹那般綠白的襯色，也沒有象杭州楓葉那般滿樹的鮮紅，但柿樹也有它的特色，就是有與柿葉差不多顏色的柿子陪伴著，使鑒賞者的心中除了感到秋冬的肅殺以外，還感到下一代的柿樹將更繁榮的希望。

這時候我不知怎的，突然發生一種悲哀的預感，覺得我們的眼福漸漸縮小了。這不是很明顯的事么，我們今年就沒有看到京西的紅葉?北京的柿子是著名的，雖在大雪的天氣，整車的紅柿子還推著沿街叫賣，柿子上蓋著一層薄雪，因為老年人說吃了可以戒煤毒的，所以大家不怕凍的坦然吃著。而在上海是，要想買一個好好的柿子也得不到。橘子與蘋果，是有 “生基斯德” 的，我們不愁沒得吃。生基斯德如果不運橘子蘋果來，我們一定沒有橘子蘋果吃了，柿子就是個好例。十幾年前，一到這個時候，不是廣東的柑子，福州的蜜橘，浙江的黃巖橘，都要上市了嗎? 生基斯德一到，這些東西完全銷聲匿跡了。而柿子更脆弱，簡直不等生基斯德到，早已嚇得魂不附體，不敢跨入洋場一步了。

于是我們大家在紹興吃柿子。我預料，果子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也許是有一脈相通的。上海現在已經沒有柿子的足跡，紹興的領域也許只是十年五年的事了，再過五十年，一定只有深山荒谷里還找得著，與臺灣的 “番席” 一樣，必有漢人挑了擔子從深山荒谷出來，一擔柿子換一盒火柴回去，而這擔柿子一入洋場，便放進玻璃柜里，上面寫著大字廣告道： “華柿： 新從深山荒谷得來，曾耗去子彈三萬粒，步馬槍各五千桿，本店店員采辦隊，尚有十八人負傷住院未愈，除略取醫藥費外，特別廉價出售，以饗各界士女，每個洋五十元正” 云。

豈但柿子的命運如此，衣食住各項的命運無一不如此。你到上海木器鋪里去問，他們有沒有一件木器，是用完全中國的木料，中國的油漆，中國的鐵鏈做的? 當然沒有的。木料是從斐列濱、日本運來，漆是一擦便掉的，中國的鎖鑰無人中意，也只好改用洋鎖了。最使你聽了驚異的是，如果你一旦駕鶴仙游了，棺材也非斐列濱日本的木材不辦，龍游壽木的來源據說早經斷絕了。舉個最近的例，我們這個《貢獻》雜志的書皮上不是有一條棉線么，在上海各處大小雜貨鋪里搜求了兩三天，竟得不到一根中國的棉線，結果還是用J.P.Coats的。

趁時看看中國的紅葉，大概不久也要沒有得看了。

(1927年12月15日《貢獻》旬刊第2期)

賞析 本文有感于在上海吃不到柿子，而想到“廣東的柑子，福州的蜜橘，浙江的黃巖橘”等國產鮮美水果，由于帝國主義在中國傾銷水果而都銷聲匿跡了;不但水果，而且日常用的一切，從木器家具、棺材、鑰匙與鎖，到裝訂雜志的棉線，都被帝國主義壟斷和霸占了中國廣大的商品市場。他們利用這種壟斷權，反過來巧取豪奪，吮血吸髓，扼住了中國的經濟命脈與政治命脈。這無疑是一種尖銳的政治性主題，但文章基調卻并不扼腕疾首和劍拔弩張，相反倒顯得淡而悠閑：從作者一群人到紹興看紅葉寫起，先寫紹興的湖光水色，次寫紹興的桕葉，杭州的楓葉，北京的柿葉等各種紅葉間深淺濃淡的細微差別，再寫北京城嚴冬掛著一層霜的柿子。但文章很快由抒寫個人的閑情逸致轉入對國家大事、民族命運的憂思。因為看紅葉，由紹興的桕葉而想到北京的柿葉，由柿葉而想到柿子，由柿子而想到在十里洋場的上海買不到柿子，由買不到國產水果而想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命脈的壟斷，這是一個旅游者隨所見所聞自然而然產生的所思所感。旅游本來是尋求舒心愜意和解脫逍遙，但對于一個喪失主權的半殖民地的弱國子民來說，觸景所生之情，不但不讓人得著一絲悠閑，相反卻使人陷入對民族命運的“悲哀的預感”與深深的憂慮之中。文章先寫悠閑而繼寫沉痛，寄沉痛于悠閑而更見沉痛;同時使文章顯得委婉有致，避免了單純的直接議論常有的干枯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