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韋參軍》言情贈友詩歌

二十解書劍^①，西游長安城。

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

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環宇。

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歸來洛陽無負郭^②，東過梁宋非吾土。

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③。

世人遇我同眾人，唯君于我最相親。

且喜百年見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

彈棋擊筑白目晚，縱酒高歌楊柳春。

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惆悵驚心神。

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

高適二十歲時曾西游長安，求官不遇，失意東歸，客居梁宋 (今河南商丘縣一帶) ，在友人的資助下過著隱耕的生活。這首詩就是客居梁宋時的作品。

詩是從自敘寫起的，自敘又包括了兩部分內容： 西入長安的經歷和東歸后的躬耕生活。前者主要從政治抱負和實際遭遇落筆，“二十解書劍”，年輕氣盛，文武雙全，當然會自信 “屈指取公卿”了。來長安看到的是： “國風沖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環宇”，國家風教遠播，勝過了三皇五帝，朝廷教化，遍及于四海八荒。這確實是一幅 “開元盛世”的局面。但緊接著的下兩句，卻同這個盛世有些不對味： “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既然是盛世，怎么美玉珍寶都賞給了親近的臣子，怎么布衣卻沒有入仕的機會?這個明主究竟明不明，盛世到底盛不盛，看來頗有些成問題哩! 其實，這四句，正是寫出了開元盛世的兩個側面，表面上社會安定，歌舞升平，實際皇帝已開始疏于政事，統治集團日見腐化。高適以詩人的敏感直覺地把握到這兩個側面，為我們留下了一幅當時社會的真實畫圖。在這種情況下，布衣憑 “書劍”本領入仕已經很難，那就歸來吧，一個 “歸來”，自然過渡到東歸后的躬耕生活。西去的結果是 “窮” (不能顯達) ; 東歸的現實則是 “貧” (生計艱難)。“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這四句，一句一意： 無負郭，家無良田; 非吾土，漂泊他鄉; 歲不登，收成不好; 心長苦，心情苦悶。“雁池垂釣”，又暗用姜太公 “渭水垂釣”之典，暗示自己不僅有生計的艱難， 還有不得仕進的苦悶。 這樣， 就自然把西去與東歸兩段生活經歷統一了起來。而通過以上的描述，一個既窮且貧，既仕途失意又生活潦倒的詩人形象也就站了起來。

既然這樣既窮且貧，失意潦倒，那“世人遇我同眾人”也是十分自然的了。但是，韋參軍卻迥異于眾人，“唯君于我最相親”。這兩句，承上啟下，從承上看，前面那么多自敘身世，正是為了反襯出在這種失意潦倒的境況下韋參軍友誼之可貴。入仕無門，生活艱難，世人冷眼，只有韋參軍那“最相親”的友誼，才撫慰著詩人那顆寂寞孤苦的心。從啟下看，這又自然從自敘過渡到寫詩人與韋參軍的交往。“目喜百年見交態，未嘗一日辭家貧。”先贊揚朋友的為人，自己是既窮且貧，韋參軍看來也不富裕，但還經常接濟自己，從未以家貧為借口推辭過，這真是相濡以沫，憂患與共啊。接著寫兩人交往之樂。“彈棋擊筑白日晚”，舉兩事寫一日之樂; “縱酒高歌楊柳春”，再舉兩事寫一季之樂。日夕相處，既游且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哪還管他什么 “公卿”、“世人”，哪還管他什么“非吾土”、“歲不登”!

這樣的友情，這樣的歡樂，歡娛還未盡呢，卻偏偏又面臨離別，這也太令人不堪了，難怪詩人要“惆悵驚心神”了。這又是一個強有力的反襯，濃墨重彩寫友情之可貴，相聚的歡娛，正是為了襯出分散離別之不堪，之“驚心神”的痛楚。但是，痛盡管痛，別還是得別，只好強為歡顏，勸慰朋友： “丈夫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淚沾衣巾。”

通觀全詩，它主要不是在離別的現時情景上作文章，它不去渲染灞橋柳色，渭城朝雨，它主要是在別情之難堪上作文章。這別情之難堪又正面著墨不多，而主要是從反面通過兩層襯托，先自敘自己的失意潦倒，以反襯出友情之可貴，相聚之歡樂，由友情可貴，相聚歡樂再反襯出離別分散之“驚心神”。這樣，前面的全部描寫都有了歸宿，都是為寫別情之難堪服務的。而也正因為是從反面落筆遠遠寫來，詩就不限于僅僅寫別情，而是在其中涉及到入仕的受挫，躬耕的困苦，世情的淡薄，既寫了自己的身世，又從側面反映出那個有些成問題的開元盛世的現實，而這些內容又全部反跌到寫友情、別情上。這樣，寫別情又不限于別情，不限于別情又仍是寫別情，一而能多，雜而不亂，寓多樣于統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