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陵叟》

白居易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牓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租稅，這是封建地主政權剝削人民的主要手段。白居易從 “補察時政”、“救濟人病” 的角度所寫的 “諷諭詩” 中，有好些篇涉及租稅問題。《昆明春》 的結尾說： “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里休稅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在一千數百年以前的封建社會里竟敢提出對全國人民免收租稅的主張，其進步性是不容低估的。然而實際上，統治者在農民遭受嚴重天災的情況下仍要橫征暴斂，何況平時?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 (803) 春夏大旱，長安一帶發生饑荒。京兆尹李實不但不設法救濟，反而向皇帝報喜，說什么 “今年雖旱，谷田甚好”; 照樣勒索租稅，逼得人民賤賣田產。有個叫成輔端的藝人編唱民歌來反映人民的苦難，其中一首是： “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賤田園?一頃麥苗五石米，三間堂屋二千錢。” 李實大怒，竟將這位藝人活活打死。做監察御史的韓愈上疏請求緩征租稅、罷除“宮市”，被貶為連州陽山 (今廣東陽山縣) 令。這時候，白居易正在長安做校書郎，寫了那首揭露 “宮市” 罪惡的 《賣炭翁》。唐憲宗元和三年 (808) 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長安周圍 (所謂 “京畿”) 和江南廣大地區，都遭受了嚴重旱災。這期間，白居易新任左拾遺，他并沒有因為成輔端的被打殺和韓愈的被貶謫而畏葸不前，而是以一個言官的身份，上疏陳述民間疾苦，請求 “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唐憲宗總算批準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罪己詔; 但實際上不過是搞了個籠絡人心的騙局。為此，白居易寫了兩首詩，就是 《秦中吟》 中的《輕肥》 和 《新樂府》 中的這首 《杜陵叟》。

《輕肥》 和 《杜陵叟》 寫的是同一旱災，但表現方法不同。前者在“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的背景上勾出了一幅“大夫”、“將軍” 們酒池肉林的歡宴圖。后者則在禾穗青干，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現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 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 “典桑賣地納官租”; 接著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里胥” 才慢慢騰騰地來到鄉村，宣布“免稅” 的 “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

詩人說他的這首詩是“傷農夫之困” 的。“杜陵叟” 這個典型所概括的，當然不止是 “杜陵” 一地的 “農夫之困”，而是所有農民的共同遭遇。由于詩人對“農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 “杜陵叟” 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 “長吏”：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作為唐王朝的官員，敢于如此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的勇氣。而他塑造的這個“我”的形象，在中唐及其以前的詩歌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它因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反抗精神而閃耀著永不熄滅的藝術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正面寫“長吏”，只用了兩句詩，但由于先用災情的嚴重作鋪墊，后用 “我” 的控訴作補充，中間又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所以著墨不多而形象凸現，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 農民遭災，卻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現實以博取皇帝的歡心，這不是很有典型性嗎?“明知”夏秋顆粒未收，農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卻硬是“急斂暴征求考課”，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嗎?

從表面上看，詩人鞭撻了 “長吏”和 “里胥”，卻歌頌了皇帝。然而把全詩作為有機的整體來考察，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對于“長吏” 的揭露，集中到 “求考課”; 對于 “里胥” 的刻畫，著重于“方到門”： 顯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課”者，考核官吏的政績也。既然“長吏” 們 “急斂暴征”是為了追求在 “考課” 中名列前茅，得以升官，那么“考課”的目的是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方”者，才也。“里胥”有多大的權力，竟敢等到 “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后“方到門”來宣布“免稅” 的 “德音”，難道會沒有人支持嗎?事情很清楚： “帝心惻隱”是假，用 “考課” 的辦法鼓勵各級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這就是問題的實質。詩人懷著“傷農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過典型性很強的藝術形象暴露了這一實質，是難能可貴的。

事實上，當災荒嚴重的時候，由皇帝下詔免除租稅，由地方官加緊勒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乃是歷代統治者慣演的雙簧戲。蘇軾在 《應詔言四事狀》 里指出 “四方皆有 ‘黃紙放而白紙催’之語”(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兩類： 重要的用白麻紙寫，叫 “白麻”; 一般的用黃麻紙寫，叫 “黃麻”。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后，范成大在 《后催租行》里所寫的 “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在 《農桑》里所寫的“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稼租”，就都是這種雙簧戲。而白居易則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這種雙簧戲的現實主義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