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原文與賞析

杜審言

今年游寓獨游秦，愁思看春不當春。

上林苑里花徒發，細柳營前葉漫新。

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

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

律詩在唐代定型，而七律的形成，較五律為晚。初唐四杰及陳子昂，皆有成熟的五律佳構，然于七律則無甚創作。“唐七言律自杜審言、沈佺期首創工密” (胡應麟《詩藪》)，《春日京中有懷》就是這樣的首開風氣的杰作。杜審言乃日后大名鼎鼎的詩圣杜甫的祖父，著名的“文章四友”之一。他與沈、宋同時，而更具個性，恃才傲物近于放誕。曾大言“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又曾嘲戲前往探病的宋之問等說：“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但恨不見替人也。” (《新唐書·本傳》)這種自命不凡的豪爽性格，其遺傳因子后來在杜甫身上大發異彩。詩如其人，這首七律也反映了作者人格的光輝。

《春日京中有懷》即春日在京城長安有懷洛陽。蓋唐代的長安是京都，洛陽為東都。武則天執政時，除大足元年(701)十月至長安三年(703)九月一度還京外，長期居住洛陽。杜審言一生也基本上在東都供職，其生地鞏縣亦在洛陽附近，故對其有深厚的故土之戀。此詩當是公元七○二年或七○三年春天扈從武則天去長安期間所作。

詩的前四句寫此次寓居長安(古屬秦地)之無聊，乃至時逢春至也沒有好心情。蓋審言仕途并不平坦，長期任職卑微，所謂“載筆下寮，三十余載”，即在內任職，其位也遠在“四友”中其他三人之下。這次扈從長安，想也是跑跑龍套，屬于幫閑之列，身邊又沒有情親至友，不免有些寂寞。這或許是過去沒有過的，或感覺不深的，所以劈頭便說“今年游寓獨游秦”，很不是個滋味，于“獨”字見意。春來景物鮮奇，長安尤稱富麗，正該是“春城無處不飛花”的時節。可在興致不佳之際，戴上“愁思”的有色眼鏡，就全然不是那么回事。“看春不當春”五字，語拙而意妙，既是以我觀物的主觀感覺，又表現出一種怨艾和無可如何的情態。以詩人慣用的語言來說，便是“造化小兒”故意相苦，使我損失了一個難得的春天，豈不可惡!

三四句緊承此意，“不別換筆，只一直寫曰：花亦不當花，柳亦不當柳。” (《金圣嘆批唐詩》) “上林苑”本漢代宮苑名，這里用指唐時長安宮苑。詩人隨駕，故能見宮苑花發。“細柳營”為漢將軍周亞夫屯軍之地，在渭水北岸。春來楊柳新綠，在長安遠眺亦可盡收眼底。宮花岸柳，本是賞心悅目的春色，但愁思之際，反覺惱人。“徒”字、“漫”字，十分準確地傳達了這種百無聊賴的沮喪之感，這和一般所謂的“傷春”不同，沒有那樣悲痛，卻更讓人氣悶，更讓人惆悵莫名。

后四句一轉，寫懷念洛城風日，引出無限歸思和遐想。佳節思親是客居中的常情，在極度無緒之中，詩人閉上了眼睛，仿佛回到了洛陽，目睹那里的故人盡興游春的情景： “公子南橋應盡興，將軍西第幾留賓。”這“應”與“幾”，都表著懸揣的語氣。“南橋”指洛水上的天津橋風景點，“西第”借漢代為大將軍的梁冀所起第宅(馬融有《大將軍西第賦》)，指洛城豪華的樓堂館所，這兩個具有地方色彩的辭藻，可以引起多少遐想!而句中又暗用《史記·游俠列傳》中典故，即漢代陳遵豪爽好客，每逢大醉，必強行扣留客人車轄，使其不能中途退席。所以“留賓”一辭，也有“盡興”的意味。詩人想象中的洛城故人游春宴樂越是熱烈快活，越是盡興，就越反襯得他本人獨游于秦的乏味。同時也暗示南橋西第今春“少一人”的遺憾，表現出一種艷羨得近乎妒嫉的情緒。所以金圣嘆一針見血地評道： “南橋公子，今雖盡興，西第將軍，已自留賓。然我今不與，便都不算。一齊寄語，都要重還。”可見主觀情緒的強烈，是此詩一個顯著的特點。

不過最后兩句，詩人并不是直接寄語“公子”，寄語“將軍”，而是“寄語洛城風日”。直接和大自然對話，便把自然人格化了，而且充滿詩味，表現出詩人對洛城春色愛戀之深。愛之深而盼之切，故作嗔怪語、無賴語： “寄語洛城風日道，明年春色倍還人!”真是異想天開，向大自然要求賠償損失。即：今年不作數的春天，到明年定要加倍還我!結尾兩句，既樂觀天真，又幽默風趣，居然將先前的愁云，一掃而光。毛澤東詠道：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本詩篇末結句之妙，正在于它的高瞻遠矚，放眼未來，使意境得到升華，使讀者為之感奮。胡應麟標為七律結句范例，誠非虛譽。

此詩意境渾厚，結構謹嚴，可謂篇法圓緊。八句緊緊圍繞一個春天的心理上的得失交戰來寫。從今年失一春，寫到明年倍還春。如空際行云，大河流水，一氣呵成，而有頓挫抑揚之妙。檢討少陵詩律，可悟淵源所自，難怪他道“詩是吾家事”、“吾祖詩冠古”，過情之語，又非一味浮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