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
“三”字尤應三筆殊,須知莫類算盤珠;
縱教舉世無人賞,付與名山亦自娛。
馬敘倫(1884—1970),字夷初,一作彝初,號寒香、石屋老人,別署嘯天生,浙江余杭人。現代著名的民主人士、學者。同盟會會員。曾任上海《國粹學報》等報編輯,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民國政府教育部次長。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生平于文字、金石、訓詁及老莊哲學、詩詞等皆有著述,有《石屋余沈》、 《石屋續沈》等。數十年臨池弄翰,雖為余事,卻深得世人好評,書風清勁秀麗,超逸繩檢,尤以小楷行書為最佳。1964年人民美術出版社曾影印線裝本《馬敘倫墨跡選集》。
這首七絕選自馬敘倫的《石屋余沈·論書絕句》。先生在詩前寫道: “余自幼好書,垂老得法,廿六年丁內艱,讀禮之暇,成論書絕句二十首。”說明詩作于1937年。
首句由宋朝米芾語而來。殊,不同。米芾《自敘帖》云:“又筆筆不同, ‘三’字三畫異,故作異;重輕不同,出于天真,自然異。”第二句又用一典,為東晉王羲之名言: “夫欲書者,先干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孝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齊平,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題衛夫人<筆陣圖>后》)兩句連用兩典,既構成了詩句內在的邏輯關系: “三筆殊”是為了“莫類算盤珠”;又道出了兩典的淵源關系: 米芾之說出自書圣王羲之。
“三”是由相同筆畫多次重復所構成的單字,用它來揭示書法藝術形式美的原理是再恰當不過的了。藝術形式美的規律告訴人們,和諧是雜多的統一,是不協調因素的協調。唐孫過庭《書譜》就說,書法的筆畫結構應該“數畫并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言以蔽之,就是應該體現“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的美學要求。歷代書訣也有“點不變,謂之布棋;畫不變,謂之布算”之說。以“三”字為例,如果三畫重復而雷同,平直相似,就像布籌一樣,這就導致統一有余而缺少雜多,就不可能構成書法藝術的形式美。所以,唐太宗《筆法訣》說,三橫平列,應“上平,中仰,下覆”。這雖不能奉為模式,卻說明應該“‘三’字三畫異”。書法創作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三個橫畫有了或仰或覆、或重或輕、或長或短、或粗或細等等殊異,統一中也就有了多樣,協調中也就有了不協調,極簡單的三畫也就體現出“其形各異”, “為體互乖”,如是, “和而不同”的結體美也就誕生了。
藝術形式美的多樣統一律,不但適用于書藝的筆畫結體,而且適用于書藝的章法布白。王羲之的《蘭亭序》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典型。唐何延之《蘭序記》寫道:《蘭亭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 ‘之’ 字最多,乃有二十許個,變轉悉異,遂無同者”。試看該帖,一個個不同的“之”字和其他形體各異的字,猶如閃爍著不同光亮的星星,參差布落在夜空的天幕上,令人贊嘆不已。這類高度體現藝術形式美規律的法書,就截然不同于類乎刻版印刷術的那種“算子書”了。書法作品一旦達到這一高度,就會“縱教舉世無人賞,付與名山亦自娛”了。
馬敘倫在這最后一句中,又用了“藏之名山”一典。名山,深山、大山。漢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說: “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意思是我寫成“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即使當世無人欣賞,但把它收藏于名山,可以留著傳給和自己心意相同的人,也就是說,總有知音會了解我的作品的。馬敘倫化用這一典故,用以說明體現了多樣統一律的書法作品,即使“舉世無人賞”,也可付與名山,將來總會遇到知音。
馬敘倫詩的第四句,還揭示了書法美乃至一切藝術美的另一規律,即功能上的“自娛”性。關于藝術美的自娛性,歷來有事實為證。例如繪畫,元代倪云林在《答張藻仲書》中說:“仆之所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再如園林,宋代司馬光在洛陽有“獨樂園”,清代北京有“自怡園”。說到音樂,唐代酷好彈琴的白居易在《好聽琴》詩中寫道: “一聲來耳里,萬事離心中……尤宜聽三樂, 安慰白頭翁。”再說到篆刻,明代萬壽祺《印說》寫道: “予少時好書篆,弄印以為戲……”清鄭文焯在印款中也寫道: “余齠齔嗜游刃,刻木石作字,或作畫以為戲。”至于書法,宋代文豪歐陽修在《試筆·學書為樂》中說,學書“亦自是人生一樂”……這類事實均足以說明:包括書法在內的藝術美雖有其種種重要的社會功能,但以美自娛的功能也不容忽視。馬敘倫“付與名山亦自娛”一句,把書法美的這一功能提得更為明確,這是他長期學書經驗的結晶。今天,社會上除了長期從事書法創作的專家而外,還有廣大的書法繪畫業余愛好者,其中包括齠齔少年乃至白頭老翁,他們所形成的方興未艾的書畫熱,也離不開藝術美的自娛性,這是被事實所雄辯地證明了的。
“縱教舉世無人賞,付與名山亦自娛”一聯,不但揭示了書法創作的自娛性,而且表現了馬敘倫對于自己書法的自信心。馬敘倫的書法淵源有自,由唐入魏晉,再溯先秦,其書作還體現了他的其他藝術主張: “書法要拙中生美”, “作書不貴形似”……他與沈尹默互評書法說: “尹默于書,正清代所謂三考出身”, “余則若清之大科耳”。由此他十分自信:“余書亦不入某家牢籠,出入自由,今雖無成,不敢自菲,假我以年,闊步晉唐,或有望耳。” (以上均見《石屋余沈》)其詩句中所洋溢的自豪感正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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