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并非閑話》原文與賞析

凡事無論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覺。即如這一回女子師范大學的風潮，我因為在那里擔任一點鐘功課，也就感到震動，而且就發了幾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報副刊》上。自然，自己也明知道違了“和光同塵”的古訓了，但我就是這樣，并不想以騎墻或陰柔來買人尊敬。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很覺得有些稀奇。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頁上目錄已經整齊(初版字有參差處)，就證明著至少是再版。我想：為什么這一期特別賣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內容改變了么?翻開初版來，校勘下去，都一樣;不過末葉的金城銀行的廣告已經杳然，所以一篇《女師大的學潮》就赤條條地露出。我不是也發過議論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來是贊成楊蔭榆校長的，和我的論調正相反。做的人是“一個女讀者”。

中國原是玩意兒最多的地方，近來又剛鬧過什么“琴心是否女士”問題，我于是心血來潮，忽而想： 又搗什么鬼，裝什么佯了?但我即刻不再想下去，因為接著就起了別一個念頭，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愿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覺舒暢。這種思想是卑劣的;我太多心了，人們也何至于一定用裙子來做軍旗。我就將我的念頭打斷了。

此后，風潮還是拖延著，而且展開來，于是有七個教員的宣言發表，也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報》上，其中的一個是我。

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三十日發行(其實是二十九日已經發賣) 的《現代評論》上，西瀅先生就在《閑話》的第一段中特地評論。但是，據說宣言是“《閑話》正要付印的時候”才在報上見到的，所以前半只論學潮，和宣言無涉。后來又做了三大段，大約是見了宣言之后，這才文思泉涌的罷，可是《閑話》付印的時間，大概總該頗有些耽誤了。但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那么，足見這是一段要緊的 “閑話”。

《閑話》中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 所以他只在宣言中摘出“最精彩的幾句”，加上圈子，評為“未免偏袒一方”;而且因為“流言更加傳布得厲害”，遂覺“可惜”，但他說“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這些話我覺得確有些超妙的識見。例如“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又如一查籍貫，則即使裝作公平，也容易啟人疑竇，總不如“不敢相信”的好，否則同籍的人固然憚于在一張紙上宣言，而別一某籍的人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這些“流言”和“聽說”，當然都只配當作狗屁!

但是，西瀅先生因為“未免偏袒一方”而遂嘆為“可惜”，仍是引用“流言”，我卻以為是“可惜”的事。清朝的縣官坐堂，往往兩造各責小板五百完案，“偏袒”之嫌是沒有了，可是終于不免為胡涂蟲。假使一個人還有是非之心，倒不如直說的好;否則，雖然吞吞吐吐，明眼人也會看出他暗中“偏袒”那一方，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和卑劣。宣言中所謂“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者，似乎也就是為此輩的手段寫照。而且所謂“挑剔風潮”的”流言”，說不定就是這些伏在暗中，輕易不大露面的東西所制造的，但我自然也“沒有調查詳細的事實，不大知道”?？上У氖俏鳛]先生雖說“還是不信”，卻已為我輩“可惜”，足見流言之易于惑人，無怪常有人用作武器。但在我，卻直到看見這《閑話》之后，才知道西瀅先生們原來“常?！甭牭竭@樣的流言，并且和我偶爾聽到的都不對?？梢娏餮砸灿蟹N種，某種流言，大抵是奔湊到某種耳朵，寫出在某種筆下的。

但在《閑話》的前半，即西瀅先生還未在報上看見七個教員的宣言之前，已經比學校為“臭毛廁”，主張“人人都有掃除的義務”了。為什么呢?一者報上兩個相反的啟事已經發現;二者學生把守校門;三者有“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但這所述的“臭毛廁”的情形還得修改些，因為層次有點顛倒。據宣言說，則“飯店開會”，乃在“把守校門”之前，大約西瀅先生覺得不“最精彩”，所以沒有摘錄，或者已經寫好，所以不及摘錄的罷?，F在我來補摘幾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顰——

……迨五月七日校內講演時，學生勸校長楊蔭榆先生退席后，楊先生乃于飯館召集校員若干燕飲，繼即以評議會名義，將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揭示開除，由是全校嘩然，有堅拒楊先生長校之事變。……”

《閑話》里的和這事實的顛倒，從神經過敏的看起來，或者也可以認為“偏袒”的表現;但我在這里并非舉證，不過聊作插話而已。其實，“偏袒”兩字，因我適值選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厭觀，倘用別的字，便會大大的兩樣。況且，即使是自以為公平的批評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長同籍貫，或是好朋友，或是換帖兄弟，或是叨過酒飯，每不免于不知不覺間有所“偏袒”。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但當侃侃而談之際，那自然也許流露出來。然而也沒有什么要緊，局外人那里會知道這許多底細呢，無傷大體的。

但是學校的變成“臭毛廁”，卻究竟在“飯店招集教員”之后，酒醉飯飽，毛廁當然合用了。西瀅先生希望“教育當局”打掃，我以為在打掃之前，還須先封飯店，否則醉飽之后，總要拉矢，毛廁即永遠需用，怎么打掃得干凈?而且，還未打掃之前，不是已經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糞便增光，蛆蟲成圣的，打掃夫又怎么動手? 姑無論現在有無打掃夫。

至于“萬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實在是斬釘截鐵的辦法。正應該這樣辦。但是，世上雖然有斬釘截鐵的辦法，卻很少見有敢負責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說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卻以局外人自居;滿肚子懷著鬼胎，而裝出公允的笑臉;有誰明說出自己所觀察的是非來的，他便用了“流言”來作不負責任的武器：這種蛆蟲充滿的“臭毛廁”，是難于打掃干凈的。丟盡“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態，現在和將來還多著哩!

五月三十日。

【析】 二十年代中期，在圍繞著北京女師大風潮所展開的嚴峻斗爭中，資產階級文人陳西瀅以《現代評論》為陣地，用寫作《閑活》的形式，詆毀學潮，中傷魯迅，為反動勢力張目。他散布流言蜚語卻又故作“中庸”之狀。魯迅與之針鋒相對，寫了一批犀利深刻的雜文，給予無情揭露與有力批駁?！恫⒎情e話》即是其中一篇頗具特色的論辯性雜文。

同敵手論戰，魯迅認為，與其辯誣，不如別辟蹊徑，給論敵以猝不及防的沉重打擊。《并非閑話》即是如此。面對陳西瀅在《粉刷毛廁》這篇“閑話”中的攻訐誹謗，魯迅不予置辯，而是著意于審“丑”觀照中，將叭兒文人的卑劣行徑攝入筆端，通過藝術“曝光”，予以再現，從而克敵制勝。其藝術表現手法多樣。

首先，就近取譬，類比映照，諷喻論敵。《并非閑話》的“由頭”(即開端)匠心獨運，并未先拋論敵，樹立靶子。而是采用 “題外話”方式，從《現代評論》 第一卷第十五期的再版與賣送談起，由遠及近，以虛帶實，切入本題。5月12日，魯迅在 《京報副刊》 上“發了幾句感慨”①，為學生申張正義。時隔三四天，便“忽然接到一本《現代評論》十五期”。這期刊物系新印再版，且“特別賣的多，送的多”，使人頓生疑竇。經?？?，它與初版顯然不同處，只是去掉了末葉的廣告，使 《女師大的風潮》這篇 “贊同楊蔭榆校長” 的文章“赤條條地露出”。而 “做” 文者未署真名，“送” 刊者也隱匿了身份。這段敘中帶刺的文字，于隱約其詞中示諭人們：身居黑幕的“幫閑文人”不過是心懷叵測、怕見光明的 “鬼蜮”。作者由此聯想到 “琴心女士”②的丑聞，以此類比，緣事生議，佯裝搗鬼乃“正人君子”慣用的伎倆。然后由此及彼，筆鋒直刺論敵，“想到近來有些人，凡是自己善于在暗中播弄鼓動的，一看見別人明白質直的言動，便往往反噬他是播弄和鼓動，是某黨，是某系”。其靈魂之卑劣，“正如偷漢的女人的丈夫，總愿意說世人全是忘八，和他相同，他心里才覺舒暢”。《并非閑話》的 “由頭”取類設喻，以 “丑”為鏡，使陳西瀅的“二丑”本相已露端倪。文章起始即先發制人，將論敵置于狼狽境地，為論辯的有力展開積蓄了文勢。

其次，描繪特征，揭開假面，示其本相。《并非閑話》對“丑”的否定性觀照，不重在外形，而是著力描繪與揭示其荒謬可憎的表現特征，活畫出“叭兒文人”的丑惡靈魂。

表征之一： 曲折吞吐，欲蓋彌彰。五月二十七日，魯迅邀集六名教員，聯名發表了支持女師大風潮的《宣言》。僅過兩天，陳西瀅抨擊學潮，中傷魯迅的 《閑話》也見諸《現代評論》。魯迅不無揶揄地指出：“這回的反響快透了”。一個“快”字，形象地再現了陳西瀅那急不可奈的“幫閑”心態。為了掩蓋本相，《閑話》閃爍其詞，煙罩霧繞：《閑話》正要付印時，才在報上看見《宣言》。魯迅一眼洞穿，這是障眼法，并給以剔膚見骨地剖析?！堕e話》 以洋洋三段訾議 《宣言》，也是“文思泉涌”，有感而發。況且付印，“總該頗有些耽誤”，但出籠之快，是“后做而移在前面，也未可知”。由此足見，這并非局外人的閑談偶議，而是蓄意之作。陳西瀅急于為主人 “幫閑” 的丑態昭然若揭。

表征之二： 流言公論，貌似中庸。陳西瀅在 《閑話》中施放暗箭，誣陷魯迅，卻又故作敦厚：“還是不信我們平素所很尊敬的人會暗中挑剔風潮”，但“宣言一出”，流言更甚，很覺可惜。魯迅高屋建瓴，洞幽燭微，抓住敵論的要害是流言公論，貌似中庸。由是“伺隙乘虛”③砉然一擊。因聯名發表 《宣言》 的七人中，有六人都是浙江人和北大國文系教授，陳西瀅便以“某籍某系”影射魯迅等人是結黨營私，鼓動風潮，傳布流言。魯迅就其荒謬邏輯，加以歸謬推論，陳氏與楊蔭榆同為無錫人，那么“也不便在暗中給同籍的人幫忙了”。僅此一例，寥寥數語，戳敵要害。陳西瀅自以為鋼鞭的“據說”，卻“只配當作狗屁!”《閑話》者，實乃流言也。而所謂“尊敬”、“可惜”這些堂皇之詞，所表白的不過是自己的陰險與卑劣。以流言公論為武器，正是陳西瀅“幫忙”嘴臉的自我暴露。

表征之三：顛倒是非，為虎作倀。大凡兩面派都慣用謠言惑眾的手法。陳西瀅也是如此。他詈責學生“鬧得太不象樣”，理由之一，是竟然出現了 “校長不能在學校開會，不得不借鄰近的飯店招集教員開會的奇聞”。魯迅以 《宣言》之摘錄舉證，怒而戟指，陳西瀅對“教育家在杯酒間謀害學生”④的丑惡與兇殘，視而不見，只字不提，反而顛倒事實，為 “屠夫” 粉飾。“偏袒”二字，恰好成了他的自我寫照。更甚者，陳西瀅 “比學校為 ‘臭毛廁’”，寄望于反動當局清除打掃“萬不可再敷衍姑息”。魯迅憤激難抑，外化為辛辣的反諷，將叭兒文人替主子嗅著味道，助紂為虐的“幫兇”面目昭示于眾。

文人“弄臣”，古已有之，而陳西瀅集幫閑、幫忙、幫兇三任于一身;其卑劣丑惡，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假面被揭原形畢露，陳西瀅喬裝打扮的“正人君子”相即刻崩毀，而他的流言公論也“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并非閑話》以“丑”為象的審美圖式，融情于事，結情為理，寓理于形。內在情思與外在形式的“異質同構”，將腐朽化為神奇。它既是戰斗的“匕首”或“投槍”，也是一朵溢香流彩的藝術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