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有美堂記》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于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志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

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后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沖、舟車之會而后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于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謂羅浮、天臺、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眾，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僣竊于亂世。及圣宋受命，海內

為一，金陵以后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凄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 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馀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可謂盛矣!

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廬陵歐陽修記。

《有美堂記》是一篇意蘊深遠、寫作上頗具特色的好文章，決非方苞等人認為的“隨俗應酬之作”。

姚鼐評此文云：“勢隨意變，風韻溢于行間，誦之鏘然。”指的是表現方法的豐富多樣和音調的鏗鏘。《有美堂記》長不足六百字，雖以議論為主，卻擺脫了一般議論文夾敘夾議僅采用兩種表現方法的束縛，而參以描寫、抒情等表現方法。如第三段金陵、錢塘風神即融合了抒情的對比描寫，深沉的議論意在言外，掀起了文章的高潮。確使文情得到尺幅千里、風韻迭出、勢隨意變、一浪更比一浪高的效果。

《有美堂記》章法極其嚴謹，思路和層次一絲不茍，無一敗筆、弱筆，具見大文學家認真寫作全力縛兔之狀。然而其章法又極靈活，“天上浮云為白衣，斯須變幻為蒼狗。”變幻多端，是這篇散文藝術表現方法上的主要特點。第一段揭示堂名和作記由來。宋仁宗《賜梅摯守杭州》詩首聯：“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有美堂”的“有美”二字，即取自皇帝賜詩的首句，州守梅摯建于吳山之巔、題名源于皇帝賜詩的“有美堂”，非同小可，兼又梅摯六、七次請求歐陽修作記。第一段文雖淡入，勢已陡起。第二段卻忽然宕開，把有美堂和杭州撇在一邊，以泛筆去寫“寬閑之野、寂寞之鄉”的遠處、大處——似與有美堂無干的處所。第三段先寫羅浮、天臺、衡岳、廬阜，寬闊的洞庭，險峻的三峽，這些號稱東南奇偉秀絕的地方，都在下州小邑、僻陋之邦，交通不便，生活條件艱苦，雖美而不樂。由聚而散，此是一變。看似散開，實際卻是與杭州(有美堂)作對比論證的第一步。接寫金陵(南京)和錢塘(即有美堂所在的杭州)，是散也是聚，并且是繼續對比論證的第二步。金陵過去雖美且樂，但經戰亂，頹垣廢址，荒煙野草，今非昔比。對比今日仍然美且樂的錢塘：“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余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可謂盛矣!”仍在對比，是散;從下州小邑、僻陋之邦轉到金陵、錢塘，是聚。但僅是聚的第一步，第四段由錢塘再聚到吳山有美堂，為聚的第二步。

文中賓主聚散之法，如暴風雨前的煙云，變化出奇，真有金圣嘆所謂“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文章聚焦到第四段末，點題：“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突出了吳山巔的有美堂，散而復聚，開而復合。歐陽修的另一篇名作《醉翁亭記》的寫景和抒情，也采用了類似的由散而聚的手法。

細味文章的意蘊，作者刻意描畫的顯然不是有美堂而在于杭州(錢塘)。吳山位于今杭州市區和西湖的南面。面北站在吳山之巔，向偏東西的方向遙望，城市和秀美的湖山“左右映帶”，“美且樂”的盛景盡收眼底。南望則可見“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云杳靄之間”的錢塘江壯觀。《有美堂記》是抓住了杭州的主要特點——湖山江海和城市緊密結合這一個性的。千年后的今日看來，這仍是杭州風光的主要特點。

《有美堂記》以議論為主，內容涉及五代時金陵因戰亂而殘破、錢塘因吳越王錢俶歸降趙宋而得保全的史實，并涉及由皇帝到地方官梅摯等時人，這其中決不會沒有深刻的寄寓。文中表達了愛國愛民的深沉思想感情，含蓄地表達了更其深沉的憂國憂民之情。

歐陽修是北宋著名文學家，同時又是政治家和史學家，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副職攝全國軍政。他情懷剛烈寬廣，在民族矛盾、階段矛盾日益尖銳的時代，一直關心國計民生，不求獨善其身。如向宋仁宗上書言事，曾有“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論按察官吏札子》)，“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論乞止絕河北伐民桑柘札子》)等語，表現出對宋朝統治者在遼和西夏等異族野蠻侵略之前一味退讓茍全和對內加劇剝削壓迫人民的不滿。慶歷五年(1045)新政失敗后，歐陽修被牽連誣告下獄，并屢遭貶。仁宗晚年服丹藥，溺深宮，大臣奏事，點頭敷衍。軍政加速腐敗。《有美堂記》作于仁宗嘉祐四年 (1059)，歐陽修這時已是思想成熟的晚年，幾年前被調回京城任翰林學士修史。時局每況愈下，歐陽修雖是一名貶官，但《有美堂記》的字里行間，愛國愛民的激情并未稍減。從東南風光奇偉秀絕的“下州小邑”到“富貴之邦”的金陵、錢塘，再到山水人物“一寓目而盡得之”的吳山有美堂。無論寫人狀物，評古論今，筆端無不處處有情。第五段評熱愛杭州筑有美堂的地方官梅摯道：“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說的是梅摯，其實也是歐陽修的夫子自道。愛國愛民既是如此深沉，面對著那樣的時局，就不可能不憂國憂民。《豐樂亭記》中“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的隱憂，《有美堂記》中，“今其民幸富完安樂”的錢塘，在戰亂中轉眼金陵一樣變作“頹垣廢址、荒煙野草”的亡國不祥預感，自然就更加深重了。可以說，南宋人“后死無仇可雪”的悲鳴，在《有美堂記》中已隱約顯露苗頭。

蘇洵稱歐文“紆余委備”。謝枋得則謂，“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鍔，韜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歐陽修的散文確重含蓄，意蘊深遠。言外之意豐富，往往使讀者如嚼橄欖，回味甚長。《有美堂記》即其一例。與“八大家”中韓、柳諸人一些痛快淋漓、辣味十足的文章相比，風格顯然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