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鑒賞《兩宋詞·王安石·浪淘沙令》王安石
王安石
伊呂兩衰翁①。歷遍窮通②。一為釣叟一耕傭③。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④。風虎云龍⑤。興王只在笑談中⑥。直至如今千載后,誰與爭功。
注釋 ①伊呂:伊,即伊尹,商初大臣。名伊,尹為官名。傳說是奴隸出身,曾傭耕于莘(今河南開封附近)。商湯取有莘氏之女,他作為陪嫁而歸商,后來受到湯王的重用,幫助商湯攻滅夏桀,成為開國功臣。呂,即呂尚,西周開國大臣。姜姓,呂氏,名望,字尚父,有“太公”之稱,俗稱姜太公。曾隱居垂釣于磻溪(今陜西寶雞市西南),后遇周文王,并協助武王滅商興周。②窮通:窮,困窘。通,通達,順利。③耕傭:受人雇傭,從事耕作,指伊尹曾為奴隸。④湯武:湯,即成湯,商朝的建立者。武,即周武王姬發,周朝的建立者。⑤風虎云龍:《易·乾》:“云從龍,虎從風,圣人作而萬物睹。”意為云從龍生,風從虎起,比喻明君得到賢臣,賢臣遇到明君。⑥興王:輔佐帝王,興邦立業。
柳蔭人物圖 【明】 鄭文林 日本私人藏
鑒賞 此詞為懷古詠史之作,具有較強的社會意義和政治色彩。關于該詞的寫作時間,有人認為寫于王安石拜相初期,借古喻今,以伊、呂自況,表現了詞人欲與伊、呂一爭高低的雄心壯志,并表達了自己對宋神宗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也有人認為是晚年閑居時所寫。我們采用后一種說法。
作為積極推行變法革新的政治家,王安石雖遭兩次罷相,退居金陵,但并未全然忘懷時事,正如他所說:“堯桀是非時入夢,因知馀習未全忘。”(《杖藜》)他常以周召、孔孟自比,曾說自己“達如周召,窮似丘軻”(《訴衷情》)。這首詞在對伊呂身遇伯樂的贊羨中,流露出自己從政失意后的壯志難酬和苦悶難遣之情。
詞的上闋追述伊尹、姜尚兩位中國歷史上最受推崇的賢相的窮通命運,發出英雄才士需遇明主而后能成事業的感嘆。伊尹曾為奴隸,“耕于有莘之野”(《孟子·萬章上》),呂尚曾為釣叟,垂釣于渭水之濱。他們遇到了商湯和周文王周武王,才從窮困潦倒轉而得以平步青云,實現平生志向。假如當時沒有這種際遇,英雄怕是任由白發蒼蒼,也永無用武之地了。
詞的下闋贊美伊尹、呂尚分別輔佐商成湯、周武王成就帝王大業的豐功偉績。作者稱羨伊、呂遇著明君,便能虎嘯生風,龍起云從,充分發揮其才能。君臣親善無間,談笑之間伊、呂便助君王成就了千年萬載的稀世之功。最后兩句作者感慨,千百年來無人能與伊呂爭功。言外之意深含對賢德明君的贊賞渴望。“直至如今千載后,誰與爭功”與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顯得同樣憂憤深廣。
據《宋史·王安石傳》記載,王安石早年即有“矯世變俗之志”。作為變法革新的積極推行者,王安石當然希望能通過統治者的支持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 清代張宗櫹《詞林紀事》引王士禛話說:“假使當時俱不遇,老了英雄,舒王自負語也。”他在詞中顯然以伊、呂自況,期望能像他們一樣有機會為國建功立業,干出一番事業。但兩次罷相的坎坷仕途經歷已使作者深受打擊。這種遭遇必然使作者對伊、呂能際遇明君,實現自己的志向羨慕不已。因此,對伊、呂二人的追憶,正是對現實明君的渴望。
全詞不是為懷古而懷古,而是借古論今,暗寓自己的感慨際遇,飽含作者的滿腔激情。宋王灼《碧雞漫志》云:“王荊公長短句不多,合繩墨處,自雍容奇特。”作者有感而發,率性任情,不作文字游戲,絕少艷詞麗句、兒女情態,多是描摹景色、抒發一己之感與懷古之嘆,具有鮮明的個性,往往會從自己的人生感受出發去深思歷史和現實,立意高遠而深刻。這與宋初一些無愁強說愁、雕琢堆砌的詞作,情趣迥異。從此詞也可以看出,詞的功能已經開始由娛酒佐歡向言志自娛轉變了,這也是詞風向詩風靠攏的標志之一。王安石這種以懷古為題而豪氣縱橫的詞作,不為音律、題材、格式等束縛,對后來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的豪放詞派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李飛躍)
鏈接 王安石的文章觀——“適用為本”。作為改革家的王安石,特別強調文學的經世致用,以“適用為本”作為他文學觀的核心。他在《上人書》等文中明確提出:“文者務為有補于世。”他把文辭比做器物上的“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雖然王安石也不完全否定文辭,但他還是明確地說:“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
王安石作詩喜翻案。王安石個性執拗,這一特點在作詩中也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特別喜歡在詩歌中翻案,許多詩歌還成為詩歌史上的名作,如他所作的《明妃曲》。歷史上詠王昭君和親這一題材的詩歌可謂多矣,但王安石在詩中為毛延壽翻案,說王昭君的悲劇并不是毛延壽所造成的,所謂“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詩歌最后以明妃的失意遭遇為主題,諷刺了君王的昏聵。又如《烏江亭》一詩,早在晚唐時期,杜牧已有《題烏江亭》一詩作出了翻案:“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王安石在杜牧的基礎之上又翻出新意,其中有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但也有故作翻案,反而弄巧成拙的,如他將南朝梁代王籍《入若耶溪》中的名句“鳥鳴山更幽”改成“一鳥不鳴山更幽”。
政事堂刻石。據王暐《道山清話》,宋太祖曾反對用南人為相,并親筆書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于政事堂上告誡子孫。真宗朝南人王欽若為相,吏輩移石他處。自神宗朝后南人王安石、蔡確、章惇相繼為相,刻石為人竊去,遂不知所在。又稱陶榖《開基萬年錄》《開寶史譜》等載其事甚詳,然書已皆亡。考宋太祖、太宗兩朝確無南人為相之例,故政事堂刻石之說歷來并無異說。然有學者認為,宋初無南人為相并不能證明刻石存在。太祖初期,國境未逾江南,先朝重臣和股肱心膂中有任宰相資格者,亦無南人在內。其后南土漸平,南人入朝者多為降臣,亦自無拜相立朝之理。至真宗朝,南人以科第起而積資可任宰相者漸有其人,北人因政治特權動搖,難免對南人側目,神宗朝,北人地位落于南人之后,王安石變法又廣致非議,故有人杜撰“刻石”之說,意在從根本上否定變法。因無更多史料為證,其真偽迄今無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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