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 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dāng)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jié)。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dāng)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①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②、八愷^③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兇小人之朋，而進(jìn)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④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⑤。”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后漢獻(xiàn)帝^⑥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⑦，及黃巾^⑧賊起，漢室大亂，后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⑨，漸起朋黨之論^⑩，及昭宗時⁽¹¹⁾，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¹²⁾，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xiàn)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注〕 ①共工、驩(huān歡)兜：古代傳說中的“四兇”，有四個惡人，共工、驩兜是其中的兩個，另外兩個是三苗和鯀(gǔn滾)。②八元：上古帝嚳(kù酷)的八位賢臣：伯奮、仲堪、叔獻(xiàn)、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元，賢良。③八愷(kǎi凱)：上古顓頊(zhuān xū專須)的八位賢臣：蒼舒、隤敳(tuī āi推哀)、梼戭(táo yín桃銀)、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dá)。愷，和善。八愷、八元均見《左傳·文公十八年》，稱“舜臣堯，舉八愷、八元”。④皋、夔、稷、契(xie謝)：都是舜時賢臣。其中皋陶(yáo搖)掌管刑獄，夔掌音樂，稷為農(nóng)官，為周朝始祖，契為商朝始祖。⑤“紂有臣”四句：引自《尚書·泰誓》篇，為周武王會師孟津(今屬河南)大舉伐紂時所作。⑥后漢獻(xiàn)帝：劉協(xié)，東漢亡國之君。所引黨人事件發(fā)生在桓帝、靈帝時期，“獻(xiàn)帝時”，當(dāng)是作者誤記。⑦黨人：指東漢桓、靈二朝發(fā)生的黨錮之禍。漢桓帝劉志(147—167)時，李膺、陳蕃等官員聯(lián)合太學(xué)生領(lǐng)袖郭泰、賈彪等反對宦官專權(quán)，被誣為“誹訕朝廷”，下獄治罪。漢靈帝劉宏(168—184)時，捕殺李膺、杜密等百余人，株連近千人，史稱“黨錮之禍”。⑧黃巾：東漢末年張角等領(lǐng)導(dǎo)的農(nóng)民起義，以黃巾裹頭為標(biāo)志，史稱“黃巾起義”。⑨唐之晚年：指唐穆宗李恒(821—824)至唐宣宗李忱(847—859)時期。⑩漸起朋黨之論：指唐穆宗時牛僧孺與李德裕各為一方的朋黨之爭，史稱“牛李黨爭”。這一黨爭延續(xù)到文宗李昂(827—840)、武宗李炎(841—846)、宣宗李忱幾朝，歷時近四十年之久 (11)及昭宗時：昭宗李曄(889—904)為昭宣帝之誤。(12)“盡殺朝之名士”二句：唐昭宣帝天祐二年(905)，李振唆使朱全忠殺死朝臣裴樞等七人，李振說：“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文中“昭宗時”，系作者誤記。

【鑒賞】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執(zhí)政，推行政治改革，史稱“慶歷新政”。朝廷內(nèi)部的保守派強烈反對新政，以“朋黨”之名傾陷范仲淹、富弼等人。慶歷四年(1044)，范仲淹、富弼等先后離朝外放，新政失敗。歐陽修是新政的積極支持者，在朋黨之說紛然的情勢下，他寫了這篇有名的奏章。

作者針對統(tǒng)治者下詔戒止臣下結(jié)為朋黨和客觀上存在朋黨的現(xiàn)實，在文章中不是否認(rèn)朋黨的存在，而是著重申說朋黨的君子、小人之別。他先從社會發(fā)展的事實立論：“朋黨之說，自古有之”。證明朋黨的存在有其歷史的依據(jù)，同時也為下文征引史實下一伏筆。接著大筆一振，鮮明地提出：“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從政治角度闡明君主辨清朋黨的君子、小人之分是極為重要的關(guān)鍵。隨后，作者概括指出“同道”與“同利”是君子、小人之朋的根本區(qū)分所在，這是從正面闡說;筆鋒一轉(zhuǎn)，作者又翻進(jìn)一層，論述小人實際上無朋，君子才能有朋，這一點遠(yuǎn)遠(yuǎn)超出一般的朋黨之說。范仲淹曾對宋仁宗說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圣上鑒辨之耳!”(見《范文正公年譜》)范仲淹所講的朋黨邪正之分，也就是歐陽修所說的君子、小人之別，這是兩者之所同。但歐文并不停留在這一步，而是揭示出“道”和“利”是區(qū)分朋黨邪正和君子、小人之別的要素，并在此基礎(chǔ)上深一層剖析：小人、邪者以“利”相結(jié)，同“利”則暫時為朋，見“利”則相互爭競，“利”盡則自然疏遠(yuǎn)或互相殘害，從實質(zhì)上看，小人無朋;與此相反，君子之朋以“道”相結(jié)，以道義、忠信、名節(jié)為重，同道、同德，自然同心，從這一意義上看，君子之朋才是真朋。兩者對比鮮明，自然得出“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的結(jié)論，論證十分有力，同時帶起下面一大段文字。

文章的第二大部分，廣泛列舉史實，從各方面論證用君子之真朋則國興，用小人之偽朋則國亡。對上文開頭的“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是遙相呼應(yīng);對上文結(jié)尾的“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是有力的補充和論證。文中援舉堯時退四兇小人之朋，進(jìn)八元、八愷君子之朋，使天下大治;舜連用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君子之朋，天下也隨之大治。這些都屬正面引用，闡明天下大治，必須退小人之朋，而進(jìn)君子之朋。接著援舉紂有臣億萬，但各懷異心，實際上是無朋，紂正因此亡國;周武王有臣三千，同道、同心，自然也就同力，實際上是一大朋，周正因此興國。正反引用，加強對比，闡明小人無朋，君子有朋，有關(guān)國家興亡。最后，再以東漢桓、靈時的黨錮之禍、晚唐昭宣帝時朱全忠殺害名士的史實，引用反面例證，闡明迫害殘殺君子之朋導(dǎo)致亡國的歷史教訓(xùn)。作者或正，或反，或正反對比，反復(fù)論述君子、小人之朋的進(jìn)退關(guān)系到國家的治亂興亡，舉證多樣，剖析精當(dāng)。

全文的第三部分，在大量援引歷史例證的基礎(chǔ)上，著重闡述迫害君子之朋則國亡，信用君子之朋則國興的意旨。先緊接上文，從殷紂使人異心，漢末禁絕善人為朋，晚唐誅戮清流名士等反面史實，作出“皆亂亡其國”的結(jié)論。然后，以舜能明辨，信任君子之朋，周能廣用、重用君子之朋的正面史實，指出舜因此稱為圣者，周因此興國的結(jié)果。全文至此，作一收束。結(jié)尾“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二句，揭明題旨，與文章開頭的“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幾句相呼應(yīng)，作者的鑒古說今的用意得到充分的強調(diào)，具有令人心折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