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朱彝尊·雜詩》原文賞析

滔滔東流水，中有西上魚。素鬐揚洪濤，騰決勢有余。云霧生晦冥，川岳助吹噓。白龍未變服，胡然愁豫且。亮無圖南志，終返北溟居。

鶢鶋本大鳥，海處揚波濤。何意天風來，吹之入魯郊。鏘鏘鐘鼓鳴，昂首思扶搖。青云鎩其羽，烈風焚其巢。先時方笑言，后至斯號啕。

騏驥服鹽車，獼猴騎土牛。于心徒欲速，為計苦不周。白洋既覆粟，太行亦傾輈。擇術昧先幾，焉能獲所求。

順治十六年(1659)五月鄭成功、張煌言率七十萬水師挺進長江，是南明抗清戰事一大關鍵之役，東南反清復明之士所存一線希冀亦全存于此。其初，鄭、張水師進軍凌厲順速，一舉攻占鎮江、儀征，并圍南京而沿江深入蕪湖一帶，下江皖二省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震撼南北。當時確曾振奮人心，江東人士加額為之歡慶的。但由于鄭成功驕兵失策，坐失時機，形勢急劇變化，結果不得不敗退出海。這一來，清廷對東南的政局倒轉為牢牢把握，抗清反清人士元氣挫傷，緊接著清政府以“通海案”興大獄，在江、浙、皖三省大肆捕戮有關人物，江東抗清斗爭終于偃息。朱彝尊運用比興手法，借取舊典中神話故事寫成的《雜詩三首》即是深為鄭、張水師敗退而痛惜遺憾、哀傷懊恨之作，因而也就不能不對鄭成功輩的失誤有所譏諷。

三首詩都以擬喻先極寫其威榮勢張、足有余力，卻轉而失勢而落，但在揭示其之所以敗北時各有側重。

第一首最為極寫水師西挺時的盛況壯威。“素鬐揚洪濤”句形象地表現鄭成功率師服喪，祭孝陵，誓下金陵的威儀，這是一度震懾清廷，大慰人心之舉。所以“云霧生晦冥，川岳助吹噓”，天地也為之助威，江南上一片殺機，敵方為之變色。這大有天隨人意、天助人愿之勢呵，此舉當是順乎天意的。然而何以“騰決勢有余”的形勢、戰機，倏忽轉化了、敗退了呢?“亮無圖南志”，“亮”即“驚”，“實在”的意思。詩人說，實在是因缺乏一個全面整體的恢復計劃，于是一失良機，就全盤皆輸。“白龍未變服，胡然愁豫且”二句，用《說苑》典，“白友變服”是龍化為魚，“豫且”是漁夫。“未變服”是未化為魚，即未化魚，何必愁被漁夫所傷呢?這是批評鄭成功因為無整體考慮，對敵我雙方的力量缺乏充分估衡，所以該慮不慮，該斷不斷，猶豫失策，導致敗退。

第二首則著重表現鄭軍深入長江，圍困南京，正當“鏘鏘鐘鼓鳴，昂首思扶搖”，躊躇滿志之際，竟中了清江南總督郎廷佐的緩兵之計，結局是“鎩羽”、“焚巢”而敗去。為什么“思扶搖”之兵竟遭殺羽之禍呢?驕兵，驕兵必敗! “先時方言笑，后至斯號啕”這一“先”一“后”，充分寫出了毫無居安思危，勝時忘乎所以的心態。起先是太順利了，“何意天風來，吹之入魯郊”，“魯郊”借代江南。鄭、張水師在此之前已曾多次進入長江，均知難而退，也準備不足。這次卻起手很順利，“何意”二字抉示了一種意外感。這一意外的順當，恰恰伏下了粗疏大意、思慮不密的禍根。按當時有識之士的普遍看法，圍南京是大失策，也正好中了緩兵之計，殺了勇猛的勢頭。銳氣一失，必致敗北。圍南京是急于事功，只想親祭孝陵，以此號召天下，殊不知從全國戰略形勢看，這正犯了大忌。居下游是難以窺中原，也不可能與西南抗清武裝聯合溝通。這種失策顯然是“亮無圖南志”所導致的，驕兵之所以驕，也基于沒有宏觀眼光，太短視了。所以，第二首實又補足了前者內涵。

第三首則集中議論。先用兩個物未盡其用的失誤之憾事為典故，印證鄭成功的用兵不當。千里馬(騏驥)拉鹽車在太行山道，當然無法展其馳騁之才;獼猴騎土牛，還能輕裝敏捷迅進?這樣，心欲速而反不達，空耗人力財力。結果是船傾倒于太行，粟覆倒人大洋，敗于不該敗之地，毀于不該毀之時。看來是矛盾不通的，舟怎會覆倒在山路上?粟怎又翻入大海里?然而這種意想不到的事實，正是“為計苦不周”必然現象。“擇術昧先幾，焉能獲所求”，“先幾”即“先機”，不明真正的戰機在哪里，無從把握戰機也就定然難有所獲!這是結論。

詩，不是論策之文，所以，議論不可能詳致展開。以詩為論，其特點是抉往要旨，微言中的，并運用形象來表現因果，即事理的演變過程。這就能起到以少勝多的所謂“寸刀殺人”效應，或者說叫做“我飲仙露，何必千鐘”。

在比興手法的運用，特別是意象的選擇上，最能見詩人匠心。所謂匠心，也即為“意”服務而調動意象的奇巧之思。試看第一首，先以“西上魚”喻鄭氏水師，又以“白龍”喻鄭氏，前者為泛指，后者為專稱。而專稱的選定，正為“胡然愁豫且”這一反詰，指出其弊病要害處。典故，是意集之一種，作用原在于達“意”。這樣的選擇，在短短數句中既有變化，又富寓意蘊，把要表述的意思盡情說清。又如第二首“鶢鶋”這種海鳥原居于海上，如今卻中計被久困在陸岸，那么遭殺羽、焚巢之災是必然的。這也就把水師戀于攻城陸戰的犯大忌寫了出來，言簡而意賅，要言不煩。這全是意象擇用的巧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