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此詩題為《江南春》。起句“千里”，概括廣闊的江南;“鶯啼綠映紅”，則概括美麗的春景。“鶯啼”，寫音響之美。李義山句：“黃鸝巧囀意深深”，不獨動聽，且似多情。“綠映紅”，寫色彩之美;不獨鮮明，且使人感到生意滿眼。《升庵詩話》：“千里鶯啼，誰人聽得?千里綠映紅，誰人見得?若作十里，則鶯啼綠紅之景，村郭、樓臺、僧舍、酒旗皆在其中矣。”楊慎以詩人而為此拘泥、迂拙之論，殊為可笑。前人已斥其非。第二句，由自然轉到人事。這里的人家，或傍水為村，或依山為郭，到處是酒旗在風中飄動，足見游人之多。這個“風”字，名詞動化。正如溫庭筠詞《菩薩蠻》由“玉釵頭上風”的“風”字那樣下得好。用王國維的話說，著此一字，境界全出。詩到這里，作者把筆鋒轉到寺院，拓開另一境界。“四百八十寺”，以質實之語寫佛寺之多;“多少樓臺”，可見其規模之大;而南朝之盛亦可知矣。這樣多的寺院和它們的樓臺，詩人并沒有把它置之晴照之中，而置之“煙雨中”;不是給人以朗麗感，而是給人以朦朧感。其中不無蒼茫萬古之意存焉。貌觀之，似與“鶯啼綠映紅”之景不協;而細察之，則前二句實為后二句之反襯。作者之意深矣。唐代承南北朝之風，佛教盛行，寺廟與僧尼甚多，所有土地不耐租稅，生活供養惟農民是賴。形成社會一大蠹害。后來，武宗禁佛教，毀寺四千六百余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杜牧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記載了武宗毀禁佛教之事，并表示了贊同的態度^①。詩這樣寫，也包含了這種態度;但更寄托了一種深度的興廢之感。明麗之景與蒼莽之狀互襯，大大豐富了詩的內容。于此，可見詩的藝術辯證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