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題記》原文與賞析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么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于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于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于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余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 “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 一是為了 《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么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于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里面。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于綠林書屋東壁下。

【析】《華蓋集》作于1925年，共收雜文31篇。其內容不僅繼續對尊孔、崇儒、專經、復古進行廣泛的文化思想批評，而且感應著現實社會的敏感神經，對北洋軍閥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給予了辛辣的嘲諷和無情的批判。在藝術上，形成了以隨感型和短評型為主的多姿多彩的雜文體式，表現手法也更趨形象化，因此《華蓋集》標志著魯迅雜文創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題記》是對本集雜文有關方面的概述。作者陳述了本集雜文的創作情況，集名的由來，以及對雜文藝術不懈追求的信念。

1925年是作者雜文創作的第一個高產年。第一小節，言詞中流露出了作者的無限欣慰。表現手法也有了變化，作者說“態度沒有那么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本集雜文確實表現出隱晦、曲折的特點，與同時所寫的散文詩《野草》有大致相同的背景。新文化運動退潮，文學革命分化，作者內心也充塞著苦悶與彷徨，現實的黑暗等迫使作者表現手法變化。“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則是主要針對同資產階級右翼文人陳西瀅等的論戰而言。“幾件小事”體現了作者在雜文中化大為小，舉重若輕的筆法，再現了作者從容論戰的氣度。“偏遇到”、“偏執滯”，兩個“偏”字足見作者煉字之功，前一個“偏” 突出了現實的不可回避，后一個“偏” 則凸現了作者 “韌” 的戰斗精神。

第二小節，調轉筆鋒，而言 “偉大的人物”佛祖“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排比鋪陳，貌似不著邊際卻巧用一“大”字與下文“小”字對照而連貫起來。作者就此，不容稍停，寫到“偉大的人物”又需修行深山、靜觀默想，得天眼通，后為“天人師”。當讀者還沉浸在超凡脫俗的極樂世界中冥想時，作者又陡然把你拉入紛紛攘攘的塵世，“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行文大起大落，而又嫻熟自然，文脈貫通。由“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承上啟下，而引出了本集的重點論敵—— “正人君子”。最后一句，用“沾水小蜂”自喻，乍看在卑己，而聯系下文“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便知意在抑人了，嘲諷了那些 “洋樓中” 的歐化文人。

第三、四小節，首先設置懸念說“我”交上了 “華蓋運”，作者引而不發，敘述老年人說人要交上“華蓋運”，這種運，“在和尚是好運”，是“成佛成祖之兆”。然后才說“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那么 “華蓋運” 對于俗人，便是 “碰釘子”了。作者的“華蓋運”是碰了什么釘子呢?其一是兩篇雜文被人反對;其二是遇上了“學者，文士，正人，君子”。前者僅是虛晃一下而已，后者才是真正攻擊的靶子。所以后者一露面，作者便窮追不舍。文章寫到“學者，文士，正人、君子”都“深不以 ‘黨同伐異’ 為然”而我卻“被他們 ‘伐’ 了幾下”。不用邏輯思辨，而論敵的假面具被一撕而破，這種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的論辯方法，使正人君子們 “麒麟皮下露出了馬腳”。文中“伐”字的活用，增強了議論語言的生動性。

第五小節，表明了作者為堅守雜文陣地將在所不惜。雜文是“匕首”、“投槍”，時代需要它。所以作者用不著計較是否能進入“藝術之宮”，寧愿“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這一段充滿詩意的抒發，奔涌著澎湃的激情，仿佛聽到了作者向著大漠蒼天的獨白。“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則以俏皮、幽默的語言對自視高雅的歐化文人進行了嘲諷。

第六、七小節，真誠地“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作為雜文這一戰斗性文體的開創人，魯迅把青年視為自己的戰友，希望青年同他一同奮戰，但現實卻令人擔憂。時令已是歲末，在歲末的深夜，作者略感“靈魂的荒涼與粗糙”。作者的靈魂帶著隱隱的寂寞、孤獨，但作者并不消沉、失望，宣稱“我并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于風沙中的瘢痕”。不錯，作者在苦痛中清楚地看到了現實，從現實獲得了 “生活” 的經驗和勇氣。

本文圍繞編輯《華蓋集》“縱意而談”，思緒跳躍，但不雜亂，起伏的情感充溢全篇，使議論彌漫著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