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我的態(tài)度氣量和年紀》原文與賞析

英勇的刊物是層出不窮，“文藝的分野”上的確熱鬧起來了。日報廣告上的《戰(zhàn)線》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戰(zhàn)士。承蒙一個朋友寄給我三本，才得看見了一點槍煙，并且明白弱水做的《談中國現(xiàn)在的文學界》里的有一粒彈子，是瞄準著我的。為什么呢?因為先是《“醉眼”中的朦朧》做錯了。據(jù)說錯處有三：一是態(tài)度，二是氣量，三是年紀。復述易于失真，還是將這粒子彈移置在下面罷：

“魯迅那篇，不敬得很，態(tài)度太不興了。我們從他先后的論戰(zhàn)上看來，不能不說他的量氣太窄了。最先(據(jù)所知)他和西瀅戰(zhàn)，繼和長虹戰(zhàn)，我們一方面覺得正直是在他這面，一方面又覺得辭鋒太有點尖酸刻薄，現(xiàn)在又和創(chuàng)造社戰(zhàn)，辭鋒仍是尖酸，正直卻不一定落在他這面。是的，仿吾和初梨兩人對他的批評是可以有反駁的地方，但這應(yīng)莊嚴出之，因為他們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冷嘲熱刺，只有對于冥頑不靈者為必要，因為是不可理喻。對于熱烈猛進的絕對不合用這種態(tài)度。他那種態(tài)度，雖然在他自己亦許覺得罵得痛快，但那種口吻，適足表出 ‘老頭子’的確不行吧了。好吧，這事本該是沒有勉強的必要和可能，讓各人走各人的路去好了。我們不禁想起了五四時的林琴南先生了!”

這一段雖然并不涉及是非，只在態(tài)度，量氣，口吻上，斷定這“老頭子的確不行”，從此又自然而然地抹殺我那篇文字，但粗粗一看，卻很像第三者從旁的批評。從我看來，“尖酸刻薄”之處也不少，作者大概是青年，不會有“老頭子”氣的，這恐怕因為我“冥頑不靈”，不得已而用之的罷，或者便是自己不覺得。不過我要指摘，這位隱姓埋名的弱水先生，其實是創(chuàng)造社那一面的。我并非說，這些戰(zhàn)士，大概是創(chuàng)造社里常見他的腳蹤，或在藝術(shù)大學里兼有一只飯碗，不過指明他們是相同的氣類。因此，所謂《戰(zhàn)線》，也仍不過是創(chuàng)造社的戰(zhàn)線。所以我和西瀅長虹戰(zhàn)，他雖然看見正直，卻一聲不響，今和創(chuàng)造社戰(zhàn)，便只看見尖酸，忽然顯戰(zhàn)士身而出現(xiàn)了。其實所斷定的先兩回的我的“正直”，也還是死了已經(jīng)兩千多年了的老頭子老聃先師的 “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戰(zhàn)略，我并不感服這類的公評。陳西瀅也知道這種戰(zhàn)法的，他因為要打倒我的短評，便稱贊我的小說，以見他之公正。

即使真以為先兩回是正直在我這面的罷，也還是因為這位弱水先生是不和他們同系，同社，同派，同流……。從他們那一面看來，事情可就兩樣了。我“和西瀅戰(zhàn)”了以后，現(xiàn)代系的唐有壬曾說《語絲》的言論，是受了墨斯科的命令;“和長虹戰(zhàn)”了以后，狂飆派的常燕生曾說《狂飆》的停版，也許因為我的陰謀。但除了我們兩方以外，恐怕不大有人注意或記得了罷。事不干己，是很容易滑過去的。

這次對于創(chuàng)造社，是的，“不敬得很”，未免有些不“莊嚴”; 即使在我以為是直道而行，他們也仍可認為“尖酸刻薄”。于是“論戰(zhàn)”便變成 “態(tài)度戰(zhàn)”，“量氣戰(zhàn)”，“年齡戰(zhàn)”了。但成仿吾輩的對我的“態(tài)度”，戰(zhàn)士們雖然不屑留心到，在我本身是明白的。我有兄弟，自以為算不得就是我 “不可理喻”，而這位批評家于《吶喊》出版時，即加以譏刺道：“這回由令弟編了出來，真是好看得多了”。這傳統(tǒng)直到五年之后，再見于馮乃超的論文，說是“無聊賴地跟他弟弟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我的主張如何且不論，即使相同，何以說話相同便是“無聊賴地”?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須反對，一個講革命，一個即該講保皇，一個學地理，一個就得學天文么?還有，我合印一年的雜感為《華蓋集》，另印先前所鈔的小說史料為《小說舊聞鈔》，是并不相干的。這位成仿吾先生卻加以編排道：“我們的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這使李初梨很高興，今年又抄在《文化批判》里，還樂得不可開交道，“他(成仿吾)這段文章，比 ‘趣味文學’還更有趣些。”但是還不夠，他們因為我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醉眼陶然”; 因為我年紀比他們大了，便說“老生”，還要加注道：“若許我用文學的表現(xiàn)。”而這一個“老”的錯處，還給《戰(zhàn)線》上的弱水先生作為“的確不行”的根源。我自信對于創(chuàng)造社，還不至于用了他們的籍貫，家族，年紀，來作奚落的資料，不過今年偶然做了一篇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們文字里的矛盾和笑話而已。但是“態(tài)度”問題來了，“量氣”問題也來了，連戰(zhàn)士也以為尖酸刻薄。莫非必須我學革命文學家所指為“卑污”的托爾斯泰，毫無抵抗，或者上一呈文：“小資產(chǎn)階級或有產(chǎn)階級臣魯迅誠惶誠恐謹呈革命的 ‘印貼利更追亞’老爺麾下”，這才不至于“的確不行”么?

至于我是“老頭子”，卻的確是我的不行。“和長虹戰(zhàn)”的時候，他也曾指出我這一條大錯處，此外還嘲笑我的生病。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確生過病，這回弱水這一位“小頭子”對于這一節(jié)沒有話說，可見有些青年究竟還懷著純樸的心，很是厚道的。所以他將“冷嘲熱刺”的用途，也瓜分開來，給“熱烈猛進的”制定了優(yōu)待條件。可惜我生得太早，已經(jīng)不屬于那一類，不能享受同等待遇了。但幸而我年青時沒有真上戰(zhàn)線去，受過創(chuàng)傷，倘使身上有了殘疾，那就又添一件話柄，現(xiàn)在真不知道要受多少奚落哩。這是“不革命”的好處，應(yīng)該感謝自己的。

其實這回的不行，還只是我不行，無關(guān)年紀的。托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斯，雖然言行有“卑污”與否之分，但畢竟都苦斗了一生，我看看他們的照相，全有大胡子。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然而中國呢，自然不免又有些特別，不行的多。少年尚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林琴南先生是確乎應(yīng)該想起來的，他后來真是暮年景象，因為反對白話，不能論戰(zhàn)，便從橫道兒來做一篇影射小說，使一個武人痛打改革者，——說得“美麗”一點，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藝”了。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 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chǎn)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shù)，都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個證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關(guān)鍵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這一階級將被“奧服赫變”，及早變計，于是歸根結(jié)蒂，分明現(xiàn)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為 “老頭子”如此，是不足慮的，他總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還像他的東拉西扯。

又來說話，量氣又太小了，再說下去，就要更小，“正直”豈但“不一定”在這一面呢，還要一定不在這一面。而且所說的又都是自己的事，并非“大貧”的民眾……。但是，即使所講的只是個人的事，有些人固然只看見個人，有些人卻也看見背景或環(huán)境。例如《魯迅在廣東》這一本書，今年戰(zhàn)士們忽以為編者和被編者希圖不朽，于是看得“煩躁”，也給了一點對于“冥頑不靈”的冷嘲。我卻以為這太偏于唯心論了，無所謂不朽，不朽又干嗎，這是現(xiàn)代人大抵知道的。所以會有這一本書，其實不過是要黑字印在白紙上，訂成一本，作商品出售罷了。無論是怎樣泡制法，所謂“魯迅”也者，往往不過是充當了一種的材料。這種方法，便是“所走的方向不能算不對”的創(chuàng)造社也在所不免的。托羅茲基雖然已經(jīng)“沒落”，但他曾說，不含利害關(guān)系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里。我以為他這話卻還是對的。

四月二十日。

【析】 這是魯迅1928年繼《“醉眼”中的朦朧》之后，又一篇正面論述革命文學的文章，發(fā)表于同年5月7日 《語絲》 第4卷第19期上。初看，仿佛魯迅太計較了些，真是“氣量太窄”，其實說清楚這些問題，倒是討論革命文學之必要的前提條件。

文章首先列舉事實，指出是成仿吾與馮乃超以奚落的、譏刺的“態(tài)度”，發(fā)難于前，又有成仿吾、李初梨因“量氣太窄”，而在魯迅的“生在紹興，紹興出酒，便說 ‘醉眼陶然’”。因魯迅的年紀比他們大，便說是“老生” 施之其后，而弱水則據(jù) “這一個 ‘老’ 的錯處”，判魯迅為“的確不行”。而作一總束。不在該討論的論題上化氣力，作文章，闡明自己的觀點，駁詰對方，卻在“態(tài)度”“量氣”“年齡”上，不惜筆墨，巧用心計，極盡“‘冷嘲熱刺’ 的用途”，這絕不是論爭者應(yīng)持的態(tài)度。事隔四年之后，魯迅在 《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中，就又指出過： “姓氏籍貫，卻不能決定本人的功罪，因為這是從上代傳下來的，不能由他自主。我說這話還在四年之前，當時曾有人評我為‘封建余孽’，其實是捧住了這樣的題材，欣欣然自以為得計者，倒是十分 ‘封建的’ 的。” 因此，把關(guān)于對革命文學引起的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之間的 “論戰(zhàn)”，歪曲成是一場 “ ‘態(tài)度戰(zhàn)’，‘氣量戰(zhàn)’，‘年齡戰(zhàn)’”，與其說貶損了魯迅，不如說是恰恰道出了他們的宗派主義態(tài)度及其毫無原則與不尊重客觀事實的氣量!魯迅的辯駁，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正確的批評和團結(jié)的精神的。

正是從這一點出發(fā)，魯迅循著弱水文章的思路，通過“少年尚且老成，老年當然成老”，以論者提到的林琴南先生為例，引出了一個發(fā)人深思的命題：“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如果只看表面現(xiàn)象，就可能被它所迷惑，從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結(jié)論。這倒是那些“將為將來柱石的青年”們所應(yīng)該真正注意和重視的問題。比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chǎn)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shù)，都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和共產(chǎn)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那么你怎樣區(qū)分開他是社會主義者而不是個人主義者，是改革者而不是保守者，是共產(chǎn)主義者而不是棒喝主義者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撇開現(xiàn)象，分析其本質(zhì)和主流，從而得出正確的、符合客觀實際的結(jié)論來。

為了具體而詳盡的說明這個問題，作者先以“其實這回的不行，還只是我不行，無關(guān)年紀的”一句話，排除了現(xiàn)象的干擾，繼之以托爾斯泰、克羅頗特庚、馬克思“畢竟都苦斗了一生”的主流和本質(zhì)，與“他們的照相，全有大胡子”的生理特征之間的非本質(zhì)的聯(lián)系，推導出“因為我一個而抹殺一切 ‘老頭子’，大約是不算公允的”的結(jié)論，生動而形象地說明了看人看事應(yīng)有的辯證的分析方法。其境界之高，論述之深，態(tài)度之誠，不是于此可見一斑嗎!

然而，正因為“不含利害關(guān)系的文章，當在將來另一制度的社會里”，所以有分歧，有爭論完全是自然的事，無須大驚小怪，更不必趁著這分歧，這爭論，喊喊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否則倒會真的變成破落戶文學家的。

這篇文章從小處著筆，大處立論，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明顯的警策作用，表現(xiàn)了魯迅對于革命文學的熱烈擁護和真知灼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