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葉紫作《豐收》序》原文與賞析

作者寫出創作來，對于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詰難者問：那么，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歷，是所遇，所見，所聞，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這算什么本領，這算什么創造?

地球上不只一個世界，實際上的不同，比人們空想中的陰陽兩界還利害。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然而他不知道，因此他也寫不出，于是他自稱“第三種人”，他“為藝術而藝術”，他即使寫了出來，也不過是三只眼，長頸子而已。“再亮些”? 不要騙人罷! 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么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

這里的六個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而現在卻是極平常的事情。因為極平常，所以和我們更密切，更有大關系。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在轉輾的生活中，要他“為藝術而藝術”，是辦不到的。但我們有人懂得這樣的藝術，一點用不著誰來發愁。

這就是偉大的文學么?不是的，我們自己并沒有這么說。“中國為什么沒有偉大文學產生?”我們聽過許多指導者的教訓了，但可惜他們獨獨忘卻了一方面的對于作者和作品的摧殘。“第三種人”教訓過我們，希臘神話里說什么惡鬼有一張床，捉了人去，給睡在這床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他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床，弄得他們寫不出東西來了。現在這張床真的擺出來了，不料卻只有“第三種人”睡得不長不短，剛剛合式。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天下真會有這等事。

但我們卻有作家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不但為一大群中國青年讀者所支持，當《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 《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于壓迫者的答復： 文學是戰斗的!

我希望將來還有看見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時候。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魯迅記于上海。

【析】 1931年10月出版的《現代》一卷六期上刊登了蘇汶的《第三種人的出路》一文，此后他又寫了《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在上述文章中，他借反對“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為由，提出文學應超政治和超階級做“第三種人”的主張。對蘇汶的謬論，魯迅予以駁斥道：“生在有階級的社會里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斗的時代而要離開戰斗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予將來的作品，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并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①即使如他所說：他們只是做一個“忠實于自己的藝術的作者”，但魯迅認為也要作具體分析，“因為不問那個階級的一分子，忠實于他自己藝術的人，也就是忠實于他本階級的作者，在資產階級如此，在無產階級也如此”②。如果說魯迅在理論上已駁倒了蘇汶，那么此文便以葉紫的創作實踐作為對蘇汶進行批駁的論據了。

葉紫的《豐收》共收6個短篇，對其內容，魯迅沒有一一復述，他特別予以提出的《電網外》也只是從它的客觀效果上說明它的價值： “當 《電網外》在《文學新地》上以《王伯伯》的題目發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讀者了。這就是作者已經盡了當前的任務，也是對于壓迫者的答復：文學是戰斗的!”魯迅之所以給《電網外》極高的評價，與這篇小說的內容分不開的。主人公王伯伯是一個忠厚樸實的老農民，當紅軍日益逼近自己的家鄉時，駐守在本地的反動軍隊極度恐慌。為阻止紅軍的到來，他們架設了電網。由于他留戀自己的幾間房子，不肯隨兒子投奔紅軍，結果房子被燒，媳婦和孫子被殺。王伯伯覺悟了，他跳下準備用來上吊的小凳子，“背起一個小小的包袱，離開了他的小茅棚了，放開大步，朝著有太陽的那邊去了”。其余5篇雖故事各異，但就題材說，“都是太平世界的奇聞”。然而都發生于現實生活中，都足以說明當今是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圍繞這部小說，魯迅就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關系作了馬克思主義的闡述，回答了 “第三種人” 的責難。

一、在階級社會里，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是一種客現的存在，而當前現實生活中的因階級壓迫而造成的慘狀遠勝過幻想世界中的“陰陽界”。“這一世界中人，會輕蔑，憎惡，壓迫，恐怖，殺戮別一世界中人”。《豐收》 中所反映出的階級對立和階級壓迫就是最好的證明。與之相反，“第三種人”妄圖在自己作品中回避這殘酷的現實，妄圖粉飾太平，既是自欺，又是欺人，魯迅責問蘇汶道：“‘再亮些’?不要騙人罷!你們的眼睛在那里呢?”

二.文學源于生活。因此作品的價值取向的第一要義便是文學的真實性。所以他特別推崇現實主義作家契訶夫和高爾基的創作：“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比之于這兩位大作家來，葉紫的《豐收》更充滿著血肉，它直接取材于自己的家庭遭遇和在家鄉的見聞。熟知葉紫身世的人都知道，當1926年湖南農民運動掀起高潮時，其父親、叔叔、姐姐都是農會積極分子。“四·一二”政變后，他們都慘遭殺害。由于上述經歷，魯迅才說：“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他的血和淚決定了他對現實的批判和控訴的態度。要這樣的人“為藝術而藝術”是不可能的，“辦不到的”。

三.文學創作是作家對生活的反映和審美表現，而文學批評則是用其理論對這個反映和表現進行裁判或經驗總結。由于它們的密切聯系與合作才創造出文學輝煌的歷史，沒有文學創作也就不存在什么文學批評，但文學批評卻可以通過它的“發現”幫助文學創作有一個更新的起點。由于在階級社會里，創作和批評都脫離不了階級利益，因而批評家都各有自己的尺度。蘇汶攻擊左翼批評家是希臘神話中的“普洛克魯思德斯之床”，人被捉住之后，“給睡在這床上，短了，就拉長他，太長，便把它截短。左翼批評就是這樣的床”。就文學批評的階級性而言，蘇汶的話是說對了，但魯迅反過來問蘇汶，難道反動當局不也是這樣嗎。他譏諷道：“現在這張床真的擺出來了”，國民黨中央已成立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也就是這樣的一張床，它是不是專為“第三種人”設計的呢?“睡得不長不短，剛剛合式”，“天下真會有這等事”。魯迅說了句反話。

這既是一篇序，又是一篇文學批評，魯迅將兩者很好地揉合在一起。它因將道理寓于小說題材的闡發中而避免了文學批評中常見的空洞說教的弊病，也因有了理論上的闡發也就沒有了序文中常見浮泛的毛病，可謂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