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雜文《名人和名言》原文與賞析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他舉出：第一道是說“要做白話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說 “要白話做好，先須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來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為你們說文言難，白話更難。理由是現在的口頭語，有許多是古語，非深通小學就不知道現在口頭語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寫錯。……”

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F在的口頭語，并非一朝一夕，從天而降的語言，里面當然有許多是古語，既有古語，當然會有許多曾見于古書，如果做白話的人，要每字都到《說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確比做任用借字的文言要難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從提倡白話以來，主張者卻沒有一個以為寫白話的主旨，是在從“小學”里尋出本字來的，我們就用約定俗成的借字。誠然，如太炎先生說：“乍見熟人而相寒暄曰‘好呀’，‘呀’即‘乎’ 字;應人之稱曰 ‘是唉’，‘唉’ 即 ‘也’ 字?！钡覀兗词怪懒诉@兩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還是用“好呀”或“是唉”。因為白話是寫給現代的人們看，并非寫給商周秦漢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們也毫不畏縮。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策，其實是文不對題的。這緣故，是因為先生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范圍太廣了。

我們的知識很有限，誰都愿意聽聽名人的指點，但這時就來了一個問題：聽博識家的話好，還是聽專門家的話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歷聽了兩家的種種指點以后，卻覺得必須有相當的警戒。因為是： 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

博識家的話多淺，意義自明，惟專門家的話多悖的事，還得加一點申說。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社會上崇敬名人，于是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名人被崇奉所誘惑，也忘記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于是乎就悖起來了。其實，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覺，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即其一例。還有江亢虎博士，是先前以講社會主義出名的名人，他的社會主義到底怎么樣呢，我不知道。只是今年忘其所以，談到小學， 說“ ‘德’ 之古字為 ‘惪’， 從 ‘直’ 從 ‘心’，‘直’即直覺之意”，卻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連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這一點都不明白。這種解釋，卻須聽太炎先生了。

不過在社會上，大概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無所不通，無所不曉。所以譯一本歐洲史，就請英國話說得漂亮的名人校閱，編一本經濟學，又乞古文做得好的名人題簽;學界的名人紹介醫生，說他“術擅岐黃”，商界的名人稱贊畫家，說他“精研六法”?！?/p>

這也是一種現在的通病。德國的細胞病理學家維爾曉(Virchow)，是醫學界的泰斗，舉國皆知的名人，在醫學史上的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他不相信進化論，他那被教徒所利用的幾回講演，據赫克爾(Haeckel)說，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因為他學問很深，名甚大，于是自視甚高，以為他所不解的，此后也無人能解，又不深研進化論，便一口歸功于上帝了?，F在中國屢經紹介的法國昆蟲學大家法布耳(Fabre)，也頗有這傾向。他的著作還有兩種缺點：一是嗤笑解剖學家，二是用人類道德于昆蟲界。但倘無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樣精到的觀察，因為觀察的基礎，也還是解剖學;農學者根據對于人類的利害，分昆蟲為益蟲和害蟲，是有理可說的，但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余了。有些嚴正的科學者，對于法布耳的有微詞，實也并非無故。但倘若對這兩點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蟲記》十卷，讀起來也還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書。

不過名人的流毒，在中國卻較為利害，這還是科舉的余波。那時侯，儒生在私塾里揣摩高頭講章，和天下國家何涉，但一登第，真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他可以修史，可以衡文，可以臨民，可以治河;到清朝之末，更可以辦學校，開煤礦，練新軍，造戰艦，條陳新政，出洋考察了。成績如何呢，不待我多說。

這病根至今還沒有除，一成名人，便有“滿天飛”之概。我想，自此以后，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的，名人的話并不都是名言;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這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分別名人之所以名，是由于那一門，而對于他的專門以外的縱談，卻加以警戒。蘇州的學子是聰明的，他們請太炎先生講國學，卻不請他講簿記學或步兵操典，——可惜人們卻又不肯想得更細一點了。

我很自歉這回時時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大約也無傷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至于我的所說，可是我想，“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蓋亦 “懸諸日月而不刊” 之論也。

七月一日。

【析】 《名人和名言》作于1935年7月1日。初載同年7月20日 《太白》半月刊第2卷第9期。收《且介亭雜文二集》。

當時某些所謂“學者”、“名流”，倚仗其專門家的聲望，反對他并不甚了然的進步事物。這些人到處招搖撞騙，頗能蒙蔽群眾，其影響是很惡劣的?！睹撕兔浴肪褪轻槍Υ朔N時弊而作的。迄今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作品從章太炎的反對白話談起，以作者自己豐富經驗告訴人們：“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他們的悖，未必悖在講述他們的專門，是悖在倚專家之名，來論他所專門以外的事”。而崇拜名人，總以為名人的話就是名言，既是名人，也就是無所不通，無所不曉;名人被崇奉所誘惑，“卻忘記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種學問或事業，漸以為一切無不勝人，無所不談，于是乎就悖起來了”，則是現在社會的通?。赫绿资歉锩南扔X，小學的大師，“倘談文獻，講《說文》，當然娓娓可聽”，但把他所專長的小學，用得范圍太廣，“一到攻擊現在的白話，便牛頭不對馬嘴”。江亢虎辛亥革命時曾組織“中國社會黨”進行投機活動，“以講社會主義出名”，1935年春則發起以“保存漢字保存文言為目的”的存文會，講起小學“卻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德國維爾曉以其醫學界泰斗的名聲，被教徒所利用的講演，反對達爾文進化論，很給了大眾不少壞影響。法國法布耳是昆蟲學大家，而他的嗤笑解剖學家和“憑了當時的人類的道德和法律，定昆蟲為善蟲或壞蟲，卻是多余了”。魯迅用大量活生生的事實證明，“學者”、“名流”的話，并不一定都是名言;“專家們除了他們專長之外，許多見識是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許多名言，倒出自田夫野老之口”。魯迅力排社會上盲目崇拜“名人”之舊習氣，是因為他敏銳地洞察到在舊時代，某些“學者”、“名流”一旦被統治階級看中，就變成愚弄人民的工具。所以，他諄諄告誡人民：我們是應該將“名人的話”和“名言”分開來;而對于那些專以騙人為能事的的所謂“學者”、“名流”，必須特別留意，提高警惕，“想得更細”，謹防受蒙蔽而上當。

朱自清在《魯迅先生的雜感》中曾說過，魯迅的簡短而凝結的雜文“是詩人和戰士一致的產物”，是“理智的結晶”，“是獨特形式的詩”。這“詩的結晶”“不是結晶在冥想，而結晶在經驗里;經驗是 ‘有情的’，所以這結晶是有 ‘理趣’ 的”。魯迅曾崇拜有學問的革命家太炎先生，對與時代隔絕，退居于寧靜的學者，保守復古，攻擊白話的太炎先生又感到惋惜，予以嚴肅批評。而對曾投機革命，而今發起“存文會”，后則淪為漢奸的江亢虎之類的“名人”，予以無情鞭撻。以諸多生動真實的事實，塑造出一個龐大的盲目崇拜“名人”，名人倚名“滿天飛”的病態“社會相”類型形象。這藝術形象是有著普遍意義又能體現人物精神特點的個別與一般相統一的生動形象。魯迅帶著對人民大眾巨大而熱誠的愛，以魯迅式的抒情方式感憤抒懷，使《名人和名言》成為蘊含著火樣的理性的赤熱的“詩的結晶”。

魯迅主張中國語法上有加些歐化的必要;“ ‘中國人話總會說的’，一點不錯，但要前進，全照老樣卻不夠”。這篇文章作為魯迅后期作品，觀察、分析問題更為全面，周密，又因為行文中加些歐化文法的因素，更為縝密漂亮，如第二自然段欲抑先揚：“太炎先生的話是極不錯的”。隨之以 “然而” 重轉，又以 “誠然”、“但”、“還”、“因為”、“所以”諸連詞相接，一氣呵成，議論謹嚴縝密，形成獨特的氣勢和風格，強烈地吸引、感染著讀者。文末“蓋亦 ‘懸諸日月而不刊’之論也”，是照應卷端，予“保守文言三道策”的幽默諷刺與揄擊。千余短章，也足以見出魯迅雜文“思想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