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

鏡中絲發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

惆悵江湖釣竿手，卻遮西日向長安。

這首詩是詩人大中五年(851)八月罷湖州刺史、入拜考功郎中知制誥時在途中所作。詩中充滿了美人遲暮、游子羈旅之感。在結語中又以豁達淡泊的語調出之，深曲而蘊藉地表達了他那不羈的性格和放蕩的情懷.胡震亨說：“牧之詩會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揚頓挫之節，尤其所長”(《唐音癸簽》)。正好說明這首詩的藝術風格。

清劉熙載說：“絕句取徑貴深曲。蓋意不可盡，以不盡盡之。正面不寫寫反面，本面不寫寫對面、旁面，須如睹影知竿乃妙”(《藝概·詩概》)。這首詩是以對偶的句式發端，從“旁面”立言，格外顯得俊爽不羈，別有風調，收到“睹影知竿”的藝術效果，具有沁人心脾的藝術魅力。“鏡中絲發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第一句是從“旁面”說起，以往日的所感作為鋪墊，以突出途中的羈旅之悲。言鏡中斑白的絲發，雖然記錄了自己飄泊天涯、落魄江湖的愁苦，但已經司空見慣，撥不動心中的悲弦了;而浸漬在游子衣上的征塵和酒痕，想把它拂拭掉，卻已經無能為力了。這里的“塵痕”，與其說是衣襟上的污染，無寧說是心靈上的創傷，故有“拂漸難”之嘆。讀到這里，陸游的“衣上征塵雜酒痕，遠游無處不銷魂”(《劍門道中遇微雨》)的詩，所塑造的形象，所創造的意境，很自然地浮現在我們的腦際，說明它們之間是有著因襲的痕跡的。

詩人以起兩句的自傷老大、自嗟羈旅，逼出結兩句的“惆悵江湖釣竿手，卻遮西日向長安。”過渡既極自然，構思亦甚新穎。以常理常情而言，詩人由外地轉到長安，由郡守入為考功郎中、知制誥，應該是“春風得意”、“喜上眉梢”的。所謂“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桓譚《新論》)。而詩人卻在頂著太陽、西向長安的途中，感到無限的“惆悵”，難道真的詩人欲放浪形骸于江湖之上，老死于漁樵之間嗎?我以為一是詩人看到朝廷的腐敗，藩鎮的跋扈，已經弄得矛盾日益尖銳，國步日益艱難，自己雖然有著“平生五色絲，愿補舜衣裳”(《郡齋獨酌》)的強烈愿望，已經是獨木難支、回天無力了，因而不想到長安去。二是與詩人流傳在湖州的所謂“風流韻事”有關，如說他以重幣與一個“鴉頭少女”相約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來，從爾所適。”后以各種復雜的原因，14年后始為湖州刺史，而此女已從人三載生三子矣，故詩人有“自是尋芳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的詩篇流傳下來(見《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三引《唐闕文(史)》)。不管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詩人的落魄江湖、縱情聲色，則是不可否認的。結句把詩人內心的“惆悵”，寫得十分含蓄，收到了“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白石詩說》)的藝術效果。明謝榛說得好：“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結句當如撞鐘，清音有余”(《四溟詩話》卷一)。這首詩之所以膾炙人口，就是因為它的起如“爆竹”，結如“撞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