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詩詞鑒賞《五美吟(其三)》明妃

明妃

林黛玉

絕艷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quán)何畀畫工？

這首詩是吟詠王昭君的。它描寫了昭君的不幸遭遇，指出了造成昭君悲劇命運的不是別人，正是昏庸的最高統(tǒng)治者，抒發(fā)了自己對“紅顏

薄命”現(xiàn)象的憤慨之情，確實“命意新奇，別開生面”。

首句寫昭君出塞。明妃即王昭君，因避晉文帝司馬昭的諱，故后人改“昭”為“明”。據(jù)《后漢書·匈奴列傳》記載：“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shù)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人以示之”，昭君便是其中之一。“絕艷驚人”，代指明妃。艷，艷質(zhì)，指佳人、美人。艷而曰“絕”，曰“驚人”，極言其美。《后漢書·匈奴列傳》說：“昭君豐容靚飭，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西京雜記》也說昭君“貌為后宮第一”，是絕代佳人。“出漢宮”三字，寫昭君離開漢朝宮廷，遠嫁單于。這七個字，不僅形象而且概括地表達了昭君出塞的完整故事，同時也暗示了黛玉對昭君出塞的不幸遭遇的同情。絕句貴在開門見山，起首突兀，這一句確是做到了這一點。“紅顏命薄古今同”，承“出漢宮”三字而發(fā)，但又不限于指昭君出塞，含蘊極為豐富。就昭君而言，是天生艷質(zhì)，故以“紅顏”許之，但自古佳人多薄命，昭君也不例外。她由一個天真無邪的農(nóng)村少女，被“送入掖庭”，離開父母，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這是她的一不幸;既已入宮，她希望能夠得到君王的寵幸，平步青云，而命運卻偏偏與她作對，“入宮數(shù)歲，不得見御”，這是她的二不幸;作為一個漢宮的絕代佳人，不但不能專寵后宮，反而被皇帝當(dāng)做禮品，賜給匈奴，這是她的三不幸。因此，黛玉說她“命薄”，沒有福分。《雙珠記傳奇》有云：“怎耐她血淚紛紛如霰，紅顏薄命，古今常見。”和《雙珠記傳奇》看法一樣，黛玉也認為從來紅顏多薄命，昭君只不過是其中一例而已。“古今同”三字，把古與今、一般和個別聯(lián)系起來，既是詠昭君，又是對自己命運的感嘆，更是對大觀園中的眾姊妹與俏丫鬟們遭際的感嘆。所謂“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或“哀哉千秋魂，薄命無二致”(脂評抄本《紅樓夢》六十四回回前評)，都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

是誰造成了“昭君出塞”、遠離故鄉(xiāng)故國的悲劇結(jié)局呢?黛玉在后兩句中做了明確的回答。《西京雜記》記載說：“元帝后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即明妃)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于是上按圖以昭君行，乃去，召見，貌為后宮第一。善應(yīng)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fù)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這就是說，所以造成昭君的不幸，主要是由于畫工收取賄賂、從中作祟，而元帝并沒有責(zé)任。這個觀點影響了后代許多詩人和劇作家，但許多不茍同前人的有識之士卻大唱反調(diào)。王安石就認為昭君遠嫁匈奴并非畫工所為，毛延壽被殺實屬冤枉。他在《明妃曲》二首中說：“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fēng)鬢腳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tài)由來畫不成，當(dāng)時枉殺毛延壽。”王安石為毛延壽叫冤，這是他的創(chuàng)見，但昭君的悲劇命運究竟要由誰負責(zé)，他卻沒有明說。歐陽修曾作《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和《再和明妃曲》二首，他在最后一首中對昭君悲劇命運的制造者，做了深刻的說明，他說：“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歐陽修認為是“漢計誠已拙”，責(zé)任在于元帝糊涂。黛玉的觀點顯然受了歐陽修和王安石的啟發(fā)，是在他們的基礎(chǔ)上進行再創(chuàng)造的。“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quán)何畀畫工”二句，作者使用了一個讓步句式，說明“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長恨歌》)。元帝本是好女色的，不然的話，他為什么要派人選天下美女入宮?再不然元帝為什么要“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不就是要挑個絕色美麗的女子嗎?如果元帝真不“重色”，為什么他一見昭君，“大驚，意欲留之”呢?當(dāng)然，他還是讓昭塞出塞了，這似乎說明了“君王輕顏色”，即輕視女色，其實那是他“重信于外國”，是出于萬不得已。退一步說，就算元帝“輕顏色”，他也應(yīng)當(dāng)先看看賜予匈奴的女子如何，而不該“按圖以昭君行”，輕易地把決定昭君命運的大權(quán)交給畫工。黛玉認為，不論怎么說，造成昭君的悲劇命運，元帝是難辭其咎的。

由此可見，黛玉的觀點和歐陽修是不盡相同的。歐陽修一方面指責(zé)元帝昏庸無能，身邊的事尚且如此，怎么能御敵于千里之外?同時，又說：“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夸。明妃去時淚，灑向枝上花。狂風(fēng)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fēng)當(dāng)自嗟。”他要讓昭君，也讓和昭君有同樣命運的人，不要怨別人，而要怨自己命不好，說來說去，還在是為皇帝開脫。而黛玉則不同，她把古往今來的“紅顏命薄”者同最高統(tǒng)治者直接聯(lián)系在一起，既不“怨春風(fēng)”，也不“怨畫工”，把矛頭直指皇帝，說明昭君的悲劇歸根結(jié)底是元帝造成的。從而使我們聯(lián)想到，《紅樓夢》小說中那些斷送了青春、流干了眼淚、嘔盡了心血的美麗女子，她們的不幸遭遇也正是由那些大大小小的統(tǒng)治者造成的。黛玉在詩中對這個問題看得十分準確，她的議論廉厲鐸悍，擊中要害，她的觀點不茍同前人，精邃卓異，確實體現(xiàn)了她反傳統(tǒng)的叛逆性格。

寶釵和黛玉思想性格不同，她對黛玉的說話“尖刻”、鋒芒太露每有微詞，但她對這首詩卻贊不絕口，高度評價。她說：“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究竟算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詠昭君之詩甚多，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寶釵這個評論，切中肯綮，無疑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