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吳定·示諸生書
道學【1】之名,不見于經。自《宋史》創立道學之傳,以尊濂【2】、洛【3】、關【4】、閩【5】諸賢。一時從其游者,罔非沐仁浴義【6】,闇然為心性之謀。何其盛也!
時代日遷,陵夷【7】至于有明之季,高【8】。顧【9】講學東林【10】。士慕其道學之名而依附之者,未免偽君子廁【11】其間矣!非若宋世偽學之禁【12】、之誣罔諸賢也。
夫行而偽焉,俗之所以不古也;然行而偽焉,俗猶未盡不古也。何則?天下尚知道學之可貴而崇奉之。故群喜其名而思竊之也。
至于怵然以道學為戒,而相與訕之、笑之、擠排之,則風俗乃頹然不可收拾矣!
夫教化之權,未嘗不振于上,而草澤【13】之下,無復有人焉,宣上德意,明其道以倡率斯民。故俗之敝【14】如此也。是則昔之君子,慮以其好名而托【15】之;今之君子,虞【16】其以被謗而去之。吁!可畏哉!
《齊丘子》曰:“澗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犯火者,畜至精也。”士生于今,茍非毅然秉【17】不懼不慍【18】之操,吾知破方而就圓,毀直而為曲, 以求免于今之世者相環矣。非志愿使然, 蓋有所不獲已也。然則不居道學之名, 而卓然蹈道學之實者, 寧非今世豪杰之士哉!
【注釋】
【1】 道學: 即宋儒性理之學。
【2】 濂: 指濂溪的周敦頤。
【3】 洛: 指河南程顥、程頤。
【4】 關: 指關中張載。
【5】 閩: 指福建朱熹。以上五人是宋王朝時的大理學家。
【6】 沐仁浴義: 指學習儒家仁義禮教。
【7】 陵夷: 陵,指山丘; 夷, 指平地。此處指道學漸衰如丘陵之漸平。
【8】 高: 即高攀龍, 字存之, 無錫人, 曾講學東林。
【9】 顧: 即顧憲成, 字叔時, 無錫人, 曾講學東林。
【10】 東林: 書院名稱。宋時建, 后廢。明萬歷年間高、顧重建, 曾在此講學。
【11】 廁: (ce): 置身于。
【12】 偽學之禁: 宋寧宗時, 韓侂胄持政, 為除異己, 視道學為“偽學”, 禁用“偽學”之黨, 削朱熹官, 貶蔡元定于定州。不久此禁解除。
【13】 草澤: 在野之稱。
【14】 敝: 衰敗。
【15】 托: 依附。
【16】虞: 害怕、擔心。
【17】 秉: 持也。
【18】 不慍: 《論語》:“人不知而不慍, 不亦君子乎!”
【賞析】
書, 就是書信的意思, “示諸生書”即寫給幾個學生看的信。書是我國古代常見的一種文體, 實用性和內容的廣泛性是它最顯著的特點。書的內容包羅萬象, 上至天文地理、國家大事, 下至旅途見聞, 零星的思想感受等等, 都可以入書。書信的藝術形式也很自由, 敘事、抒情, 說理無一不可在書信的天地里盡情遨游, 筆觸或輕靈多姿, 或雄奇渾厚。或天真浪漫, 或凝重老練, 各種風格、藝術技巧在書信這個花圃里競相開放。如司馬遷的 《報任安書》是抒懷敘事的名篇, 鮑照的 《登大雷岸與妹書》則是寫景抒情的杰作,白居易的《與元九書》又是關于詩歌創作的理論總結。吳定的這篇《示諸生書》則是通過對道學興衰的回顧,抨擊了“慕其道學之名而依附之”的假道學士,贊揚了“不屈道學之名而卓然蹈道學之實的真道學家,指出前者導致了道學的衰落,世俗的腐壞,后者才能使道學發揚光大,助益社會,實際上,作者是由此在教誨學生要端正學習態度,頂住世俗的攻擊,認真鉆研真道學,反對假道學,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今世豪杰之士”。全文可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從“道學之名”到“何其盛也”,介紹了道學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發展的盛況。這里的道學不是指源于老莊的道家玄學,而是宋時一些儒生注書釋經而產生的一種懦學流派,又叫性理之學。南北宋時,共有四大道學派:濂溪的周敦頤,河南的程顥、程頤兄弟,關中(今陜西一帶)的張載;福建的朱熹。作者認為,當時從四大道學派學儒家仁義禮教的儒士,不是為了借此升官發財,追名逐利,而純粹是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道德修養,是為了修身養性。所以,道學在那時生機盎然,充滿活力。一句“何其盛也”,作者的感慨和對古人的仰慕情見乎詞,也從側面表達了作者對學生的熱切期望:如果你們能刻苦鉆研道學,習有所成,振興道學于衰微之中,就是給我的最大安慰了。
第二段從“時代日遷”到“罔諸賢也”,寫道學的衰落式微及由此而生的作者的議論。
隨著時代的發展,道學開始走向窮途末路,從宋發展到明,就像從丘陵逐漸向低洼平原過渡一樣,慢慢地衰落了。到了明朝高攀龍、顧憲成兩大儒士在東林書院講學時,學生已是魚龍混珠,良莠難辨,泥沙俱下了。許多儒生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實則不過是傾慕高、顧的權勢名望罷了。這些蠅營狗茍之徒夾雜其間,或圖虛名浮譽,或貪蠅頭小利,敗壞了真道學精神。“未免偽君子廁其間矣!”有兩層含義:一是對逝去的真道學的懷念與留戀的惋惜心情;二是對不學無術的偽道學士橫行的無可奈何又不勝輕蔑的復雜心境。言下之意是教導學生切不可做偽道學家。
由道家的明代之衰,作者得出結論:“非若宋世偽學之禁,罔諸賢也。”宋寧宗時,韓侂胄持政,為剪除異己,宣布道學為“偽學”,削朱熹官職,貶蔡元定于定州。作者認為如果沒有宋代的“偽學之禁”,就不會有朱、蔡這樣的大道學家,就像明代一樣。的確,官方的禁止雖然會在當時迫使一些不敢研習性理之學,因而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道學的發展。但是,“偽學之禁”也有有利于道學的一面,它像一只過濾器,把那些心術不正的“偽君子”過濾掉,使道學免受勢利小人污染。同時,真金不怕火煉,那些真正有志于道的人則被保留下來,他們研習道學一不貪官,二不圖名,三不求利,而是出于純潔自己的道德修養的需要,是發自靈魂深處的呼喚。人身自由可以用鐐銬來禁錮, 用囚室來封鎖, 用屠刀來削奪, 但心靈的自由,哪怕用遍世界萬物也無法捆綁。“偽學之禁”越嚴厲, 心靈的反抗就越堅強, 道學之志就越執著。就像一把弓, 被拉開的弧度越大, 積蓄的潛力就越豐富, 反彈時的動勢就越強。這就是所謂反彈效應。作者借此指出道學越經受磨練, 就越蒸蒸日上, 恰如“刀劍鋒從磨礪出, 梅花香自苦寒來”一樣。
只有真實的東西才會引人喜愛、珍惜、崇奉, 而虛假的事物, 不論它打扮得如何富麗堂皇, 總是要被人唾棄、厭惡、排斥的。當真道家異化為假道學的時候, 世俗就不會再尊奉它了, 所以作者說“夫行而偽焉, 俗之所以不古也。”
那么, 為什么道學“行而偽焉, 俗猶未盡不古也”呢? 因為虎死架子不倒, 真道學雖然被假道學取代了, 但真道學的名義一時還沒消失, 于是世俗中就有一些偽君子看中這一點, 借學道之名而蹈進仕謀財之欲。學道是假, 私欲是真, 道學不過是他們汲汲于名利、通往仕途的捷徑。
對此, 作者認為, 應該由上面的統治者制訂道德規范, 然后由下面來宣傳推動,“明其道以倡率斯民”。這里的“道”自然不超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忠孝孝”之類的儒家禮教綱常。作者認為應該用這種“道”來約束倡導百姓的行為, 可是偏偏又找不到一個人來加以宣揚。為什么呢? 作者一言道破真諦:“昔之君子, 慮以其好名而托之; 今之君子, 虞其以被謗而去之。”或者“托之”, 或者“去之”, 出發點只有一個: 自己的私利。于是,作者強忍住憤懣, 深沉地感嘆道:“吁! 可畏哉”! 他擔心的是什么呢? 顯然是道學長期衰微不振, 真道學乏人, 偽道學將導致“風俗乃頹然不可收拾”的地步。
第三部分抨擊了偽道學導致道學的衰亡和社會風俗的頹敗, 向學生指出偽道學的危害。教育他們要站得正, 行得直, 心懷秋霜, 志負凜然。既不能做“以其好名而托之”的“昔之君子”, 亦不能學“虞其以被謗而去之”的“今之君子”, 真正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出污泥而不染。世之皆假而吾獨真。“可畏”者, 實則懼學生誤入歧途之憂。
最后一段為第四部分, 告誡學生要身藏正氣, 要求學生學行純篤, 做一個“不居道學之名而卓然蹈道學之實”的“豪杰之士”。
江流東去, 猶有礁石險灘, 何況人之修身養性?世俗的誹謗, 小人的譏笑, 前途的得失等等, 都會像一座座大山壓得你喘不過氣來, 使你望道學而興嘆。但礁石林立, 險灘遍布反而更能體現出江水浪濤滾滾, 一瀉千里的雄壯氣勢, 學道也如此。艱難困苦, 玉汝于成, 關鍵在于自己是否身懷正氣。作者認為這種正氣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不懼,”即“不以道學為戒”。這是真道學家必須具有的勇氣和態度; 二是要“不慍”。“不慍”語出《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即要求學生不為虛名而習道,做一個“為心性之謀”而習道的君子,要耐得住寂寞,如果沒有這種正氣,那么,就免不了要“破方而就圓,毀直而為曲”,扭曲自己剛正的品格,去迎合世俗的胃口了。
最后一句作者通過對其道學家的贊嘆,側面暗示了對學生的期望:要腳踏實地地研讀性理之學。不弄虛作假,不裝腔作勢,不欺世盜名,做一個“今世之豪杰之士。”
通觀全文,作者沒有一絲教訓的口氣,而是通過對偽道學的抨擊和對真道學的頌揚,使學生自然而然地領會做學問、處人生的道理,因而文章寫得親切、自然,似家書又不似家書。在這“似”與“不似”之間,顯示出作者駕馭文字、表達思想的藝術功力。《文心雕龍·書記》篇說:“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郁陶,托風采,故宣滌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亦諸生書》得之矣。
姚鼐對吳定的文才十分推重,劉大櫆也為之傾倒,認為他不當在弟子之列。王先謙在為他的《紫石山房文集》所撰的序言中對他的文章大加贊譽:“先生為文,發攄心胸,磊磊熊熊,有浩然自得之氣,未常揣摩趨步,于規矩亦無乎不合。蓋斷然自為一家之言也。”于此可以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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