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清文·鄭燮·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四書

十月二十六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為農夫以沒世矣。要須制碓制磨，制篩羅簸箕，制大小掃帚，制升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蹂簸^①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窮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涂粥，雙手捧碗，縮頸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乎!嗟乎!吾其長為農夫以沒世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我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后^②，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所以又高于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后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為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工人制器利用，賈人搬有運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于民大不便，無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

愚兄平生最重農夫。新招佃地人，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為主人，我稱彼為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體貌他，要憐憫他;有所借貸，要周全他;不能償還，要寬讓他。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為最貴。天顧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務本勤民，呈象昭昭可鑒矣。吾邑婦人，不能織綢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針線，猶不失為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斗葉為戲^③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吾家業地雖有三百畝，總是典產，不可久恃。將來須買田二百畝，予兄弟二人，各得百畝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之義也。若再求多，便是占人產業，莫大罪過。天下無田無業者多矣，我獨何人，貪求無厭，窮民將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連阡越陌，數百頃有馀者，子將奈何?應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則一德遵王^④，風俗偷^⑤則不同為惡，亦板橋之家法也。哥哥字。

〔注〕① 舂揄蹂簸：《詩·大雅·生民》：“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揄(yóu由)， 舀取。② 守先待后：語本于《孟子·滕文公下》：“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意為嚴守著古代圣王的禮法道義，用來培養后代的學者。(據楊伯峻《孟子譯注》)③ 斗葉為戲：葉，葉子，又稱葉子戲，一種賭博的紙牌。④ 一德遵王：專一守德行，遵循王道綱紀。一，使動用法。王，王道。⑤ 偷：澆薄。

《板橋家書》是鄭燮著作中極富價值的一種。名列“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書畫之名著于天下，其文學成就無論是詩是詞抑是文，大抵皆為其書畫名所掩。與傳統守舊的書畫藝術家相比，“八怪”具有一種革新解放精神，加之其成員或為沉淪下吏，仕途蹭蹬，或則終身布衣，浪跡江湖，大都放浪形骸，不拘細節，于是奇奇怪怪的傳說至多，而關于鄭燮的怪異故事尤為廣傳。其實“八怪”亦皆系凡人，七情六欲固無異世間民俗，情志節操也仍合乎儒家精神，只是憤世疾惡，清高自持，頗不與世相諧，少了點隨波逐流習氣而已。“八怪”可貴處正在各自走自己的路，信守自己的人生觀。《板橋家書》即提供了人們認識鄭燮的思想為人的可靠文獻，在這些幾乎是大白話的家常語、規教子弟語中，抹在他頭頂上的怪異色彩可以得到辨認并漸見消散。作為文學作品之一種的書信，鄭燮的家書以那種純情之語，任意寫來，又給人特多親切感。家書中貼近人世、貼近日常生活的話題，讓人讀后饒有興味，情趣盎然，又覺言之有物，切中事理，助益識見。這一通與其弟鄭墨談“農本”問題的家書就是一例。《家書》在原刊本中共十六通，此即其中的第十通，作于山東范縣知縣任上。此外又有“六十二通”的《家書》流傳，增出的四十六通多為贗品，已有不少辨偽之文。

板橋無親兄弟，鄭墨是他堂弟。墨字五橋，小板橋二十四歲。對這位小弟，板橋十分友愛，并從讀書到做人，隨時予以諄諄教導，這從十六通《家書》中可以清楚見出。這封《第四書》則專講“務本勤民”的“板橋之家法”，要兄弟家人在“風俗偷”的惡濁世風中為善而“不同為惡”，務農自給自守。

這封家書原不分段，但從文意可以把握到它是講了四層意思。首先是他從家中來信得知的信息很高興，高興的是有“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這對遠在山東作七品知縣的鄭燮是很大的欣慰，因為宦海不僅兇險，而且骯臟，板橋是厭倦了官場生涯的，后方家園有此氣象，無異有著極好的退路。所以，他一再喟嘆“堪為農夫以沒世矣”。此中人生感受極深，不言而自見。至于叮囑備制足夠農活用具，家人都要習作農活，以及待窮親友要有“暖老溫貧”情意，日常飲食應粗茶淡飯自供等等，全為強化“靠田園長子孫”的厚道而自儉“氣象”。由此而緊接著申述“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的觀念，這是從理論上說清為什么要強化上述“靠田園長子孫氣象”。他自己原已是個道地的“士”，卻申稱在農、工、商、士的四民之列居士于末，強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這顯得很奇突。不應認為板橋恪守的是小國寡民式的小農思想，進而以為在城市經濟已趨發達的清中葉，這種思想是保守落后的。板橋的這些想法，一是儒家農本思想所教化的表現，此中還有民本觀念;二是他這個從小生活于農村的下層知識分子出身者對鄉土特有的感情;更重要的是他在與世俗社會中千奇百怪的“士”的行為的比較中形成農夫才算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的觀點。他其實并非要一筆抹倒“士”的價值，他講了“士”本應“又高于農夫一等”的，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是，世道風氣卻變為“士獨于民大不便”，專門孳生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令正派士子為之氣短，反而“捱人笑罵”。所以，板橋顯然是有所激憤而發，這一層不能不看到。

到這里，農為四民之首而士為末的道理已講透，可是他還旁敲側擊地加上一筆：“嘗笑唐人《七夕》詩，詠牛郎織女，皆作會別可憐之語，殊失命名本旨。”所謂“唐人《七夕》詩”，未知所指何篇。杜牧《七夕》云：“云階月地一相過，未抵經年別恨多。最恨明朝洗車雨，不教回腳渡天河。”李商隱《七夕》云：“鸞扇斜分鳳幄開，星橋橫過鵲飛回。爭將世上無期別，換得年年一度來。”則確是“皆作會別可憐之語”的。而牛郎、織女命名的本旨，是“織女，衣之源也，牽牛，食之本也，在天星為最貴”，而唐人詩又確是“失其本旨”了，所以他特地在家書中要家中人明此理后身體力行，在“重農夫”上，“勤謹”而不準“蕩軼”上告戒兄弟子侄輩，從具體行為上強化前述“靠田園長子孫氣象”。最后再從田產設置上囑咐既要使全家有所恃，又不能貪求過多，占人產業，并將結束語落實在“我自做我家事”六字上。

作為“家書”，本是隨意寫來，意行則行，意止則止，不必花梢，多飾語。這通板橋家書即平實而生動，真摯懇切之極，而文字卻又行云流水，自然吞吐，然而絕不散漫，在“意”的縷析上，猶如繭裹而緊圓，脈理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