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清文·戴名世·鳥說

余讀書之室，其旁有桂一株焉，桂之上，日有聲啁啾^①然者。即而視之，則二鳥巢于其枝干之間，去地不五六尺，人手能及之。巢大如盞，精密完固，細草盤結而成。鳥雌一雄一，小不能盈掬，色明潔，娟皎可愛，不知其何鳥也。雛且出矣，雌者覆翼之，雄者往取食，每得食，輒息于屋上，不即下。主人戲以手撼其巢，則下瞰而鳴，小撼之小鳴，大撼之即大鳴，手下，鳴乃已。他日，余從外來，見巢墜于地，覓二鳥及鷇^②，無有。問之，則某氏僮奴取以去。

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于人奴以死。彼其以世路為甚寬也哉!

〔注〕① 啁啾：二鳥和鳴。② 鷇(kū 枯)：鳥卵。

《鳥說》是戴名世的一篇諷世寓言。全文不足三百字，卻雋永清新，意味深長，對封建社會的殘酷現實予以無情諷刺。最后一句“彼其以世路為甚寬也哉”點明了全篇的主旨，令人回腸蕩氣。

清統治者于公元1644年定鼎中原以后，為了加強對人民思想的控制，大興文字獄。發生于康熙初年(1662)的莊廷龍《明史》案，因各級官吏深文周納，形成所謂“瓜蔓抄”，株連近七百余家。本文作者戴名世也是文字獄的一位犧牲者，僅僅因為他所著《南山集》中有《與余生書》，稱明季三王年號，又引及方孝標《滇黔紀聞》，就以“語悖逆”之罪名下獄論死(見《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傳》)，無辜被殺之冤與本文二鳥的遭遇恰似。從本篇末的議論“嗟乎!以此鳥之羽毛潔而音鳴好也，奚不深山之適而茂林之棲，乃托身非所，見辱于人奴以死”來看，《鳥說》的基本思想是君子可以遠禍。這與他二十九歲時所作《魏其論》一文的思想是一致的，即：“夫君子處亂世，不幸而遇小人，遠之亦死，近之亦死，而吾謂遠之猶可以得生。”實際上，在黑暗的封建社會中，這種想法并不現實，與世無爭的世外桃源不過是詩人的幻想而已。戴名世五十三歲中舉，那一年他寫了《蓼莊圖記》一文，中有“余久懷遁世之思，嗟宇宙無所為桃花源者，何以息影而托足”的話。感慨萬分的表白，說明他已意識到正人君子避禍無門的現實。作為封建社會中一個較有識見的知識分子，戴名世對于“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懟”(《與何屺瞻書》)，在出世與入世的思想斗爭中，他選擇的是一條積極入世的道路，所以他五十七歲時仍參加會試與殿試，并考中了一甲二名進士。盡管他也意識到“仆古文多憤時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獲罪”(《與劉大山書》)，但最后終于沒有逃脫統治者的屠刀，二鳥的命運竟成了他自身的悲劇。封建社會的“世路”的確太窄了，正所謂“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辛棄疾《鷓鴣天》)。聯系戴名世的遭際，讀這篇《鳥說》，不是更加令人深思嗎?

戴名世青少年時期就以擅長古文著稱。他的散文取法自然，雅潔嚴整。“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取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也。”(《與劉言潔書》)這段話道出了他的文學主張。如果說他是桐城派的先驅人物，有一定道理。從《鳥說》可略見其文風之一斑。全篇沒有曲折的構思，仿佛只是平鋪直敘，信口道來，其實字里行間都蘊涵著作者充沛的情感。他先開門見山，把構筑于桂樹上的鳥巢中二鳥的“娟皎可愛”及其取食盤桓的嬌態寫出，不事雕琢而情深意長，旨在造成一種和平恬靜的氣氛。接下忽寫巢墜鳥失，本是美好的事物破滅了，使讀者于突兀之中頓生感傷之情。最后一段議論，既點明了本篇主旨，又給讀者以掩卷深思的余地。文章的魅力也正在此。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杜甫《春望》中的名句。文學家往往把自己的某些主觀感受移情于身邊習見的動植物，甚至移情于一些無生命的物體，以表達自己不愿明說或有難言之隱的情感。作者四十九歲游巾山，見群雀相斗于署，就對旁邊的人說：“君等志之，此一部廿一史也。”(見《辛巳浙行日記》)這是作者文學家氣質的流露。《鳥說》這篇寓言正是作者移情于二鳥，借二鳥的悲慘結局宣泄自己長期郁積的憤懣之情，以達到諷世的效果。最后一句“彼其以世路為甚寬也哉”，警醒有力，發人深省，能夠于平淡中畢露鋒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