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曾鞏《戰國策目錄序》原文|注釋|賞析

曾鞏

劉向所定 《戰國策》 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戰國策》 三十三篇復完。

敘曰： 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年，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 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 能勿茍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于自信者也。

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于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 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圣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后以禁，則齊;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后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據《宋史》本傳記載，曾鞏“中嘉祐二年(1057)進士及第”，即調“任太平軍司法參軍”，轉而“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后又改“為實錄撿討官”，直至“出通判越州”。由應禮部試而入仕宦，到被罷黜京官簡放外任，其時當為嘉祐二年至熙寧元年(1068)。在這十數年里，曾子固大都是在國家館閣的檔案與典籍中度過的。特定的生活環境，優越的工作條件與特殊的任務性質，使得一生嗜書嗜學的曾鞏如書海行舟，不舍晝夜，收益匪淺。這一段經歷正是他從不惑之年轉入知命之年的關鍵時期，亦使曾鞏的思想與文章得以充實與提高。對曾氏以古淡平正、窮盡事理，紆徐委曲、典雅醇厚見長之風格的形成，無疑有著一定的影響。其標志便是曾子固為后世所留下的一批以“目錄序”為題名的修史專著。后人對此頗多贊譽，唯其晚清古文大家林紓所稱“曾子固為目錄之序，至有條理”切中肯綮。傳世的十數篇“目錄序”中又以《〈戰國策〉目錄序》的“英爽軼宕”為榜首，多有可談之處。

《戰國策》，是一部反映戰國時代縱橫家思想的史料匯編。相傳為上古史官或策士輯錄，經西漢未劉向校編，手訂為三十三篇。行世至北宋已佚十一篇，曾鞏重為考訂補輯，“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而“正其誤謬”，“疑其不可考者”，直至是書“復完”。可見曾氏所付出的心力。作為一般的“書序”，多以考訂次第為要。所謂“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王應麟《辭學指南》)，無非對著作典籍的編撰始末、緣由、內容、體例，編排、目次等項加以敘述和闡明，實際上有目錄、提要的功用。但序文“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敘事”(徐師曾《文體明辯》)，前者如《五代史伶官傳序》，后者以《太史公自序》各擅其名于世。曾鞏的《〈戰國策〉目錄序》是以駁論為主旨的名篇，其論辯清晰，從容和緩;“淳古明潔”，又“藏鋒不露”。尤其是駁論中有根有據、欲擒故縱的條理與節奏，使全文在藝術上別樹一幟。而行文間暢達舒卷的文勢，“峻而不庸，潔而不穢”的語辭，不僅生動地體現了“南豐體”的風格，亦可證曾鞏原是個頗有史識與史才的人物。

曾氏此文的題旨，在于駁斥劉向作《戰國策書錄》時稱“戰國謀士”乃“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的觀點。作為一篇意在駁論的“書序文”，既不失文體的程式所限，又能指斥利弊，直抒胸臆，闡發世人所未聞，確實需要作者費一番心思。曾子固抓住了或“惑于流俗”，或“篤于自信”這一線索，從介紹《戰國策》入手，以欲擒故縱之法，先敘孔、孟行法論道的史實，并用“法可適變，道不可不一”的道理作一反一正的對比，點明劉向觀點的荒謬正在于對“流俗”與“自信”應惑應篤的顛倒。同時，筆鋒指向戰國策士的尚詐、言戰，批判了種種異端邪說所以亡國亡身，亦應歸結于對“道應立本”，“法須適變”的惑而不辯，并以此照應立論宗旨。全文觀點鮮明，立論有據，論述精湛，顯示了“南豐之文，長于古道，故序古書尤佳”(《唐宋文舉要》) 的本色。而這正是曾鞏撰“目錄序”一類的與眾不同之處。

作者行文落墨于《戰國策》，卻由其篇目轉折為“敘錄”，指出劉向對上古時期天下“所以大治”、“所以大亂”的見解是“其學既美”，起勢便作褒揚。繼之以“卒以謂”，提煉出劉向“敘錄”的要旨在于“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的識見。隨之立即痛抑以“則可謂”，點明這是因“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者”的荒謬所致。作者辯析劉向的得失，或貶或褒，文字都極其爽潔; 而揚抑得體，一語中的，又可顯出曾鞏的敏銳。“卒以謂”，“則可謂”作二層折轉，使文勢有起伏。“流俗”、“自信”兩詞淺顯平易，而又無不擊點要害。文勢至此雖筆凝褒貶揚抑，作者反引而不發，置謬論于一旁，另起頭緒，緩緩款款，果然是“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 (劉熙載《藝概》)

曾鞏為文，一向講求結構的紆徐婉曲。他慣以事理為線索來布局全篇。既揭示出劉向見識的荒謬，其行文卻先略揚而后痛抑，且作二層轉折，使“流俗”與“自信”互成襯托; 又有心藏起對方，雖痛抑而不劍拔弩張。圍繞著應惑應篤，層層展開，反復論辯。作者借孔孟而敘史實，指出二帝三王以降，“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而孔孟“二子仍獨明先王之道”的原因是基于“為當世之法，不失先王之意”而已。曾鞏由此論述“法以適變，不必盡同; 道以立本，不可不一”的原則，贊揚孔孟并非“好為異論”，原是“不惑于流俗，篤于自信”的表現。文字雖處處是論先王說孔孟，何嘗不是暗指劉向的得失。作者極善于運用這種宕開一筆，盤旋轉換，反復嘆詠的手法。乍看似乎游離初衷，另立爐灶，其實仍繞著對“道法”的認識，在“流俗”與“自信”上大做文章。而且史實有根有據，真可謂字字有法度，句句有來歷。至于“戰國之游士”，各逞口辯巧說之才，或“論詐之便”、或“言戰之善”以投合人君。雖蜂起于一時，無不落得“不勝其害”、“不勝其失”，“亡其身”、“滅其國”的可悲下場。探究其原因，亦在背棄了“道，不可不一”的原則，釀成亡人亡國之“大禍”的正是縱橫家們玩弄的權宜之計。曾鞏有感于此，遂發出了“而俗猶莫之寤也”的警策之語，真是鞭辟入里，語重心長。此處明指“戰國之游士”，暗處卻又是敲打在劉向的身上。兩次明打暗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作者巧運文思，筆觸一經點到即戛然而止，既不起波瀾亦不動聲色，卻使余味無窮。《古文關鍵》卷二評贊此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正是指曾文斂氣蓄勢，能在筆墨間保持著醇厚委婉與毫不寬貸的統一。這種統一融匯在又淡又古、平平敘述之中，反倒給人以別開生面，別有洞天的趣旨。

自然流暢雖是北宋散文的特點，但文壇大家們的紛呈異彩常使“自然流暢”千變萬化，各有其妙。曾鞏亦自出機軸，總能將空泛的論說寫得既人情入理，又意趣盎然。而行文的自然流暢正使枯燥的說理易變得生動形象。本文中“邪說之害”原由上文游士奸俠的“詐言為禍”而來，此時，作者順筆提出，竟毫無唐突生硬之感。所以作者能在結構上專立一節闡述對“邪說之害”的態度，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同時，曾鞏采用了“或曰”、“對曰”的問答方式，使行文頓然活潑鮮亮起來。這不僅僅為了文句多變化，更使作者闡明見解，駁難論敵的努力成為一種巧妙的自然流露。可見曾鞏對“自然流暢”的理解和運用，實際上更從全篇的結構和題旨的闡發去考慮和編排，已遠遠地不限于文章的字、詞與文句了。如此文中，曾鞏不贊同“放而絕之”、“書之不泯”的態度和做法，強調只能用疏導的方式。所謂“使當世之人”與“后世之人”皆知其“邪說”的“不可從”和“不可為”，才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同時作者又用孟子之書亦收“神農”、“墨子”之言作對比，有力地證明了“放而絕之”、“泯之滅籍”的不能成事。作者對錯誤觀點所持的態度是很可取的，解決的方法也相當明智，也最有成效。這一節看似孤獨一枝，其實仍是對“戰國游士”“為世大禍”的進一步闡述和批判。只不過換了一個角度，從揭露和禁戒兩方而論證修訂《戰國策》一書的重要，其“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間”，三十三篇的字里行間，“載行其事”，無一不是“法”、“道”的“適變”與“守成”之爭。如此看來，《戰國策》作為珍貴的史料匯編，多有可借鑒處。所謂“邪說宜放絕”，“其籍必滅廢”純屬謬論，已不攻自破。

清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鈔·曾文引》中稱贊“南豐之文深入經，而濯磨乎史、漢。深于經，故確實而無游談;濯磨乎史、漢，故峻而不庸，潔而不穢。”此論頗為中肯。以曾鞏為文本于六經之學，身為館閣校錄，行文中果然是理學氣較多。僅《 戰國策>目錄序》一文，作者自始至終潛氣于內，雖是題材重大的駁難說理文，批駁卻總是含蓄，在巧妙地利用對比的方式委婉地論述時，從容和緩，斷不肯著一句激切言辭。指責劉向的“惑于流俗、而不篤于自信”，亦不以二節文字的結語一句，以下僅僅用暗收法，不再指名批駁，唯筆觸暗中點到而已。曾鞏為文常能翻求新意，使全文“于無出色處求出色”確實難能可貴。

本文首尾單寫有關《戰國策》一書的考訂，辯證，這是書序文所必須交代的內容。至于文中對于“先王之道”的褒獎，對戰國游士的見解，不作分析區別，一概貶斥為“邪說”，都體現了曾鞏思想認識上的偏頗。但肯定了《戰國策》的歷史作用，肯定了“法”“道”之間，“流俗”與“自信”之間的辯證關系，使曾鞏的認識有一定的思想價值。至于全篇結構整飭變化;暢達其辭又有倫有脊; 委婉曲折又平易流暢; 豐不余一字，約不失一辭的藝術特點，正是曾鞏散文風格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