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唐六臣傳論》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

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后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余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后唐從而亡。

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故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 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

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 故曰： 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

一君子存，群小人雖眾，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唯空國而無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 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

嗚呼! 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 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刹昏b哉，可不戒哉!



這是一篇史論文章，為歐陽修所撰《新五代史》卷三十五《唐六臣傳》的一段議論。全文縱橫捭闔、淋漓盡致地闡發了作者對所謂“朋黨說”的斥責，旗幟鮮明，立論精警，邏輯性強，環環相扣構成了本文的最突出的藝術特色，是一篇有極強說服力的議論文。

唐六臣是指唐哀帝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楊涉，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張策，吏部侍郎、太常卿趙光逢，御史大夫薛貽矩，禮部尚書蘇循六人。這六位仕唐的臣子雖性格不同，為人各異，且都沒有什么超俗的才能、蓋世的功業，但哀帝被迫遜位以后，他們卻不約而同搖身一變，當上了梁太祖朱溫的高官，一齊輔佐新朝主子。這種行徑在封建正統觀念甚強的史官歐陽修眼中，無非是一群德行兩虧的小人，因而就為他們作了一篇合傳。他們由唐仕梁，而大書“唐六臣”者，乃是寓褒貶于一字的《春秋》誅心之法。

在六臣本傳之前，歐陽修還精心結構序論一篇，歷述唐末朝中政局，以“白馬之禍”為鑒，意在總結唐朝覆亡的歷史教訓，并揭示出撰《唐六臣傳》的目的。唐哀帝天祐三年 (906)，梁王欲舉自己的親信張廷范為太常卿，宰相裴樞極力反對，認為太常卿一官當以清流為之，梁王因而大怒，借故將裴樞、獨孤損、崔遠等七人貶官，隨后又同賜死于白馬驛。此后又誣在朝忠于唐室反對梁王的縉紳之士為朋黨，坐貶死者達數百人之多，這就是有名的“白馬之禍”。據此，歐陽修認為：“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于梁庭如此哉!”

這篇《唐六臣傳論》即在六人本傳之后，承引論之緒，又延引漢末史實，繼續發揮議論朋黨說的荒謬，與前序論前后呼應，相映生輝，完整地體現了作者的史學思想。

唐吳兢《貞觀政要·任賢》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歐陽修撰寫《唐六臣傳論》的目的正是借古鑒今，用歷史為現實服務。景祐三年 (1036)，宋代范仲淹與宰相呂夷簡在朝中發生爭論，呂攻訐范“所引用，皆朋黨也”，結果范仲淹罷知饒州，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館閣校勘歐陽修移書責諫官高若訥坐視不救，結果范、尹、歐陽三人同被貶，朋黨之論也由此而起，拉開了斗爭的序幕。慶歷四年 (1044)，朝中推行新政，朋黨之論又起，杜衍、范仲淹、歐陽修等被指為朋黨，憤激之下，歐陽修寫下了《朋黨論》一文。該文中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似乎承認了君子有朋黨之說，實則乃是從“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這一角度論證的;《唐六臣傳論》則從另一角度論證朋黨說之偽，以“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為政》)及“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論語·衛靈公》)立論，不承認君子有朋黨了。二文選擇的論述角度不同，卻殊途同歸，皆以孔子學說為旨歸，顯示了作者運用儒家傳統思想分析歷史、解釋歷史的觀點。這雖有一定的片面性，但由于文章組織的嚴密、論證與論據結合得天衣無縫，層層剝筍，語言質樸而富于表現力，終于贏得了令人信服的魅力。

歐陽修寫這類史論文章好用“嗚呼”二字表達感嘆之意，據他自己解釋是因為：“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文獻通考·經籍考》卷十九引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這種作法曾受到清人章學誠的譏諷：“只是一部吊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稱史才!”(《章氏遺書》外編一《信摭》)但平心而論，如果不理會作者有意繼承《春秋》筆法的實質，那么此文前后兩用“嗚呼”，卻有警世的妙用。如文章開頭于“嗚呼”以下故設問語：“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而下句又不作正面回答，僅以“不仁之人”為斷語，點明了全篇立論主旨，開門見山，筆力千鈞!

文章第二段筆鋒一轉，徑寫自己在繁城(故址在今河南臨穎縣西北)所見《魏受禪碑》文及平居所讀《梁實錄》的事實，將漢、唐兩段極其相似的歷史事件組織在一起，大發感慨。由于論據的選擇典型，從而將歷史的個別升華為歷史的普遍，為以下闡述朋黨說可導致亡國的極大危害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有順水推舟之效。讀者誦讀至此，感情為之震撼，必然身不由己地隨著作者的思路而下，猶如江河行地，無遮無攔。東漢末年，宦官專權，李膺、郭泰等正直之士與之斗爭，終于釀成兩次黨錮之禍。反對宦官專權諸人及其族人友朋皆被指為黨人，免官禁錮，此后漢獻帝在繁城被迫禪位魏文帝曹丕，東漢覆亡。歐陽修寫唐末之際的歷史，特意選擇似曾相識的漢末史實為證，就是為增加文章的說服力，打動讀者。

封建時代，一朝一代的興亡衰替自有其政治、經濟方面的深刻原因。封建帝王借朋黨之名盡除朝中正士，是其政治腐敗、經濟破產下的產物，是行將亡國時的現象而非原因。作者在議論中將現象當作原因來考察，是有偏頗的。專制社會中。皇權至高無上，一旦政權衰弱，國家機器就會運轉不靈，朝綱混亂，上下閉塞，而這時的封建帝王擔心的卻往往是大權旁落，所以極易于聽信朋黨說而猜忌叢生，終于導致濫殺臣屬的舉措，其國也每每隨之為強有力者所替代。歐陽修意圖用這種怵目驚心的事實告戒封建帝王，而不作更深入的探討，因為其目的僅此而已。全文論點若細究起來不夠完善全面，但由于文章寫法的成熟，恰恰可以彌補論點的不足和缺陷，這也從反面顯示出文章技巧的極大成功。

文章第三段緊承上文，進一步揭示朋黨說的起因。在作者看來，朋黨說的興起是在朝奸佞小人有目的行動，意在“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從而“奪國與人”。他們以此為武器，將朝中正人君子及其親戚故舊、交游執友、宦學相同者和門生故吏一網打盡，以便行其不法，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此段文字對于朋黨的界定僅是表面形式上的，容易貽人口實，所以文章第四段又對朋黨作了內涵上的分析。

文章第四段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淺顯道理入手，完善自己的議論，力求無懈可擊?！吧普弑叵喾Q譽”與“得善者必相薦引”二句，實際闡明的是君子“群而不黨”的儒家理論，從而論證君子“善善之相樂”而無所謂朋黨的事實，斥責了小人倡言朋黨說的荒誕。

文章第五段又轉入對君子正言立朝作用的肯定，分析了小人之所以要將君子趕盡殺絕的原因，使全文議論達到了高潮?！翱蓨Z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這是對朋黨說倡言者的最為有力的一擊，因為它最能引起統治者的矚目。

文章最后一段又轉入感嘆，與首段相呼應，對全文論點進行總結，造成一種再三強調、反復陳言的回環效果。“一言可以喪邦”出自 《論語·子路》篇，有一次魯定公問孔子說：“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婉轉回答了這個問題，認為人君之語：“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 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文中用“一言可以喪邦”一語，是指朋黨說足以亡國，以期引起統治者的再次矚目，引為戒鑒，言簡意賅，發人深省，耐人尋味，言有盡而意無窮地傳達出作者的思想，足以令人掩卷深思。

劉勰《文心雕龍·論說》云：“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究于無形……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 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其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以此衡量這篇史論，極中肯綮。全文除去首尾兩段感情色彩濃烈的議論外，第二段以漢、唐史實為主，做好下面議論的準備;下面三段議論層層深入，每段后皆以“故曰”總括全段大義，要言不煩，極其卷舒自如之勢，鞭辟入里地將朋黨說批駁得體無完膚，置朋黨說的倡言者于死命，失去反唇相譏的機會。

作者歐陽修是宋代著名文學家、古文大家，對后世影響甚大。他所撰寫的《新五代史》貫申所謂《春秋》義法，并以之作為評人論事的準的，達到為宋代統治階級服務的目的，雖不無迂腐之處，但由于他語言運用簡練得體，文章邏輯細針密線，結構布局精心獨到，因而誦讀之下，瑯瑯上口，鏗鏘有力，自有一種義正詞嚴的魅力在。作者自己對文章道與文的聯系是相當重視的，他認為文章“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答吳充秀才書》)，也許正是此文合乎他立命安身的儒家道統，寫起來才會得心應手，揮灑自如，有一種“飛流直下三千尺”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