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歐陽修《上范司諫書》原文|注釋|賞析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

司諫，七品官爾，于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系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系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 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 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 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 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

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

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后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才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 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本文作于明道二年(1033)四、五月間，此時，宋仁宗趙禎結束了十二年母后臨朝的歷史，開始親政。范仲淹自陳州通判調入京城，拜右司諫職。歐陽修聽說后，即從西京洛陽給范仲淹寫了這篇《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寫《上范司諫書》的明道二年 (1033)，北宋已經歷了太祖趙匡胤、太宗趙炅、真宗趙恒三個皇帝，傳到了仁宗趙禎手里。七十幾度冬雪秋霜，使得積貧積弱的形勢日趨嚴重，內憂外患日甚一日。朝野上下的有識之士無不感到深深的憂慮。如果說歐陽修于天圣元年 (1023) 17歲時應舉隨州，踏上仕途，是他走人社會人生之始的話，那么到明道二年，做了西京留守推官，已經走完了他青年時代的十個春秋。十年間，他目睹了社會上的種種矛盾和弊端。作為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當然希望能一展雄才，挽狂瀾于既倒，救生民于水火了。但他畢竟是個剛剛作了兩年小官、年僅27歲的年輕人。他寄希望于有能力、有影響的朝臣。恰在此時，傳來范仲淹任右司諫的消息，對范仲淹的為人政績，他早有耳聞，這使他感到興奮。

范仲淹這年44歲，朝野上下已頗具聲望。天圣七年十一月冬至，禮官為了諂媚尚垂簾決事的章獻太后，請仁宗率百官獻壽于庭，范仲淹竟奏書斗膽直言，以為不可：“且開后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后來范仲淹又上書請求太后歸政于仁宗。兩件事都沒有結果，于是他請求出京，不久便去做了河中府通判。天圣九年，遷太常博士為陳州通判。二年以后，明道二年三月，章獻太后崩，仁宗親政，四月范仲淹被召赴朝堂，拜為右司諫。

仁宗親政，這無疑是當時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官紳人等自然希望成為改變積貧積弱國運的一個轉機。此時“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做了右司諫，歐陽修對其曾犯顏直諫的操守深表欽佩，如今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更對他寄予無限的希望。對國家朝政前途命運的擔憂，對百姓疾苦無告的同情，對范司諫誠摯的期望凝諸筆端，寫成了情詞剴切的《上范司諫書》。

文章以說理縝密透辟見長。環環緊扣，層層深入，無一疏漏。讀罷令人心悅誠服。開頭極簡練，文從“賀”字發端。聽說您“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因多事，忽促間未能相賀。緊接著，直書“欲為一書以賀”的原因，借以抒發對范司諫的厚望。他說，司諫不過是七品官罷了，對于您得到這個官職“不為喜”，并不值得祝賀。“而獨區區欲一賀者”實在因為諫官把“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牽系于一身的緣故。諫官的地位太重要了。請看，今世之官“從朝廷九卿到一郡縣吏”，不是沒有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但是，就地方而言，“縣越其郡，郡逾其境”即便有“賢守長”也“不得行”，因為他們管理的地域范圍有限。就中央而論，則“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因為他們各司其職，權限不可超越。如果說到“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系職司者”，不受地域和職權范圍限制的，“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所以作者得出結論：“士學古懷道者，仕于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然僅是官職卑下的七品，卻能和宰相起一樣的作用。此其所以“欲為一書以賀”者之一。他進而論道：“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能與天子爭論是非可否，其官雖卑而職非輕。此所以“欲為一書以賀”者之二。又從反面論證，諫官比宰相還要干系重大。因為“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而“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僅“行乎一時”，而“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區區七品之官，與宰相一樣“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更有甚者，還要“著之簡冊”“懼百世之譏”，諫官的責任重大到如此地步，不是“材且賢者”不能任諫官。此所以“欲為一書以賀”者之三。權雖小，所言事包容天下;位雖卑，卻與天子論是非;職雖微，卻牽系百世之譏。作者從各個不同角度諸一論述了諫官的重要，說明自己所以“賀”的理由。接下來，作者又借朝野上下的議論表示了對范仲淹的殷切期望。他說洛陽的士大夫聽說范仲淹被召于陳州，相互議論說“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當得知果然拜諫官后，又議論說“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必范君也。”但是“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盼著聽到范仲淹的諫議卻始終沒聽到。于是，作者感到疑惑了。希望成為失望。從欣喜致賀到疑慮灰心，大起大落。大議論文中，利用跌宕，令人警醒，引發議論。這便使原有的期待向縱深發展一步。

作者的一個設問，引出關于韓愈《爭臣論》的議論，把他對范仲淹期望中的急切，急切中夾雜的不滿合盤托出。“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后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對于“有待而為”歐陽修提出異議，他借為韓愈辯護，闡明自己的主張。韓愈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人們指責韓愈是“不識其意而妄譏”，陽城之不諫“卒以諫顯”“蓋有待而然。”歐陽修反駁說：“吾獨以謂不然。”作者將筆鋒一下子蕩回到數百年前的中唐時期。他說，韓愈作《爭臣論》時，陽城已作了五年諫議大夫。之后又過了兩年，才上書言事，指出陸贄不當貶。加上“力阻裴延齡為相”并要撕毀任命他的詔書(唐宋時，詔書用黃、白麻紙書寫，所以稱詔書為麻)，這不過只兩件事罷了。此“獨以謂不然”者一也。然而，唐德宗時，本是多事之秋，“援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在這種時候，難道就沒有一件事可以進諫，而必須等待七年之久嗎?難道當時就沒有比“阻延齡，論陸贄”這兩件事更急而應該“朝拜官而夕奏疏”的嗎?此“獨以謂不然”者二也。下面論到為官時間的長短，以指責陽城之不諫。陽城為諫官七年，幸虧遇到了陸贄、裴延齡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如果他當時只作了五、六年諫議大夫就遷任別官，而最后無所諫言，離任而去，他將得到什么呢? 此“獨以謂不然”者三也。在駁斥了“陽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的議論后，又回到眼前，回到范司諫身邊：“今之居官者”，大部分三年一遷任，或一、二年甚至半年，這就更不能等到七年才有諫言了。這更增加了身為諫官的緊迫感。

至此，作者對唐代諫官陽城的指責，正是“懼百世之譏”的實證。使身為諫官者讀罷，或引咎自責，或捫心自問，或慨然上書。在論述了“有待而為”之謬種種之后，大約范司諫已無言以對了。作者再轉換角度，從諫官所處的客觀環境說起。就現實說明“獨以謂不然”的理由： 天子已經“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然沒有大事，可是自迢迢千里之外詔拜為司諫，不正是為了能聽到您的“讜言正義”嗎?可是您沒有進言，不能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主上有“納諫之明”。此“獨以謂不然”者四也。“布衣韋帶之士”常恨不被任用，待到被用時，又說那不是我職權范圍的事，不敢諫。或者說我的官卑不能諫。又說“我有待”，而“終無一人言也”，實在太令人遺憾了! 此“獨以謂不然”者五也。

文章收束處總論一句，從各個方面考慮，思天子“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塞重望”，解洛之“士大夫之惑”，都切盼“一陳昌言”而能“朝拜官而夕奏疏”，那將是十分幸運的事情了。

全文語言質樸、自然流暢，款款道來，如面對面直言相告。并且十分注意語言的分寸感，既不失之疏狂，又不失之粗陋，有理有據，不卑不亢。文中沒有一句議論時政的話，只談諫官的責任和對諫官的希望。然而在殷殷切盼背后，字里行間滲透出對時政的關心，傳達出時不我待的急切。行文中帶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對范司諫的敬、賀、責、盼盡在其中，令人不惱、不怒、且贊、且嘆、感慨系之。似乎使諫官讀罷，有不得不拍案而起，直趨朝堂之勢。設問句、反問句的運用，更加了說理的力量。

文章不僅說理縝密，而且結構層次分明，起伏跌宕，錯落有致，使人讀來饒有興味。通篇駁斥“有待而為”的理論，都從“欲為一書以賀”說起。用其所以賀的原因，說明司諫責任和作用的重大。從洛陽士大夫對范仲淹的贊揚，引出“佇乎有聞而卒未也”的疑惑。這以前，暗寫其不應“有待而為”。下面筆鋒一轉，為韓愈《爭臣論》辯解，明斥陽城而暗責范仲淹之不應“有待而為”。又以“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直言不可“有待而為”，盡述“讜言直諫”之望。文章初如曲徑通幽，漸似登高一望，終而豁然開朗。

歐陽修寫這篇文章時，夫人胥氏剛剛去世，同月章獻太后崩。國殯、家喪使他心緒不寧。所以文章開頭有“多事，匆卒未能也”的話。胥氏死后，撇下未滿月的兒子，母老子幼，給他的精神上很大打擊。就在這種時候，他仍關心朝政，希望范仲淹能在天子剛剛親政時有所諫言。不過在范仲淹上任才一個月左右，就急不可待地指責他的不諫，唯恐他也如陽城一樣“有待而為”，雖有拳拳赤忱之心，未免有些武斷，求之過苛，望之過切了。

其實，范仲淹上任伊始便如披堅執銳，不負朝野重望。四月奉詔，五月便因不少人“追斥(太后)垂簾時事”上言：“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仁宗從諫。章獻太后死后遺誥“策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終因范仲淹諫仁宗只封太后名號，刪去“參決軍國事”等語。七月，又上書言“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巡行。”未見結果。他又上言“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于是命他安撫江淮。所到之處“開倉廩、賑乏絕、毀淫祀”并查明有人在荒年貪污役茶、丁口鹽錢。他還把饑民吃的鳥昧草帶回來進獻給宮廷，請皇帝向六宮貴戚們展示，以戒奢侈。深入民間，使他對朝政有感又“陳八事”議論得失。回朝后，恰逢仁宗與宰相呂夷簡等論廢郭皇后事，本因后宮瑣事，上書諫止，不被采納。第二天，又率其屬下及眾御史“閣門列論”，仁宗仍不聽。第三天早晨，準備與呂夷簡“廷辯”，還未及上朝，就被降知睦州，并且催促他快些赴任……來年正月，出守睦州。

范仲淹作右司諫僅僅八個月，比起陽城的七年短得太多了，但所進諫和所做的事情卻遠遠超過了陽城。他以行動解除了歐陽修和洛之士大夫們的疑惑。從而使歐陽修對他有了更深的了解。對他更加敬重，乃至在二年后的景祐三年，范仲淹再次以言宰相事被貶，歐陽修憤然命筆，痛責司諫高若納不為其辯誣，以至同時被貶往峽州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