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圣問。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圣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

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托，必盡其材; 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捍夷狄，內以平中國。于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于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于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于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 寬仁恭儉，出于自然; 而忠恕誠愨，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并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 因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于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為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 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 兇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奸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并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眾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 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于庸人。農民壞于徭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圣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愨，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茍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札子”，又稱“劄子”、“榜子”，古代公牘文的一種。它具有兩類含意： 一是稱大臣向皇帝進言議事的奏章; 一是指凡有司不用正式詔命所發布的指示、指令。前者如“上令尚書給筆札”(《漢書·司馬相如傳上》)，后者似由宋代中書省、尚書省以及諸路帥司始行興，亦稱其“堂帖”。據歐陽修《歸田錄》所記：“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今謂之札子。凡群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 (即中書舍人與翰林學士的合稱) 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札子。”王安石的《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即屬于奏章一類。本文作于宋神宗熙寧元年 (1068)，其時，王荊公正官拜翰林學士。

據史載，神宗趙頊即位之前對王安石的才干已早有所聞。所謂“帝在藩邸……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續資治通鑒》) 熙寧元年四月“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人對。”(《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越次入對”，即越級當面回答皇帝的垂詢，此四字足證神宗對王安石的賞識。在“入對”中，神宗問“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所以本文起筆便自責“誤承圣問”、“語不及悉”，自愧“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史籍所謂“安石退而奏書”者，即指此篇“札子”。作者說自己所以能“敢昧冒而粗有所陳”，是為了彌補入對時的“迫于日晷，不敢久留”，尤其是對此問的“遂無一言以獻”，可見作者寫這篇札子的目的始終很明確。

宋神宗的垂詢，實際上給了王安石一個論證“享國百年，天下無事”的命題，王安石卻將題旨落在從“無事”揭示出“有事”。所以作者歷數宋朝立國百年來，太祖開創在先，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守成在后，尤其是仁宗時政治措施的功過得失。作者的本意乃在總結積弱、積貧局面形成的原因和歷史教訓。所以，在王安石的筆下既痛揭時弊，點明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 又反復而詳盡地分析積弱積貧的由來與后果。作者以政治家的敏銳和文學家的才思，引導宋神宗對“無事”背后的“有事”能持以足夠的清醒的認識，鼓勵神宗及時鏟除弊政。暗示了要維護大宋朝真正的“百年無事”，唯有實行變法改革，其必要與緊迫已是刻不容緩。作為一篇奏札，王安石力陳弊端，以文筆簡潔、犀利見長。而其見解中肯、語辭深切，更得到了神宗的重視和信任。史籍稱，趙頊批覽奏札的第二天便要王安石速細陳“設施之方”，次年又擢其為參知政事 (即副宰相)，開始了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可見這封奏札堪稱變法之先聲。

古代帝王大都變化多端，難以預料。要將一篇褒美中盈溢著揭露，贊賞中滿含著譏切的文學編排得易于接受，乃至認可，確非易事。何況初登大寶的神宗趙頊雖有意刷新政治，仍時時會受到保守勢力的干擾。王安石的運筆之高妙或正在此。作者能審時度勢，行文以身任翰林學士，“近臣”書奏的角度口吻，力陳已見，辯析申述，盡職盡責。而全篇抓綱帶目，寓理于人事。或褒或譏，條分縷析。文勢首尾貫通，一氣呵成。作者指陳時弊能切中要害，褒揚政績又鋪寫精詳。語辭犀利而委婉，篇末的結語尤其懇切真誠，其忠諫之心油然可見。從這篇奏札的效果看，確實感染并打動了神宗，使變法得以盡快地實行。而這種奇效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作者善以欲抑先揚、褒中寓貶的藝術手法。在議論文體的“札子”一類中，王安石的這篇由“無事”論出“有事”的文章，從立意到謀篇始終成為后世之楷模。

本文的重點在三、四兩節。作者由首節的奏札引契，表示了作為“近臣”的“粗有所陳”。繼之以二節文字，贊嘆本朝歷百年而無事，全仗五代人君的秉賦天性，或“聰武”、“謙仁”，以至“無有逸德”。而尤稱“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凡用人“必盡其材”，政令“必當其務”;“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誅貪殘”，“躬以簡儉”;御外而能安邦，平內而能定國。果然因有太祖開創于前，四帝守成于后，使北宋能“享國百年”。這一節文字極簡潔精練。王安石以一連串整齊而略加變化的句式頌揚歷代君主，文中單列太祖盛德，其他以“無有逸德”作一筆帶過，使行文重點突出，亦避免復雜之嫌。而“無有逸德”褒中有貶，雖頌詞亦不說絕說盡，文句簡明而容量深廣。作者前文有“粗有所陳”之語，此處亦作提綱挈領式的概括，承轉啟合，彼此照應，使文勢貫通如一。

王安石此文立意于“無事”中的“有事”，所以便在欲抑先揚，褒中寓貶的“褒揚”二字上極盡鋪陳渲染。從文字與語勢上竭力寫足寫盡，才能使“抑”和“貶”的意義更加深刻，使“有事”在“無事”的襯映下暴露出已是危機四伏、病入膏肓的嚴酷現實。于是回歸到文題的宗旨，要真正“百年無事”，唯有走變法改革的一條路。

因此王安石以“仁宗在位，歷年最久”(1023——1064，達42年)，而自己又曾經擔任仁宗的侍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故愿單獨立言專論。由此，奏札順勢轉入三節，而“申鑒于方今”“已含篇末人事不可怠終意”(《唐宋文舉要》卷七引文)。仁宗朝事，作者或親眼目睹，或參與其間，凡朝政之功效利弊，王安石了然在胸。形諸筆下自然是落墨有致，要言不煩。作者以先言其事，后言其效構筑本節文字。寫仁宗之“施為”。歷數其：未“妄興一役”，未“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而“不忍加兵”于夷狄;至于刑律公正，“賞重而信”;采風納諫，不偏聽偏信;任賢用才，“拔舉疏遠”，皆循定法。王安石將仁宗的“施為”之所以出，統歸之于“寬仁恭儉”、“忠恕誠愨”的“自然”、“如一”。仁宗“施為”種種，作者往往親身經歷，所以落筆得心應手，文字鋪敘也愈見精詳豐贍。王安石寫“先言其事”用的是綜述法。將上文中贊仁宗以“無有逸德”的諸般事項具體化，分別羅列出來。其事雖有大小巨細之分，但指評事理同一。仁宗為人君者，其“仰畏天，俯畏人”的思想也“自然”、“終始如一”。議論文體向有先分后總或先總后分的不同方法，本篇“札子”亦循此道。所謂“先敘此四句 (指文中的‘寬仁恭儉’、‘忠恕誠愨’、‘出于自然、‘終始如一’)。下文卻留此在后總收。”(《唐宋文舉要》卷七引文)

就此，作者詳寫仁宗行事之效。雖褒美之辭，王安石仍從綜述細抉分出六層，連迭起六個“……之效也”的句式，逐一回扣仁宗所“施為”。果然是以綱帶目，寫來條分縷析，井然有序。仁宗政績顯彰而功效明確，六個“……之效也”的連用，使行文頓生波瀾，令人眩目。所謂“不忍加兵之效也”為其一： 但見吏治得以整肅，邊患安然消退，兵免死、民團聚，“安逸蕃息，以至今日”;“刑平而公之效也”為其二： 凡“大臣貴戚，左右近習”，皆能“自重慎”，守律法，其誠“甚于閭巷之人”; 至于“賞重而信之效也”、“不蔽于偏至之讒之效也”列為其三、其四，實際已在褒美之中揭示出兵員冗眾而無將帥; 官吏冗多而缺賢能之材; 天災人禍使災民流離失所而盜劫滋生的弊端。而“相坐之法之效也”則為五，旨在揭示百官升擢降職中弊端種種;“終始如一之效也”是其六，則表明仁宗的“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的秉賦美德。作者對仁宗的政績功效極盡溢揚之辭。雖處處歌功頌德，卻又句句并未把話說絕說到頂，而是褒美之中有貶意。或直泄或暗寓，以便為下文的揭露矛盾作鋪墊而留有余地。王安石剖析仁宗朝的利弊得失，觀察敏銳，文筆犀利，論點鮮明。作者寫仁宗朝的“無事”，其實行文中已處處可見其“有事”。此六條“……之效也”明為褒獎溢美，實質引導神宗多去想一想功效后而的弊端。從文句語勢上仍能貫通一氣。難怪古人贊此文：“綱舉目應，章法高古，自始至終，如一筆書。”(《唐宋文舉要》卷七引文) 作者確是文思高超，頗多匠心。

奏札的第四節，作者以“然”字宕開一筆，指出“本朝累世循末俗之弊”，揭示題旨所在。王安石運文歷來講究多變。所謂“仰畏天”、“俯畏人”，由上文直至此時而始見端倪，所稱“此二語在累朝相繼處總收” (同前)，行文也一變而為言事剴切，出語驚人了。“累世”二字將太祖也歸入其中，可見“因循末俗之弊”并非自今日始。王安石以“累世”一句喝起大旨，筆觸由此直指帝王人君。而指陳時弊，洞察積患，語辭又多重在譏切，與三節的偏于褒美恰成鮮明的對照。作者力陳朝政之失，首在為人君者不能效仿“古大有為之君”，不行“先王之法”。作者語含譏諷一語中的。文中指出“人君朝夕與處”者不過是佞嬖女色; 理朝視事又囿于瑣細，而不與臣僚探討社稷大政; 以致“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絕少人君主觀的積極努力。必然是邪正不辨，名實不察。王安石以翰林學士的身份直言以諫，奏札歷數“累世”之積弊當首在君王。其議論驚世駭俗，充分體現了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胸懷與氣魄。以下，作者由整頓朝綱，考究名實的弊病，引證出選才用人的種種“怪事”。所謂“君子”與“小人”相同列;“正論”與“邪說”并容用;取士以“詩賦記誦”，不備設學校行“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授爵，而無考核“課試之方”、以致朝廷吏制混亂，久沿成習。凡監司不行督察，守將不經挑選，何況官員調動頻繁，“難于考績”，使得那些善于鉆營、夸夸其談又不學無術之徒得逞于以假亂真。直至結黨營私，憑空制造聲望者反得居“顯官”，一些勤政職守的人卻橫遭排抑。王安石對吏制的黑暗深惡痛絕。行文中一一點列，凡其人其事無不入木三分。雖說是奏札論述，語句卻簡潔有力，形象生動。作者滿懷慨嘆，將本朝選賢任吏的積患歸結為“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能者“亦無異于庸人”。選材用吏若此，朝政吏治也就可想而知了。王安石深諳人君之道不明，人才吏制壞怠是“因循末俗之弊”的根本，君臣昏庸，不思進取，江山社稷也就岌岌乎可危了。所以，作者順次轉訴其余諸項失政，分析并揭露潛伏著的種種社會危機，文字愈見出有根有據。從現象看，農民苦于徭役，失修水利;邊關將士“雜于疲老”，多缺素質;禁軍卒伍，聚“無賴之人”;帝室宗親或無教養，親疏升降亦缺標準;而國庫空虛，財政縻費無度，絕少理財之人之法。朝廷的病患，社會的危機已是“本朝百年無事”所不能掩蓋的了。王安石正以這種反復馳驟的藝術手法，要言不煩，表明自己憂國憂民之心。以人君之道與人才之道總括積弊之要害，繼之，層次分明地羅列“無事”背后的隱患，揭示出本朝百年之“有事”非一日之寒，而如今已到了非革除弊端不足以保社稷江山真正無事的關鍵時刻。所以作者反譏“百年無事”的說法，“雖曰人事，亦天助也”，勸告神宗對此應有一個全新的評價。

文末，作者將筆觸歸回題旨，奏札中寄希望于神宗：倘“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那么，神宗欲“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語出見心，滿含殷切，而以此收束全篇，文字既自然又無諂媚之嫌，亦不失此奏札的本意和近臣的身份。果然是順理成章，恰到好處。

一篇由帝王命題的奏札，王安石偏從神宗所等待著的“百年無事”論證出危機四伏的“有事”，指陳時弊，切中要害。文中褒美與諫諍的各自偏重，欲抑先揚、褒中寓貶的巧妙構思，尤顯示出作者的藝術功力。在整飭統一的結構中，王安石亦以對偶、排比、齊整而有變化的句式加強了行文的節奏感，所謂“環瑋雄放”，瑯瑯可誦。明代茅坤稱“此篇精神骨髓，荊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脅，全在說仁廟處，可謂搏虎屠龍手。”(引自《唐宋文舉要》卷七)此語堪為的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