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經典文章賞析·王安石《回蘇子瞻簡》原文|注釋|賞析

王安石

某啟： 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豈勝感悵!

得秦君詩，手不能舍。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 余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 吾又獲詩，手之不舍。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 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回蘇子瞻簡》是王安石晚年書寄蘇軾的一封短信。雖說是尺幅小品，但在蘇、王的交往之中倒不失一篇頗得契合忘年之意的文字。誦讀書簡。唯其行文的質樸潔凈，殷殷切切，思路明晰，亦可見困頓罷相之后的王荊公依然敏銳機警、文思泉涌。作者回憶難忘的金陵相會，關懷對方的跋涉羈旅。賞秦觀詩作 (蘇軾信中所推薦) 的“清新嫵麗”。無一處不是語出見心，情感深摯。雖百余字之內，卻情真意切而盈溢于紙外，正所謂唯信札體最能見撰著者。此篇書簡情味雋永，有思想、有情采，堪稱蘇、王晚年交誼翰墨的力證。作者嘆紙短情長而筆含蘊藉，使人多能體味文壇大家的相互敬重、喜愛人才、珍惜友誼，以及蘇、王二人的一片拳拳于胸，坦蕩心懷。

書簡寫于元豐七年 (1084) 蘇、王的金陵聚會之后。宋代文壇多趣聞軼事，而“金陵相聚”正是蘇王交往中的一則佳話。在這兩位巨擘的相識相知和相交相往的友誼史上，雖金陵晤面時間短，卻以其“兩公名賢，相逢勝地，歌詠篇章，文采風流”，(《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二三)而稱道于后世。據考是年蘇軾由黃州移貶汝州。四月別雪堂鄰里，與參寥同游廬山;五月會蘇轍于筠州;六月送長子赴任德興尉;七月、八月過當涂，抵金陵，謁見罷相退閑于“半山園”的王安石。兩位文壇大師，一個已閑居多年，一個正連遭謫貶。雖然各有不同的坎坷曲折，但橫受排斥的處境或略相似。于是遂有金陵聚會，過往流連，相得甚歡的翰墨美談。此事《宋史》及宋人筆下多有記載。朱弁的《曲洧舊聞》尤寫得妙趣盈溢：“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荊公野服乘驢謁于舟次，東坡不冠而迎”。一個“野服”，一個“不冠”，既暗寓著彼時蘇王的境況，更突出了二人相見如故，一無拘謹的心情與神態。蘇東坡小駐金陵，與王安石或促膝長談，或同游蔣山。留連忘返，累日不絕。其間，吟詩填詞，唱和頗多。至于手書互贈，翰墨交誼更是“文采風流”，傳為文壇軼趣。

金陵相會堪為蘇王交往留下了最難忘的回憶。蘇東坡在隨后的離金陵、赴儀真、至揚州、買田宜興、上表乞居常州的匆匆旅途中亦時時眷戀。他連連致書王安石，感嘆“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 已別往宿，悵仰不可言”。(《王荊公年譜考略》)才分別“經宿”，即已“悵仰”若此，其晚年相遇，累世難逢的珍貴不難想見。蘇軾從儀真寫給王安石的信更直接表示了過往“得陪杖屨”的愿望。所謂“買田金陵”、“老于鐘山”，儀真“求田為事”，都一心為了“見公不難”。作者有感于“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均引自《東坡續集》卷十一)。可見金陵聚會時時撩拔著兩顆摯誠的心。所以王安石在書簡的首句說“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逾月，豈勝感悵!”既是確有所指，更是充滿著對蘇軾行程勞頓的無限關切?！坝庠隆倍种该髁送醢彩倪@封書簡約作于九月底十月初。蔡絳《西清詩話》論及金陵相聚時稱“公嘆息語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可證蘇王晚年相交的翰墨之誼并不是幾句流言蜚語所能詆毀的。

蘇王相逢“盡論古昔文字，閑即俱味禪悅”。(《西清詩話》)其間，蘇東坡特向王安石推薦秦觀的詩作。按：秦觀，字少游，為“蘇門四學士”之一，后被奉為北宋以后詞壇第一流正宗婉約作家。元豐元年(1077)秦氏應舉進士試不中，四月轉攜《黃樓賦》一篇拜謁蘇軾于徐州。時東坡知徐州任，二月方筑建黃樓，蘇軾見此文贊不絕口，“以為有屈宋才”。恰在七年之后秦觀自編《淮海詩文集》十卷，蘇軾如獲至寶。金陵相會之后又專門寄來秦觀的詩作，書簡中的“得秦君詩”當指此事。從書簡篇幅看，大部文字似在議論秦觀的詩作。作者前已有聞，今又目睹親見，所以書簡行文中的喜悅、贊嘆之情溢于紙筆。從文句的綰連上看，似仍照應著蘇軾來信的褒獎。所謂“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舍”。兩位文壇巨匠熱忱獎掖后進，善于慧眼識人才如出一心。王安石在書簡中并不列舉秦詩的辭句，因為蘇王已在金陵相逢時有過介紹和探討。此時作者單下品評之語，并征求于蘇軾。足見二人評學衡文，筆探書策、翰墨之誼一如往日。

北宋文苑拔擢獎拂后學勝士幾成傳統。六大家中尤以歐陽修以一代宗師，力薦五家，“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歐陽文忠全集》附五《事跡》) 蘇東坡承繼宗師風范，薦舉揚揄賢才更不遺余力。以至“有一言之善，則極口褒賞，使其有聞于后世而后已?！?(葛常之《韻語陽秋》) 而王安石亦以“手不能舍”，先表明自己“得秦君詩”的心情欣喜; 又用門生葉氏的贊同，推出對秦詩“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的評語。一意由二層托出，可見作者用筆的細膩。繼而以“不知公意如何?”設問蘇氏，既推心置腹，又不強差人意。荊公辟筑小品書簡果然也是縝密周詳之至，令人嘆服。謝靈運、鮑照世稱元嘉大家。謝詩典雅密麗，鮑詩奔放流暢，二人的明麗警新的風格對唐詩影響巨大。王安石將秦觀的詩比似鮑謝的“清新嫵麗”，無疑是匠心慧眼。然而作者意猶未竟，又翻二層?！皣L鼎一臠”四字比喻形象。將秦觀的眾多詩作容于一“鼎”之內，既然已開卷受益，“手不能舍”、自然“余卷冒眩，尚妨細讀”。秦體妙“旨可知”，“余卷”或已能斷其要。至此，一意翻作數層，評詩似已盡力了。豈知作者宕開一筆，指出蘇軾“奇秦君”，當面夸獎，信中也數次提起。愛才之心不能“置”，確實難能可貴。而“吾又獲詩”，前又有推薦，“吾”也是“手之不舍”，對秦詩的喜愛并不在蘇軾之下。作者以此來信作答，其語辭簡潔，“言必真言，情必真情”，句句親切感人。

“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一句，陡起波折，頓時由論詩而為評人?！端问贰贩Q秦觀：“長于議論，文麗而思深”，個性豪雋，喜讀兵書。不過秦詩既有“嚴重高古”的一面，又將詩寫得象詞。王安石稱其“清新嫵麗”或正指此特點，作為杰出的詞人，秦觀無愧于“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 (陳師道語) 之譽。但他的詞“猶以氣格為病”，卻是連蘇軾也看不上的。所以蘇東坡有“山抹微云秦學士，露花倒影柳屯田”的戲謔，其本意仍在指出秦觀詞中缺少豪放雄健的氣質。所以王安石講“至言妙道”，不單是含有贊同研習高深精到的理論，更隱寓著在“極口稱善” (蘇軾語) 之時應防止另外一種“至妙”對秦詩的潛移默化。王安石看到了秦詩可觀處，又警覺出它的不足 (雖未成大患)，婉言于書簡之中只成為一句似嗔，似諧的反問句，“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出語巧妙又親切真摯，令人耳目一新，回味無窮。

書簡雖以論秦觀詩為主要內容，但回信的宗旨似仍在抒發作者的離別思友之情。作者問“公意如何?”探詢“嗜好過乎?”明為品評詩作，實際仍為蘇軾的“盤桓江北”，“俯仰逾月”而寄言寄語，送上老友的一片“感悵”和眷戀。這種將文意托之以記述一件事物的方法，常能收到奇效。作為一封短信，王安石雖已是病老之身(冒眩即頭暈)卻能在字里行間傾訴內心的懷友之情，行筆質樸通暢又多諧趣，仍不失其獨特的文風。

蘇軾、王安石之間的交往與友誼，后人多有記述。由于宋代黨爭尤甚，所敘常囿于門戶宗派之見，每可得出文字中的恩怨喜好，褒貶揚抑，各取所需。加之好事者的敷衍和編造，往往使蘇、王交往蒙上了層層迷霧。蘇、王的首次交往，今已無確考。但從嘉祐五年王安石起草制詞，授蘇軾河南福昌主簿為開始，歷經蘇洵作《辨奸論》(此文的著者至今尚無定論)引起的渲染傳聞、變法政見的分歧、“烏臺詩案”的文字獄，直至金陵聚會，相得甚歡。可見幾十年間，蘇王的交往的確復雜曲折。雖有抵牾、分歧和爭論，但仍保持著真誠的友誼。尤其是對學術與文章的探討與推重，使兩位文壇大家直至晚年又以翰墨交誼日愈發展而傳為文苑佳話。蘇軾在金陵唱和，作《次韻荊公四絕》詩，其第三首有“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句。王安石也賦《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贊賞蘇軾“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金陵聚會以蘇王的翰墨交誼，寬闊襟懷而流傳后世，所謂“照耀千古，則江山亦為之壯色”(《王荊公年譜考略》)。而這封《回蘇子瞻簡》則可證佳話之中兩位文壇大師晚年相遇的欽敬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