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靖華

元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謁王文父于江南。坐上，得陳季常書報：是月四日，種諤領兵深入，破殺西夏六萬余人，獲馬五千匹。眾喜忭唱樂，各飲一巨觥。

聞說官軍取乞訚， 將軍旗鼓捷如神。

故知無定河邊柳， 得共中原雪絮春。

蘇軾

宋朝自趙匡胤建國之始，即采取“守內虛外”的方針，從而招致了邊鄙空虛，強敵屢屢侵犯。除北方的遼國而外，西方黨項族的西夏國也是北宋邊陲的嚴重威脅。從宋太祖時起，黨項貴族領袖便陸續攻占了夏州(今陜西橫山)、靈州(今寧夏靈武)及西涼府(今甘肅武威)等地，不斷擴充其軍事實力。1006年宋真宗被迫以“賜”歲幣的方法屈辱求和，促成趙元昊于1038年在興州(今寧夏銀川)建都稱夏，形成趙宋西境戰火連年的局面。仁宗時，更由于延州(今陜西延安)、好水川(今寧夏隆德)、定川(今寧夏固原西北)的三戰潰敗，導致國勢的愈加衰弱。

蘇軾早在其青年時代所寫的《制策》中就明確指出：“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始終不可為。”而后他隨時表現出“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環。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和子由苦寒見寄》)的昂揚斗志，歷述著自己“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獵》)的報國熱忱，并希望有朝一日“圣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祭常山回小獵》；)的捐軀意愿。后來，他雖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但仍是“雖廢棄，未為忘國慮也。”(《與滕達道書》)。然而，形同政治囚犯的處境，使他報國無門，他只得常把自己內心的“何當請長纓，一戰河湟復”(《和王晉卿》)的憂憤之情，抒發于筆端。這首詩便是作者在遭貶黃州的逆境中，聞說抗擊西夏獲取勝利時所進發出的一種愛國喜悅之情，從而突現出蘇軾決不屑于個人恩怨而始終與祖國同命運共呼吸的凜然大節。

元豐四年(1081)，李憲、種諤等指揮五路大軍進討西夏的戰爭，由于將帥急功近利，驕縱輕敵、互不協調，以慘敗而告終。就這次整個戰役來說，蘇軾是曾存有不同意見的，因他早就覺察到朝廷滋長著某種輕敵盲動的驕氣，曾撰文《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勸阻朝廷莫“喜于一勝”，又撰《代滕甫論西夏書》，明確反對將帥“急于功名，履危犯難”。但是，一旦當戰爭打響，并取得某些勝利時，他卻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和激動，這首詩就是當他聽到友人陳季常書報種諤九月進攻米脂、破西夏八萬(序言“六萬”)軍馬于無定川，十月復進銀州之捷報傳至黃州時所寫的一首祝捷詩。這首詩開頭以“聞說官軍取乞訚(即乞銀，今寧夏銀州)，將軍旗鼓捷如神”的直抒描寫，表現出作者輕快而興奮的心緒，而后“故知無定河邊柳，得共中原雪絮春”，則表現出作者歡呼邊地草木得以同中原共沐早臨春光的情感。詩歌在極為精煉質樸的文字中洋溢著對勝利統一的無比喜悅。這首詩的末二句暗用了陳陶《隴西行》“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里人”的詩句，但卻反其意而用之，作者把悲傷反戰的心緒，轉化為激昂振奮的情感，讀之令人心胸開闊、意氣飛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