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東坡、稼軒詞，須觀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風。白石雖似蟬蛻塵埃，然終不免局促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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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終不免局促轅下”，手稿本原作“然如韋柳之視陶公，其高下固殊矣”，作者自行刪改為“然如韋柳之視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別”。

“白石雖似蟬蛻塵埃”句之“雖”，作為底本的樸社本作“難”，誤。據《國粹學報》本等徑改。

《二牖軒隨錄》選入此則。

“雅量高致”，本為蔣干評周瑜語，謂周瑜有定志卓識，非言辭所能動。《世說新語》中有“雅量”門，意思是氣局宏闊、識度超卓，能不為外物所左右。伯夷是殷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自食。柳下惠，即春秋魯大夫展禽，就是“坐懷不亂”故事的主人公。揚雄《法言·淵騫》中說“夷、惠之徒”，“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即非以利祿勸，而能持守本志。這一則是屬于作家人格論，所謂“雅量高致”，是指超越世俗的、不為外物所動的人格。

在王國維的文學思想體系中，人格論占有重要地位。他非常重視作家的人格，作品的成敗高下，是由作家人格決定的。在《二田畫庼記》中，他說：“夫繪畫之可貴者，非以其所繪之物也，以有‘我’焉以寄于物之中。……一人之畫之高下，又視其一時之‘我’之高下。”即人品決定畫品?！洞司幱洝分杏终f：“古人君子，其為道也蓋不同，而其所以同者，則在超世之致，與不可屈之節而已?！薄俺乐屡c不可屈之節”，正可以用來解釋此則的“雅量高致”。王國維《文學小言》說：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于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茍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

蘇軾和辛棄疾詞，正是建立在他們高尚偉大的人格基礎上。蘇軾說：“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寶繪堂記》)“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作此詩示之》)在坎坷苦難中依然持守心中之道，保持堅貞的人格;辛棄疾雖然屢遭打擊，但是依舊是“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鳧”(《水調歌頭》)，“道男兒，到死心如鐵?？丛囀?，補天裂”(《賀新郎》)，挺立起卓犖不群、勇武不屈的人格精神，這是王國維所謂的“雅量高致”，是蘇辛詞的人格基礎。王國維提醒讀者，學蘇、辛詞，不在于詞氣粗豪，而在于胸襟疏朗豪邁;鑒賞蘇、辛詞，著眼點應該在他們超拔不俗的人格。此前彭孫遹《金粟詞話》也說過：“稼軒之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措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有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嘆?！敝档脜⒖?。

王國維又拿姜夔與蘇辛相比較，謂姜夔看似蟬蛻塵埃間，然而終不免顯得局促。所謂“蟬蛻塵?！?，是冰清玉潔的意思，與前面所謂姜夔詞“格調之高”，與前人評姜夔詞所謂“醇雅”、“幽韻冷香”等意思差不多。“局促轅下”，出《史記·魏其武安侯傳》，有畏首畏尾，掣肘局促的意思。王國維這里所論，可能是受到周濟的啟發。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彼囆g創作需要的是自由揮灑、一空依傍，若有一點的約束限制，都達不到藝術的至境?！?a href="http://www.tenkaichikennel.net/cidian/zhuangzi/"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莊子·田子方》有一則故事：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后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p>

這位解衣般礴的畫史，就如蘇、辛那樣，“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蘇軾《與謝民師推官書》);姜夔之局促，就如受揖而立、唯唯諾諾的眾史一樣，人格卑弱，不能擺脫世俗的束縛。姜夔詞在抒情上遵守傳統的“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原則，在形式上句琢字煉，極其工巧，有“裁云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楊萬里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然有較多的顧忌和束縛，則真性情、真景物寫不出來，只是古雅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