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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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手稿本原作“白石之曠在文字而不在胸襟”，作者自行刪改。

《二牖軒隨錄》選入此則。

蘇軾開創豪放詞風，“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胡寅《酒邊詞序》)。至南宋特殊的環境中，辛棄疾俠氣生風，肝膽怒張，進一步發展了豪放詞風，為宋代及后世詞史樹立了一種新的美學范式，的確具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雞漫志》評蘇軾詞)的振奮精神的意義。

蘇軾的生命精神，具有孟子的浩然貞剛、莊子的飄逸逍遙和禪宗的機趣明徹，忘生死，泯是非，表現出超然放達、雄健勁拔的生命情調，呈現于詞風，即王國維所謂的“曠”。胸無滯礙，筆下自然能達。像“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堪笑蘭臺公子，未解莊生天籟，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水調歌頭》)等等，無不超拔曠達。劉熙載《詞概》說：“東坡詞具神仙出世之姿。”這就是“曠”。

辛棄疾在危難的時勢中，滿腔報國熱血，無處噴灑，激為詞中的豪俠之氣，如“少年橫槊，氣憑陵，酒圣詩豪余事”(念奴嬌);“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永遇樂》);“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南鄉子》)等等，無不是虎虎生風、豪氣滿紙的英雄本色。劉熙載《詞概》論辛棄疾說：“然則其長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鳴者哉!”辛詞是他的“不平之鳴”，王國維以一“豪”字概括之。

蘇軾、辛棄疾的豪放詞風，后世不乏效顰者。據沈義父《樂府指迷》，當時有不曉音律者，借蘇軾辛棄疾為托辭，“乃故為豪放不羈之語”，這是故作豪放的贗品。正如俞彥《爰園詞話》所說，對于蘇辛之詞風，學者正可欽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反唇相譏和捧心效顰，都不是正確的態度。詞中蘇、辛，似詩中李白，縱橫馳驟，無規矩可學。蘇辛詞風，是根源于他們的人格精神的，是出于至情至性。黃梨莊說：“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無聊之氣，一寄之于詞。”(《詞苑萃編》卷五引)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說：“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后人萬不能及。”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說：“讀蘇、辛詞，知詞中有人，詞中有品，不敢自為菲薄。”(卷九)正是因為有人格根基，所以是不可模擬，不可重復的。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說：“后人無東坡胸襟，又無稼軒氣概，漫為規撫，適形粗鄙。”王國維也說，無蘇、辛二人的胸襟而徒學其詞，猶東施之效顰捧心也。

王國維論文學，強調“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對于襲貌遺情的“模仿的文學”是深惡痛絕的，故而能有此則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