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華《宋六十一家詞選·序例》謂:“淮海、小山，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余謂此唯淮海足以當之。小山矜貴有余，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末足抗衡淮海也。

【校】

手稿本，“但可方駕子野、方回，末足抗衡淮海也”作“但稍勝方回耳。古人以秦七、黃九或小晏、秦郎并稱，不圖老子乃與韓非同傳”。

馮夢華，即馮煦，字夢華，他編選的《宋六十一家詞選》是晚清比較流行的一部宋詞選。其中的《例言》后又迻錄為《蒿庵論詞》。馮煦詞學理論雖受到常州詞派周濟的影響，但能泯去門戶之見，對于南北宋詞的不同特點和成就，都能給予充分的認識。這一則所引馮煦語，是品評秦觀(學者稱淮海先生)、晏幾道(號小山)的詞，將二人相提并論，謂二人為“古之傷心人也”。

晏幾道和秦觀年歲相仿，都生活于北宋黨政日趨激烈的時期。晏幾道為宰相晏殊之子，才華出眾，他具有貴介公子磊落狂放、桀驁不馴的性格，但八九歲時，父親去世，家道開始中落，這種性格的貴公子孫并不為新舊黨派所容，因此“陸沈于下位”，“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黃庭堅《小山集序》)。晏幾道的詞，除了一般的男歡女愛、綺羅脂粉外，還寄寓著個人遭際坎壈、懷才不遇的感慨。馮煦大約是從這個角度說他是“古之傷心人”。

秦觀出身不及晏幾道之高貴，但早年也頗為自負，志趣高邁，吐屬不俗，深為蘇軾所器重。但就因為“蘇門學士”這一層關系，他被卷入到北宋的黨爭之中，多次遭貶，遠斥于郴州、橫州、雷州等瘴癘之地，歷盡坎坷，備嘗艱辛。說他是“古之傷心人”再恰當不過了。

《人間詞話》的這一則，王國維是有意在北宋張先(字子野)、晏幾道、秦觀、賀鑄(字方回)之間有所軒輊。他凸顯出秦觀，置之于其他三人之上。四人之中，王國維對于秦觀確有偏愛。他批《詞辨》說：“予于詞，五代喜李后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晏殊)、永叔(歐陽修)、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周邦彥)。”

傷心人別有懷抱，秦觀因為遭際坎坷，對人生苦難悲劇的洞見要比常人深刻，加之他本來就是個多情人，心境低落，情調哀傷。因此他的詞尤工窮愁之言，將人生之“愁”寫得深刻而具象，從這一點上說有點兒近似李煜。如《千秋歲》云：“日邊清夢斷，鏡里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減字木蘭花》“困倚危樓，過盡飛鴻，字字愁。”《江城子》：“韶華不為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一登樓。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風流子》“算天長地久有時有盡，奈何綿綿此恨難休。”均聲情悲苦，甚至于“可堪孤館閉春寒”之變為凄厲。馮煦《蒿庵論詞》說：“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之詞，詞心也。”所謂“詞心”，就是說秦觀的詞，不是憑才氣“做”出來的，而是心血之嘔，是傷心人的哭泣。抒情、抒哀傷之情，是秦觀詞的基本特征，且能夠做到辭情兼稱，情中含景，有韻味之致。在憂郁型氣質上，王國維與秦觀是接近的，王國維的悲觀主義人生態度，或許可以從秦觀詞中獲得慰藉，因此他偏愛秦觀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因偏愛秦觀而貶低晏幾道、張先、賀鑄詞，顯然又是偏頗的。晏幾道詞與秦觀詞的確存在差異。樊志厚《人間詞乙稿序》：“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異也。”具體來說，晏幾道對人生愁恨的體驗和表達，沒有秦觀那么凄切酸楚。特別是晏幾道詞多表現與歌女的戀情，多渲染色彩繽紛的夢境，較少直接抒情，而多采用點染手法，營造一種意蘊氛圍。馮煦所謂“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用于品評晏幾道詞也是恰當的。王國維所謂的“矜貴有余”，也切合晏幾道詞的風格，但不必據此而在秦觀和晏幾道之間作出高下品第。吳世昌就不同意王國維的這種品第，說：“以小山不足比淮海，靜安非知小山者。”^①

北宋早期詞人張先的詞寫的多是歌兒舞女的生活情態，內容限于酬唱贈答，還沒有超越傳統花間詞寫離愁別恨的范圍，張先詞不入王國維之法眼，那是可以理解的。但王國維對賀鑄的貶抑似乎有點兒過分。不僅在這一則里他對賀鑄評價不高，《人間詞話未刊稿》中，王國維甚至說：“北宋名家以方回為最次。其詞如歷下、新城之詩，非不華贍，惜少真味。”

賀鑄由武士而入詞壇，是身份特別的一位北宋詞人，他既有俠氣飛動的《六州歌頭》(少年俠氣)，也有柔腸似水的《芳心苦》(楊柳回塘)，英雄豪氣和兒女柔情矛盾地集中于一人身上，風格多樣，在兩宋詞史上，賀鑄具有承前啟后的意義，特別是其悲壯激昂的風格，對辛棄疾的豪放詞是有明顯影響的。然而王國維卻說賀鑄為北宋名家之最下者。這是為什么呢?

王國維論文學，強調“真”，強調“人格”和“德性”，贊賞有“超世之致與不可屈之節”的君子(《此君軒記》)，他遺憾賀鑄詞“少真味”。賀鑄的思想的確是比較復雜的。孫望、常國武主編之《宋代文學史》云：

由于負奇才而無所遇，詞人長期痛苦地掙扎在入世與出世的思想矛盾和斗爭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流露出對污濁官場的厭惡，表示要歸隱田園，效法陶淵明的躬耕，但又往往戀棧不去。其紹圣三年(1096)所作《題陶靖節集后》詩云：“慚無辟粒術，圭勺耗官倉。”為求生計，不得不仕。此語雖有部分實情，而大半是自我解嘲。事實是他并不甘心無聲無息地生活下去，總幻想有朝一日風云際會，鯤化為鵬。直到出仕四十年、歷宦三朝而一蹶不振的無情現實粉碎了他的癡夢，詞人才下決心于徽宗大觀三年(1109)請老退休。^②

賀鑄在這種仕與隱的矛盾中忍受煎熬，其詞作在王國維看來，大約是“于文學無固有之興味”，而只不過是“為羔雁禽犢之資”的“餔餟的文學，決非真正之文學”(《文學小言》)。

王國維之后，有人為賀鑄抱不平。祝南《無庵說詞》說：

賀東山詞，古艷絕倫，而筆力精健，氣韻亦高，讀之久，可以滌除俗穢，引動雄懷。王觀堂《人間詞話》謂“北宋名詞，以方回為最次”。未為公論。

① 吳世昌《詞學論叢》，收入其《羅音室學術論著》第二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② 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327～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