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演義》小說簡介|劇情介紹|鑒賞

題 “羅貫中編次”。嘉靖壬午 (1522) 刊大字本，二百四十回;康熙刊毛宗崗評本，一百二十回。



在我國文學史上，也許還沒有一部作品能夠象 《三國演義》那樣長時期地吸收如此眾多的讀者，幾百年來，它差不多被整個民族一代一代地不停閱讀。可以說 《三國演義》 已經深深地扎根于我們民族生活的每個角落，對于促進我們民族性格的形成，推動民族精神的高揚，都起著不容忽視的巨大作用。

《三國演義》塑造了一大批生動的藝術形象，他們以無情的真實呈現在讀者面前; 特別在那些重要典型身上，反映了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本質特征，是解開我們民族歷史許多現象之謎的關鍵。在作品的整個形象體系中，曹操和劉備，包括他們所代表的集團，占有一個突出的地位，成為形象世界中的兩極; 他們的矛盾、對立和沖突，組成了全書結構的主線，所有的情節和故事都緊緊圍繞這一中軸而旋轉。

在歷史上，曹操和劉備都是靠鎮壓農民起家的封建軍閥;就統治才能而言，兩人又幾乎都是器識非凡、雄才大略的俊杰。曹操對統一中國、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進步作用也許更大一些; 但是，他們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則是一致的，他們之間的對立和沖突僅僅是封建剝削階級內部各個軍事集團之間在爭奪統治權力問題上矛盾的反映。不過，就品德而言，曹操比較殘暴，劉備比較寬仁，但這方面的對立，并不如小說所表現的那樣集中和突出。小說的作者在充分利用史料的前提下，突出人物的某個方面，加以虛構，使之充分典型化。這兩個形象的對立，被作家擴展到如此廣闊的程度，不僅他們所代表的集團的利益是敵對的，他們的思想作風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他們的為人處世，他們的品質修養，甚至他們的個性，無不處處對立，勢同水火。在作者的筆下，他們簡直是一白一黑，一正一邪，一個高尚，一個卑劣; 一個是天使，一個是魔鬼。人們常用仁君和奸雄來概括他們的基本特征，這無疑是一種通俗而簡便的說法，但以此來概括這一組對立形象的廣闊而又深刻的含義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還不足以把他們同歷史上和文學作品中出現過的那些仁君和奸雄區別開來，更不足以說明他們在當時的作品中出現究竟反映了什么樣的認識意義和社會價值。

曹操當然是個千古不朽的奸雄，在我國古代小說家所塑造的五彩斑斕的人物畫廊中，曹操這個形象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很難找出第二個象他那樣深刻、全面、真實而又意義深遠的反面典型。這是一個剝削階級利己主義的集中代表，貪欲和權勢的生動典型。作者把永恒不息、死而后已的貪圖權力這一點作為這個形象的基礎。這種不知休止的權力追求，支持他從一個目標走向另一個目標。而前一個目標的滿足，不過是為了給后一個目標鳴鑼開道。曹操身上的這種無止境的貪欲正代表了當時統治階級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得無厭的爭奪; 這種爭奪已達到了不受禮法約束，不顧廉恥的程度。他的那句使人不寒而栗的自白： “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說得如此赤裸裸地不加掩飾，它直言不諱地供認要把傷害他人當作自己理所當然的權利，而否認對社會有任何需要履行的義務。

不僅在思想品質方面，就是在統治權術方面，曹操同樣也是剝削階級、特別是封建統治階級的集中代表。他身上幾乎概括了這個階級全套的統治手法，如專橫殘暴、權謀機變、假公濟私、表里不一; 而殘暴和狡詐的緊密結合，則是他最為擅長的手法，是這個奸雄最獨特的作風。他一方面用殘暴的鎮壓手段來誅鋤異己，另方面又用狡詐的手法以便揩干手上的斑斑血跡。他是封建社會一切道德觀念的破壞者，但卻裝出一副虔誠衛道者的面孔; 他動輒殘賢害善，卻處處表現出愛才若渴;他對人民貪殘酷烈，狠戾不仁，卻做出一副體貼部下、寬仁愛民的姿態。他到處作惡，并不是不了解善，不知道美德的可貴; 相反，他正是深深懂得善的好處，懂得人們總是樂于接受美言懿行的籠絡，而不愿屈從權勢威力的裹脅，所以他才有意識地把善與惡的因素萃于一身，用善的旗號裹住惡的實質去征服自己的朋友和敵人。他之所以能夠如此，并不單純出自靈魂的卑劣，而由于內心的洞察，這才使他能置身于一切情勢中，無往而不利。他能夠把歷代封建王朝所積累的統治權術中精妙入微之處全盤繼承下來，并用來操縱局勢、左右朝政; 他能把封建社會的秩序、法則、傳統和道德一概置于自己的駕馭之下，以實現芟刈群雄、威懾百姓、滿足個人貪欲的野心。

但是，作為一個成功的藝術典型，曹操又是一個獨特的，個性鮮明的文學形象，是一個具有強大靈魂和頑強性格的具體的人。他固然殘暴狡詐，但并不昏庸腐朽、冥頑愚昧; 完全相反，作者按照實際情況那樣，極力刻畫出他的雄才大略、器識非凡、目光敏稅、思慮周密、工于心計、意志堅決的種種特色，把他塑造成一個有多方面才能的杰出人物。無論是政治才能、眼光魄力、戰略戰術，甚至文學修養、談吐風雅，他都高人一籌。他決不是個簡單的壞人、淺薄的奸雄，而是個大陰謀家、大野心家。他又有著杰出的政治和軍事才能，是歷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這兩個方面是緊密結合、渾然一體的。他正是憑借這一點，才能在群雄并起的亂世，戰勝那些逐鹿中原的競爭者。他能夠毫不遲疑地干他所能干的一切壞事，甚至還能躊躇滿志地欣賞自己所犯下的每一種暴行，就象一個藝術家欣賞自己的作品一樣。他看清了封建社會是治世少而亂世多，道德仁義、溫文爾雅的假象掩蓋的正是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實質。他迎合社會上的這股暗流，終于被利己主義的權勢欲所壓倒。因為，他懂得在那個社會里要想不被別人所吞噬，唯一的辦法是去吞噬別人; 但是要具備吞噬別人的條件，那就要使自己成為強有力者，而追逐權力乃是征服社會的必要條件。因此，他才自覺地充當了亂世奸雄的角色，成為與殘酷社會相適應的天之驕子。

可見，曹操這個形象決不是作家夢想出來的。他乃是惡德的實體，個性化了的社會存在。如果我們根據作家所處的歷史環境來考察，曹操就是封建時代的直接映象。他不止是代表一種人生觀，雖然他的存在也要求一種理論上的概括; 他的活動代表了封建政治角逐場上一種至為殘暴的力量，他的行為構成了封建社會罪惡統治的象征。倘若你深入觀察這個人物的描寫之后，你就會發現作者是抱著冷靜而又客觀的態度來解剖這混沌一片的丑惡，來搜集這些邪惡而又無恥的特征。作者為我們掀開傳統道德帷幕的一角，顯示出封建階級和他們的全部罪惡。你在這兒找不到絲毫人性的面目。從作品中我們不難看出，作者所表示的不是專對個人，而是對典型、對某種世態人情發出的譴責。

如果說，曹操代表了封建社會的現實存在，那么，作為對照，劉備就是那個社會的理想的象征。

劉備這一形象的本質是對理想道德的追求而與追逐權力的曹操相對立。曹操用暴力和權詐去建立霸權，而劉備則遵從 “惟德可以服人”的信條，一心憑借仁政和王道，幻想在塵世中建立起一個理想的社會，雖然他謀略不及曹操，勇武不及關張，但在個人德行和精神品質方面，卻高人一籌。與曹操極端利己主義相反，它 “寧死不忍作負義之事”。他寬仁長厚，愛民如子，故到處受到人民的擁戴。他兵敗絕糧時，“但到處，聞劉豫州，皆爭進飲食。”這種一切以民心向背為依歸，不考慮一時的得失成敗，即所謂 “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的做法，一方面固然說明一個蓄大志、干大事者的遠見卓識，另方面也反映了歷代人民所希望于仁君應具有的品德。

尊重民心，受惜民命，與臣下禍福同享，患難安危與共，這正是他建立統治的基礎。他不僅待關羽、張飛 “情同骨肉”、“生死與共”，就是對待諸葛亮、趙云、徐庶、龐統等人，也都表現了一種傾誠相待，肝膽相照的情誼。他三顧茅廬，虛懷若谷，求賢如渴; 他伐松望友，情深意長，感人肺腑; 他三讓徐州而不受，有荊州而不取，不愧光明磊落，胸懷坦蕩，這一切，與狠毒奸詐的曹操，正好是個鮮明的對照。正如他自己所說的： “今與吾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 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這段話經常被用來說明曹劉間分歧和對立的深廣程度，這種對立，不僅存在于曹劉二人之間，而且存在于兩個集團之間。更準確些說，只存在于蜀漢集團與曹操個人之間。因為，這兩個集團的組成有著不同的情況。蜀漢集團是以劉關張諸葛等一大批勇武或智慧的英雄所組成，這些人又無一不是以品質和道德上的高超作為維系這個集團的精神紐帶。可以說，蜀漢集團乃是在民族傳統道德觀念和農民平等要求基礎之上組織起來的，是任何人不可缺少的一個整體。而在曹魏陣營中，盡管謀臣如云，猛將如雨，但那些人不過是寡頭獨夫手下的工具，他們都沒有獨立的人格，個人的自主性，他們的存在意義就在于為實現曹操的政治目標而出謀獻策或沖鋒陷陣; 一當他們表現出自己的獨立價值或個人意志，如荀彧、荀攸反對曹操自封魏公、魏王，許攸引破冀州為己功，楊修企圖以智慧超出曹操時，都一一被曹操所忌殺。因此，曹劉的對立不僅表現在政治、品德和作風之上，也表現在兩個集團內部結構之上。曹操成了他那個集團的主宰和核心，劉備則僅僅是蜀漢集團的代表和領袖，而這個集團的核心卻不是劉關張這些個別人物，而是諸如忠誠、信義、仁愛、平等這樣一些理性原則。

《三國演義》對蜀漢集團的描寫，部分材料有某些史實根據，但大量的卻采用了民間傳說和虛構，這與塑造曹操時所采用的比較嚴謹的筆法不同。當然，如果從藝術價值上看，劉備的塑造遠不如曹操成功; 因為，英雄這種東西在生活中遠比在作家幻想中出現得少。所以，美德總不如罪惡容易描繪，天堂總趕不上地獄令人信服。但是，理想人物如果沒有和真實人物同樣的條件，也是不能誕生、生存和行動的。真實人物是現存社會各種因素的集中和典型化，而理想人物則往往是通過折光的形式反映了對現實生活的否定。社會愈黑暗，專制暴君愈橫行，人民對仁政和仁君的向往愈加強烈。劉備這個形象成了選擇他為工具的千萬人的意志的集中點，他正是作為群眾的愿望、時代理想的象征而與邪惡社會相對立。但這個理想，不是虛謊，不是幻影，同樣也是生活本身的一種反映; 它不是從現實直接摹寫下來的，而是通過詩人幻想產生的，是一種被凈化、美化了的現實，是人們愿望的升華。

其實，任何一個社會都不是鐵板一塊，都可以一分為二。馬克思說過 “封建的生產也有兩個對抗的因素，人們稱為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可是，卻沒有想到結果總是壞的方面壓倒好的方面。正是壞的方面引起斗爭，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曹操這個形象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壞的方面，即專制獨裁、權術欺詐、兇橫殘暴，而這些正是封建政治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物質力量，體現了封建社會的客觀現實。在作品中，它又是作為必然環境而出現的，而這種環境乃是一種無法回避的異己力量與人相對立。人們只有寄希望于理想，才能至少是內在地掙脫這種環境的壓迫。劉備這個形象代表著這種異己環境的對立面，曹操反映了人性異化為邪惡的環境，劉備則表現了人們竭力逃脫這種已經形成的自我異化，即對理想人性的朦朧追求，曹劉的對立既是作為客觀環境與主觀理想之間的對立，同時又是作為社會統一體中實際力量與潛在力量之間的對立，社會現實存在與理想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封建主義壞的方面與好的方面之間的對立。劉備以及蜀漢集團成員身上所體現的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某些好的方面; 不過他們所反映的主要不是封建經濟關系中，而是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某些好的方面，如早期某些思想家所提出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愛民思想，以及忠誠信義、扶危濟困這樣一些傳統道德，還包括農民運動中自發的平等主義要求。那些思想家編造了這一階級關于自身的幻想，“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色，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可是，歷史邏輯的發展和這些思想家的華美約言比較起來，按照這些觀念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失望的諷刺畫： 仁政變成了暴政，民貴君輕轉化成專制獨裁，寬仁愛民變成了對人民的鎮壓和掠奪，孝悌禮讓讓位于權詐機變，理性消亡為無稽，幸福蛻變為痛苦。作家深感社會日漸墮落，世道日益沉淪; 因此他才代注目于古代，求助于傳統的理性觀念，他把那些思想家關于這個社會的一切幻想信以為真，利用史籍中點滴材料作為雛型，從而塑造出蜀漢集團一大批英雄形象，組成了同以曹操為代表的邪惡社會相對抗的另一個理想世界。

把以曹操為代表的現實世界和以劉備為代表的理想世界的對立，就事論事地簡單歸結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那是遠遠不夠的。當然，這個對立并沒有、也不可能超出封建主義的歷史范疇。在封建制度下，就是農民也只能在封建主義之內，而不可能在封建主義之外來批判現存社會。但是，從社會的統一體中，從歷史的現實的關系之中，發現并區分對立物的存在，這正是作家才能所在。象三棱鏡能把自然光分解為各種單色光一樣，作家的眼力穿透了污穢的糞臭的蒸氣，看到了美好的、崇高的、充滿浩然正氣的民族性。他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觀察一切事物，解剖社會現實，他認識到對立面的矛盾和斗爭，組成了現實世界和倫理世界，滿布于歷史運動和人的一切活動之中： 善與惡、美與丑、光明與黑暗、天堂與地獄、高山與深谷、理性與貪欲、高尚情操與卑劣物欲、天使與魔鬼、英雄與凡人、君子與惡徒、圣君賢相與暴君賊臣，構成歷史運動和普遍矛盾，也體現出了 《三國演義》 的深刻主題。

作為一部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無權違背魏勝蜀敗的結局，但卻這一切成功地處理為主人公的震撼人心的歷史悲劇。關羽這一雄偉典型，在他身上，目標的過分集中，性格的高度發展，派生出一種顯著的兩面性。頑強的意志，宏大的熱情，形成了一種可怕的，甚至是致命的稟賦。因此，悲劇性的災難必然導向受難者的人格，懲罰總是要同悲劇主角崇高的品質聯系在一起。張飛嫉惡如仇的過度發展，以致暴躁寡恩，從而招致殺身之禍。關羽的居功自傲、麻痹輕敵，他的剛愎自矜也來源于過分正直和對邪惡的蔑視。他由于自己正直，就看不見社會的狡詐，更不了解封建政壇上縱橫捭闔的一手，卻幻想憑借一把八十三斤的青龍刀和自己的凜然正氣就能夠威懾住一切狡獪的敵人。因此，他才把曹操、孫權、呂蒙等人對他表面上的謙恭，看成正義對于邪惡的必然勝利，從而喪失一切警惕; 所以，他的毀滅是必然的，同時也是悲劇性的。悲劇的本質不僅在于流血的結局，而更在于流血結局必不可免這一趨勢之中。

同樣，劉備伐吳也是個致命的錯誤，這歷來都受到從史學家到文學家的一致指責。如果從歷史上看，這當然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決策，它使蜀漢多年蓄積起來的精銳毀于一旦，使主要對手曹操坐收漁人之利。但是，如果從文學本身來看，就不應該照抄史論上的定評以代替形象內涵的美學分析。《三國演義》中所描寫的劉備伐吳，并不是那種原則性錯誤，而僅僅表現為一種能引起同情和深思的悲劇性錯誤。按照作品所揭示的生動內容，誰能不承認劉備形象的實質正在于代表著當時人們的理想道德境界，他與關張的情誼體現了封建社會中人們之間最珍貴的感情。按照封建原則，只有臣下為君主盡忠效命，從來沒有君主為臣子守義殉身。劉備說：“二弟若死，孤豈獨生!”“朕不為弟報仇，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從這些感人至深的話中，我們看到的正是一種發展到可怕程度的對于正義的遵從，一種篤于金蘭情誼、信守誓言、不惜代價、不計后果的片面性。劉備形象的生命是與桃園結義相始終的，離開了這個義，形象就將成為沒有靈魂的軀殼。諸葛亮和趙云都以 “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為理由進行諫阻，這絲毫也動搖不了他的決心，聯吳伐魏，雖符合實際情況和蜀漢利益，但卻要置骨肉之仇于不顧，并包含獨享富貴、貪戀為君的卑鄙之想。這理所當然也要為劉備所拒絕。先伐吳后伐魏，盡管在戰略上是個失策，在后果上不堪設想; 但這正是形象本身邏輯發展的必然，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劉備被迫在這兩種價值之間進行選擇，悲劇就產生在這一抉擇之上; 要通過這種抉擇消滅兩種價值中的一種。命運的殘酷性就在于要求人們在接受一種局勢時，便不再有妥協的可能，而且，選擇之一便是個人的毀滅。聽憑高尚而又盲目的感情的指引，不考慮實際利益，理想觀念必然為現實法則所擊敗。

諸葛亮的一生其實也是悲劇的一生，盡管他英才蓋世，結果還是 “出師未捷身先死”，這種悲劇命運曾經激起后代多少人同聲一哭。如果說，作者還能用英雄性格上的弱點，即美德趨于極端的片面性作為部分理由來解釋劉關張三人的悲劇命運; 那么，作者對于諸葛亮的悲劇原因，就顯得有些茫然不解了。盡管作品寫出了造成悲劇的客觀環境，如前有關羽和劉備的傾覆，后有劉禪及群小的牽制，使得他心勞力拙，以致回天無力。但凡屬偉大的人物，他們命運的星辰并不在天上，而是藏在自己的胸中。僅僅有外部理由，并不足以導致悲劇的必然發生。然而在諸葛亮身上，卻幾乎無法提供悲劇命運的根由; 因為他既了解理想價值的可貴，又能對邪惡現實洞察入微，并精通縱橫捭闔，是個務實的政治家。他成了書中唯一能立足于現實世界的理想人物。因此，他身上的那些美德，盡管也建立在宏大規模之上，但卻沒有發展成其他悲劇人物身上的那種片面性。為了解釋諸葛亮悲劇的原因，作者只好乞靈于茫茫的命運之神。作品盡力渲染了那種 “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的宿命觀念，他的出山注定只能是 “補綴乾坤，恐不易為，徒費心力”而已。無論他如何掙扎，但結局是無法改變的。

在諸葛亮身上，作者進一步把這種主觀努力和必然命運的沖突提高到具有典型意義的、人類矛盾的高度： 作者一方面通過諸葛亮的那種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智慧，以表現人類智力可以達到何等的高度; 另方面又說明這種超凡入圣的智慧也不足以拯救人類自身以脫離苦海。人的智力是無限的，同時又是有限的; 人類歷史就是在這種無限和有限的沖突中迂回前進。諸葛亮盡管被寫成我們民族智慧的化身，但卻絲毫也不足以改變我們民族的命運。這正體現了一個與命運本身作殊死斗爭的英雄人物的感人至深的悲劇性格。

不僅個別人物，就是蜀漢在與曹魏斗爭過程中，同樣也是個悲劇結局。曹魏得天時，東吳得地利，西蜀得人和，但結果卻是魏勝蜀敗。可見，天時不可違拗，人和不足以回天。這一宿命觀念是貫串全書的。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運動，并不決定于個別英雄的意志。即令是那些智慧和勇力上的超人，他們對歷史上的影響也是極其有限的。他們的作用僅限于個別的戰斗和戰役; 只有高高在上的命運，才是唯一能對歷史進程施加影響的決定性力量，是接受或拒絕人類行為的最高權威。命運成了一股超越于道德和理智之上的勢力，它在實現自己最終目標方面是冷酷無情和堅定不移的。這個命運，其實正是古人所不理解的歷史必然性。

因此，只要透過作品所散布的唯心主義迷霧，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若干現實主義的客觀描寫： 從那些歷史機緣上的偶然性后面，我們還是可以窺見歷史的必然法則。我們不難看出：劉關張所追求和信守的某些傳統道德和理性原則，如寬仁愛民、忠誠信義等等，并不符合已經變化了的社會條件; 他們沖進封建社會的現存秩序之中以追求自己的理想; 但是他們所達到的，并不是他們預期的目標。他們完全不理解他們所要影響的那個世界，他們仿佛在黑暗中盲目地進行掙扎; 那些通過他們發生作用的力量，使他們成為一個并不屬于他們自己的工具。假如沒有諸葛亮，假如不聽從諸葛亮在隆中決策所提出的奪取荊益以對抗孫曹的主張，他們也許一輩子都只能象前半生那樣一事無成;而奪取荊益，乃是 “伐人之國以為樂”，并不符合寬仁禮讓的原則。但在當時，卻是唯一可行之法! 這正如龐統所說：“離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道;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矣! 宜從權變……”正是按照這種權變之道，劉備才得成帝業，取得與魏吳鼎足之勢，但到后來，他們又放棄權變，繼續以常理來對抗現存秩序，就只能給蜀漢基業一再帶來挫折。可見，權變已經成了這個時代的寵兒，成了封建政治舞臺上的支配力量; 而道德仁義，只會到處碰壁。仁君賢相，并非救世良方，相反，“君不仁，臣不忠，則可以霸王矣!”這就是當時的歷史，這就是作者為我們揭露的社會現實。

同樣，曹操之所以能夠削平群雄，統一北方，鼎足天下，而又強于孫劉，并通過他的兒孫實現并吞蜀漢的宿愿，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是權詐的集中代表，惡德的極端典型。他把權變發展到登峰造極的程度，把軍事上的譎詐運用于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他在利用陰謀權術為自己開辟道路時是不可阻遏的，封建社會的一切理想價值觀念都不足與抗。人們常說的 “天不滅曹”，不過是對這一嚴酷真理的一個通俗的闡述。

可是，曹魏也并沒有獲得最后的勝利; 滅蜀后兩年，政權即被權臣司馬氏所篡奪。司馬懿祖孫三代，用的仍然是曹操當年的故伎。“再受禪依樣畫葫蘆”，這實際上不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螳螂捕蟬，焉知黃雀在后。你用權詐來對付別人，人家照樣可以用權詐來對付你。強中更有強中手，一個騙子手敗在另一個更大的騙子手名下; 陰謀家霸占得來的產業，又不得不拱手交給另一個更狡猾的陰謀家。

通過三國時期近百年來錯綜復雜、尖銳激烈的斗爭故事，《三國演義》為我們揭示了一個嚴酷的事實： 左右形勢，對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義，而是邪惡; 不是道德，而是權詐。封建社會歷史運動的必然結局乃是“壞的方面壓倒好的方面”，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的殘酷現實戰勝了孝悌禮讓、忠誠信義等理想觀念; 獸性取代了人性，暴政強奸了仁政，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倫理關系不得不讓位于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市儈原則。這不單是三國時期的現實，而且是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現實。

《三國演義》所描寫的不僅是蜀漢集團的悲劇，而且也是我們民族的悲劇。因為，歷史并不是個人的歷史，以劉備、諸葛亮等人為標記的那個時代乃是特定時期整個民族的歷史。這些悲劇人物正是我們民族的最雄偉的歷史典型，他們都是作為民族的代表、民族力量的承擔者、民族傳統道德的象征、民族精神的反射鏡、民族命運的注釋者而出現于作品之中。他們的性格是經過了幾個世紀的積累由全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他們的自我完全消溶在民族的自我里面。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并不是孤立地突出人物的個別行動，而總是聯系到類型，把個別行為歸結到英雄類型中去。只有通過這種類型，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們民族的性格，從而展開民族斗爭的壯闊畫面。作家寫出他們的崇高品質，或者揭示他們致命的弱點，既不僅僅為了贊揚，也不單純為了譴責，而是為了在里面探索自己民族的存在、使命和苦難的秘密。因此，作家在生活中只吸收那些崇高和壯偉的東西，而把那些平庸和常見的東西統統拋開。我們不知道關羽、張飛等人的愛情、婚姻和他們的家庭生活，我們也不大了解他們個人的一些憂慮和痛苦、歡娛和樂趣，因為作品全然沒有描寫這些。個別人物的存在和他們的那些與政治無關的私生活，絲毫也引不起作者的興趣，他所關心的乃是整個民族的命運。在他看來，我們民族的命運，只能是在宮廷和戰場上，而不是在個別人物的日常生活中被決定的。

在 《三國演義》形成的宋元時期，正是民族遭受災厄和屈辱的年代。戴上封建制度的枷鎖，在專制暴政下弄得疲憊不堪的我們的民族，完全抵擋不住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特別是元代，蒙古貴族以少數民族盟主的身份，在歷史上第一次征服了整個中國，漢官威儀，淪為左衽。造成這一悲劇的原因何在? 當時的一切有識之士都在為之反省。《三國演義》的作者從古代歷史中抽取那些帶規律性的特征，其目的正是為了發掘時代苦難的根源。他揭示蜀漢悲劇的釀成，正是為了探索宗國淪亡的緣由。同時，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緊張搏斗也喚起了我國沉睡的力量，使民族在自身看出了前此未曾意識到地那種頑強的生命力。人們的想象力被傷心慘目的景象所激發，就會追思歷史上的強盛時代，描繪出那些咤叱風云的英雄及其所創建的雄偉業績，從而表達出民族的信心和力量，并把自己的斗爭熱情保持在偉大歷史悲劇的高度上。這也許就是 《三國演義》形成的社會基礎和時代條件。這部作品應該是悲劇時代所誕生的一部歷史悲劇，它既是民族的苦難的自白，也是民族的勇氣和信心的見證。總之，它成為民族歷史的啟示錄，奠定了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