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枉把平陳業，換得雷塘數畝田。”政治家之言也。“長陵亦是閑邱隴，異日誰知與仲多?”詩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詩人之眼則通古今而觀之。詞人觀物，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懷古等作，當與壽詞同為詞家所禁也。

王國維早年接觸和吸收了西方的文學思想，對文學與政治、文學家與政治家關系的看法，帶著很濃的西方色彩，而與中國傳統的認識有很大區別。他在這一條評語中，著重就這個問題提出看法，對用政治家的眼光寫詩填詞，以詩詞為政治的工具，予以了否定，指出詩詞即文學應該獨立于政治之外，獲得它自己充分發達的生命。他對晚唐兩首詩歌的句子進行了對比。一首是羅隱寫的《煬帝陵》，另一首是唐彥謙寫的《仲山》。這兩首作品都是七絕，又都是詠史詩，所詠唱的或是帝王，或是帝王的兄長，對象很接近，因此，王國維將它們放在一起作為對比。

羅隱《煬帝陵》：“入郭登橋出郭船，紅樓日日柳年年。君王忍把平陳業，只換雷塘數畝田。”這是寫隋煬帝陵墓，墓在雷塘，位于今江蘇揚州北郊。隋煬帝晚年天下大亂，他被人絞死，貞觀五年(631)，尸身移葬雷塘。前二句寫隋煬帝生前在揚州乘船過橋，經常往來于紅樓綠柳，到處游玩，享盡幸福。后二句詩意陡轉，歸于落寞凄惶，說好不容易擊敗陳朝，奪下江山，卻不能保有基業，死后只有數畝薄田，安葬身骨，十分寒酸，這怎么讓人甘心，然而又能怨誰!

唐彥謙《仲山》：“千載遺跡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閑丘壟，異日誰知與仲多?”《仲山》是寫漢高祖劉邦兄長隱居的地方。劉邦與他兄長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劉邦愛好功業，渴望取得成功，做人上人;劉邦兄長安分，愿意過平靜的生活，不愿意成為時代的明星，也不愿意冒險，只想種好自己的地，年年看到收成，這樣就滿足了。劉邦取得天下以后，兄長應該也是借到光的，可是他還是用老樣子的態度生活，不到政治權力圈里去湊熱鬧，默默無聞地在隱居中打發日子。詩人說，他生前平凡的居處長滿了薜蘿野蔓，然而這又何妨，帝王顯赫偉然的陵墓不是也都變成荒田一片，將來究竟誰更受后人尊敬還是一件難說的事吧?

羅隱所詠集中在帝王本身，唐彥謙的詩則將帝王與隱者進行了對比，帝王只是作為隱者一種反襯的因素出現在詩里，著眼點完全在隱者一邊。這是二首詩歌構思取意不同的地方。王國維以為前者“域于一人一事”，實際上是指隋煬帝“一人”、取代陳朝“一事”，所以是“政治家之言”;后者則是“通古今而觀之”，所以是“詩人之言”。也就是說，前者只反映王朝更迭的政治，后者才反映普遍的人生。詩歌應當是社會人生的普遍聲音，而不是政治的簡單影響。

他以此為例，進而肯定詞人填詞，“須用詩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在中國古代的各體文學中，詩歌與文章相比，離開政治稍遠;詞與詩歌相比，離開政治又稍遠。因為詞生長在佐歌侑觴的環境，早先是為了娛賓遣興，后來，詞的境界雖然不斷提高，但是這種為娛樂而創作的特點一直相隨始終，沒有棄脫。經過清朝常州詞派這一環節，強調“緣情造端，興于微言”(張惠言《詞選序》)，使詞的政治蘊含大為增強，工具論的傾向突出，而逐漸向詩歌乃至文章接近。王國維對張惠言說詞極為不滿，不僅是指他說詞方法機械，似乎是把一種公式套到所有的詞上去，而且也是指這種公式本身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王國維提出以“境界”說詞，實際上也是對好以政治家眼光寫詞說詞一種有意識的超越。

王國維寫于1905年的《論哲學家美術家之天職》一文，對中國政治與哲學不分，政治與文學不分的現象就提出了質疑，認為這樣就使哲學家、文學家失去了自己獨立的立場，他說“披我中國之哲學史，凡哲學家無不欲兼為政治家者，斯可異已!孔子大政治家也，墨子大政治家也，孟、荀二子皆抱政治上之大志者也。漢之賈、董，宋之張、程、朱、陸，明之羅、王無不然。豈獨哲學家而已，詩人亦然……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無人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國哲學美術不發達之一原因也。”《人間詞話》“未刊稿”這一條內容，是他這一認識的延續。雖然政治與文學是一種復雜的關系，完全劃清兩者的聯系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但是，作者認識到兩者的區別，從而以一種更加積極的態度去主動建設作品的文學性，這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