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竹垞痛貶《草堂詩余》而推《絕妙好詞》，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雖有褻諢之作，然佳詞恒得十之六七，《絕妙好詞》則除張、范、辛、劉諸家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之詞。甚矣，人之貴耳賤目也!

《草堂詩余》南宋書坊編集，成書于宋寧宗慶元(1195～1200)前，是一部唐五代宋詞選本，所選作品以宋詞為主。今存最早的是元刊本名《增修箋注妙選草堂詩余》，署何士信編，以時序景物分題，為四季、天文、地理、人物等十一類，這是為了滿足征歌的需要。《草堂詩余》歷來與《花間集》并稱，在明朝大為流行，刊本也多，到了清朝，該書遭到嚴厲批評，影響隨之消失。《絕妙好詞》周密編，是一部南宋詞選本，偏重遴選雅詞，采錄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史邦卿、周密詞較多，對其他風格的詞也有所存錄，張孝祥4首，范成大5首，辛棄疾3首，劉克莊4首。此書在元明兩朝晦黯未彰，至康熙時才廣為流行，并受到一致推崇，它與《草堂詩余》的遭遇恰好相反。清人普遍認為，《絕妙好詞》與《草堂詩余》分別是雅詞和俗詞的代表。

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崇雅斥俗，所以高度評價《絕妙好詞》，處處貶低《草堂詩余》，以為《絕妙好詞》代表詞風之盛，《草堂詩余》代表詞風之衰。此外，他們所以重視《絕妙好詞》，還因為這個選本采錄姜夔詞較多，這與他們標舉姜夔的論詞主張相契合。朱彝尊在詞學批評文章中，經常將《絕妙好詞》、《樂府雅詞》與《草堂詩余》作為正反兩方面的例子，拿來說話，借以指導詞壇趨避。他在《書絕妙好詞后》說：“詞人之作，自《草堂詩余》盛行，屏去《激楚》、《陽阿》，而巴人之唱齊進矣。周公謹《絕妙好詞》選本雖未全醇，然中多俊語，方諸《草堂》所錄，雅俗殊分。”在《樂府雅詞跋》又說：“蓋詞以雅為尚，得是編，《草堂詩余》可廢矣。”對于《草堂詩余》，不惟朱彝尊予以嚴厲貶斥，而且這也幾乎是清朝詞論表現出來的一致態度。如高佑鈀《迦陵詞序》說：“明詞佳者不數家，余悉踵《草堂》之習，鄙俚褻狎，風雅蕩然矣。”凌廷堪《書孫平叔雕云詞序》則用“不拾《草堂》余唾”來稱揚作者。所以不妨說，清詞復興正是以批判《草堂詩余》為開端，這種詞學思想在清朝一直延續不衰，從而在清人詞學觀念中，不步《草堂詩余》后塵似乎已經成為一條不證自明、毋庸置疑的道理。

王國維論詞常呈與定論背逆的特征。他極不滿意朱彝尊以后對《草堂詩余》和《絕妙好詞》所形成的這種主流意見，因而采取了尊其所貶、貶其所尊反向式的評價態度。他認為，《草堂詩余》“褻諢”之作只是少數，“十之六七”是“佳詞”。這就為《草堂詩余》做了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因為從清初以后，《草堂詩余》已經成為詞壇淫靡之風的代名詞，詞人擔心與這四個字沾邊而遭人譏笑，避之惟恐不及。在這種氛圍下，后人已經基本不讀《草堂詩余》，但是他們照樣講它不好，這顯然是先入之見在起作用，就是王國維指出的“貴耳賤目”，人云亦云。《草堂詩余》作為一部較早的詞選本，在保存詞方面有其作用，所選大多是可讀的作品，甚至有一些比較優秀的作品，體現文學的審美性比較集中，描寫也多出色。清朝人對它的過度貶低并不完全合適，反而顯出清朝尚雅的文學風氣本身的狹隘。王國維的反撥是有眼光的，也有道理。他又認為，《絕妙好詞》除所選張孝祥、范成大、辛棄疾、劉克莊的作品外，其他“十之八九，皆極無聊賴之詞”。這樣基本上就將一部備受人們推崇的詞選本否定了，這又是一篇大大的翻案文章。王國維所以做出這種判斷，是與他論詞好貶南宋詞，不看好姜夔等一流詞人有密切關系，而《絕妙好詞》選詞最多的詞人，正是他在《人間詞話》集中批評的對象。無疑，王國維做的這篇翻案文章富有爭議性，因為姜夔等詞人自有其重要成就，他們在詞史的地位不是能夠輕易撼動的，有時候被批評的對象是對批評的一種潛在威脅。應當說，《絕妙好詞》是一本出色的詞選本，它對清詞復興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這些都使王國維以上批評難以獲得廣泛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