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概述

《詩》，或稱《詩經》《詩三百》，是一部詩歌選集。《史記·孔子世家》認為相傳有3000篇，經孔子刪訂以后，只保留305篇，另有6篇笙詩有題無詩，通稱《詩三百》。實際上，根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國公子季札在魯國觀樂的記載，其中樂詩《國風》排序與今本同。當時是公元前544年，孔子也就七八歲的樣子，《論語》中也多有“詩三百”的說法。孔子雖將《詩》作為“造士”的教材，但他并不是《詩經》的編選者。

關于《詩經》的內容和性質，主要有兩種基本的認識，這兩種認識源于對《詩經》構成的不同看法。

一認為是上古民歌或詩歌的總集，如鄭振鐸、陸侃如、馮沅君等。鄭振鐸認為“《詩經》大約是公元前第三四世紀至公元前第六世紀的中國北部的民間詩歌的總集”；陸侃如、馮沅君則明確表達為“民間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獻，而經魯國師工譜為樂章的總集《詩經》”。

一認為是上古民歌或詩歌的選集（以這種意見為勝），夏傳才認為《詩經》是“最古的一部詩歌選集”。

傳統社會將《詩經》按表現手法和風格的不同分為《風》《雅》《頌》有人將《二南》獨立出來為《南》。也有不同意見，“其實‘二南’中的詩與邶、衛、鄭、陳諸風中的詩其性質極近，并無所謂‘教化’與‘譏刺’的區別在里面的”（鄭振鐸編：《文學大綱》，第272頁）。三類，現當代則以題材內容與藝術形式的差異劃分得更細致。

鄭振鐸將《詩經》詩篇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詩人的創作”，如《正月》《十月》《節南山》《嵩高》《蒸一般作“烝”，鄭先生寫作此，當據三家《詩》。民》等；第二類是“民間歌謠”，包括戀歌（如《靜女》《中谷》《將仲子》等）、結婚歌（如《關雎》《桃夭》《鵲巢》等）、悼歌及頌賀歌（如《蓼莪》《麟之趾》《螽斯》等）、農歌（如《七月》《甫田》《大田》《行葦》《既醉》等）及其他；第三類是“貴族樂歌”，包括宗廟樂歌（如《下武》《文王》等）、頌神樂歌或禱歌（如《思文》《云漢》《訪落》等）、宴會歌（如《庭燎》《鹿鳴》《伐木》等）、田獵歌（如《車攻》《吉日》等）、戰事歌（如《常武》等）以及其他。費振剛先生主持的《詩經詩傳》費振剛、趙長征、廉萍、檀作文：《詩經詩傳》，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的分類與此比較接近，只是多出男歌、女歌及政治詩等欄目，一些欄目做了調整，可視作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

《詩經》詩篇產生的時代，也就是上限和下限，現在也還存在不同的看法。《詩經》的產生時代至今依然有爭議，下限主要在春秋中葉，爭議在陳靈公或秦襄公時；上限集中在《商頌》的認定上，歷史上有“商詩說”與“宋詩說”，時代早晚大相徑庭，前者如《毛詩序》、姚際恒《詩經通論》（卷十八）、馬瑞辰《詩經傳箋通釋》（卷三十二）、胡承珙《毛詩后箋》（卷三十，陳奐補），后者的依據多為《國語·魯語》《史記·宋世家》《后漢書·曹褒傳》注引薛君《韓詩章句》、魏源《詩古微》（卷六）、王國維《說商頌》（《觀堂集林》卷二）等。現在多根據王國維證成的“宋詩說”，但鄭振鐸認為“《商頌》中的五篇，為商代（公元前一千七百年以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以前）的產物”，陳子展與鄭振鐸的看法相同，認為屬于商詩，今天贊同者亦不乏其人。

《詩經》詩歌來源比較復雜，歷來有采詩、獻詩、作詩、頌詩等說。認為《詩經》詩歌屬公卿大夫獻詩或陳詩的，多根據《國語·周語上》“邵公諫厲王”語、《國語·晉語六》“范文子”語；認為屬聽詩以觀民風的采詩說，多據《禮記·王制》《漢書·食貨志》和何休《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等說法；認為二者兼有，多據《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語等。

《詩經》的影響很深遠，除過文學影響外，在2000余年的古代社會，由《詩》而演變為《詩經》，現當代又剝離掉經學面目而恢復其文學屬性，《詩經》的性質、功能與研究方法皆發生了重大變化。《詩經》的名稱見于《莊子·天運篇》與《禮記·經解》，一般以后者為最早，其經學地位由西漢綿延至清末，并伴有多次的“宗經辨騷”活動，將《詩經》與《楚辭》對立起來，因此就古代傳統社會而言，《詩經》主要體現出濃郁的思想文化價值，與儒家文化發展緊密相伴。

現當代《詩經》學研究對《詩經》文本的特點和屬性有基本一致的判斷，即多重性和多元性，包括文學性、經學性、歷史性、民俗性、文化性、博物性等方面。這也體現了《詩經》的價值是多方面的。

《詩經》文本具有多重屬性，在古代傳統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是《詩經》的經學屬性和文化屬性，在闡發和建構中國傳統文化、塑造民族精神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歷來《詩》《騷》并稱，不排除歷史上有以文學眼光看待它，以及在《詩經》學中觸及《詩經》文學性的現象。“五四”以后，《詩經》研究逐漸與經學脫離，并獲得獨立，學者們開始以文學性作為《詩經》的基本屬性，展開豐富的《詩經》文學研究。但是《詩經》的多角度研究依然沒有中斷。

現當代不少學者很重視《詩經》及《詩經》的史學價值和文化意義。日本吉川幸次郎（1904～1980）明確認為，不能完全斷定《詩經》充分具有文學的性質，因為它不純粹以美的感動為目的。關于《詩經》文本的歷史價值，在今天依然被人重視和討論。“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305篇整體，實際上就是一部全面反映西周、春秋歷史的極好材料，它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亦包括商代）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后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了《詩經》的記載”。夏傳才認為《詩經》的特質“是用先秦漢語記錄的中國上古時代的一部詩歌集，是出自各階級階層的作者而比較全面地反映周代的社會生活和意識形態，具有文學的、語言學的、歷史和文化學的多重價值”，“多元的、多學科、跨學科和跨文化的、全方位、多層面、多種模式的研究，是《詩經》研究轉型期的特征。”

聞一多在《風詩類鈔·序例提綱》中提及的四種讀法，包括“三種舊的讀法”，即“經學的、歷史的、文學的”方法，一種新的讀法，即“社會學”的方法。不同方法和學科的研究可以相互補充促進，不必厚此而薄彼，洪湛侯《詩經學史》介紹現當代《詩經》研究的多向展開也能體現這個特點。關注《詩經》文本自身與其所反映的時代、生活及精神等，是一“過去時”的研究，屬于“歷史的方法”；如果由關注《詩經》文本進而轉至《詩經》研究者的思想，則情形更加復雜、生動、深刻，在思想的流動脈絡中把握《詩經》學的實質，則是另一個立足點，屬于“思想史的方法”；如果著重關注詩篇作者的情思、詩歌文本的形式特點及其閱讀效果，則是“文學的方法”。但是在《詩經》學史上，最具有突出地位的方法不是第三種，盡管在明清以后逐漸被人們所強調，而主要是前兩種，特別是第二種。這個問題很重要，有助于把握某種方法形成的思想文化基礎。

一句話，《詩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詩歌選集，也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