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以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取他室，束縛鉗梏之，至有須鬣者。力不勝，皆屈為僮。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漢官因以為己利，茍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

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

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栗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上下，得絕；因取刃殺之。

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墟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愿以聞于官。”

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

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童區寄傳》，是一篇獨創性的傳記文學作品。

封建時代的文人，一般只為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立“傳”。柳宗元的這篇“傳”，卻是為一個孤苦伶仃的窮孩子寫的。

“傳”(傳記)者，“傳”(傳達、流傳)也。一個窮孩子，有什么可“傳”的呢？這里首先發生了如何選材、如何突現主題思想的問題。

作者在開頭的一段類似“引言”的文字中說：越地有一種劫縛小兒和成人“屈為僮”的惡俗，“漢官因以為己利，茍得僮，恣所為，不問”；所以無數弱小者被劫縛而“少得自脫”。只有區寄這個童子“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可以看出：作者對暴徒劫縛弱小的惡俗異常不滿，對不設法制止劫縛，反而借此謀利的官府十分憎恨；對反抗豪賊而獲得勝利的區寄，則極其贊賞。這幾點，如有舍棄，也將削弱作品的思想意義；倘要同時得到表現，又難免頭緒紛繁，不易突出重點。作者的高明之處，首先表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上。他舉重若輕，以簡馭繁，集中力量寫區寄的被劫、反抗、勝利及其影響，而當區寄的形象逐漸站立起來、豐滿起來的時候，前述的幾點意思，也跟著突現出來了。

傳文本身的第一段，只用“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十三個字敘述了主人公的姓名、年齡、籍貫和身份。敘述這一些，本是古文中紀傳體的老套子；但這十三個字，卻不應作老套子看。

“引言”中說：“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可知作者打算寫童區寄的“奇”。而在寫“奇”之前，卻先寫他并不“奇”。這倒不僅是為了使文勢跌宕，富有波瀾；更重要的是先要為他的“奇”提供根據。現實生活中的“奇”，常常是植根于“平凡”之中的。加個“童”字，表示區寄是個小孩。小孩有什么“奇”呢？區寄是個“蕘牧兒”，每天“行牧且蕘”，這又有什么“奇”呢？然而不難設想：這個窮孩子正是在“行牧且蕘”的平凡生活里得到了鍛煉。他自然爬過峭壁，涉過急澗，砍過荊棘，也許還驅逐過毒蛇猛獸。惟其如此，才可以做出下文要寫的“奇”事來。若果換上個未經風雨的紈袴子弟，則下文所寫的“奇”，就未免“奇”得難于令人置信了。此其一。

“引言”中點出越地劫縛兒童成風，這里寫區寄正是個兒童，已暗示出有可能被劫縛。而他又是個“蕘牧兒”，一則無錢無勢，二則常出沒于荒野，暴徒劫縛他既不需費多大的氣力，又無后顧之憂。此其二。

寥寥十三字，不僅介紹了主人公的簡況，而且為此后情節的開展和人物性格的刻畫埋下了根子。

第二大段包括兩個小段，寫區寄的被劫、反抗及其勝利，是全文的主體。

緊接上段，先寫區寄“行牧且蕘”之時被“二豪賊劫持”。“二”字、“豪”字，都不應隨便讀過。賊既豪強，又是兩個，雙方的力量對比已經極其懸殊；而賊子的手段又萬分兇狠毒辣，于劫持區寄之后，立刻“反接”雙手，“布囊其口”，抓到四十里以外的市集上去賣。看來，這個十一歲的孩子絕難逃出魔掌了。幾個簡短的句子，寫得驚心動魄，讀者在痛恨豪賊的同時，不能不為主人公的命運捏一把汗。然而，就在這驚險萬狀之時，主人公出人意料，顯出了他的“奇”。他在強敵面前，毫不“恐栗”，卻裝出“恐栗”的樣子，像一般小兒遇到危險時那樣哭哭啼啼，有意識地使敵人麻痹大意。敵人果然中計了，滿以為勝算在握，開懷暢飲之后，一個去市集上談交易；另一個醉醺醺地“植刃道上”，睡著了。區寄抓緊時機，磨斷捆繩，“取刃殺之”。

讀者剛剛松了一口氣，而一波才平，一波又起。區寄被從市集上回來的豪賊抓住了，眼看要被殺死。然而區寄這個孩子真不簡單！他根據敵人唯利是圖的特點，揭穿了二賊之間基于利害沖突而產生的矛盾，使得那個利欲熏心的賊子因區寄殺了他的同伴，得以獨吞利益而額手稱慶，從而放下了刀。可是，這一回，他防備更嚴了，區寄的處境比上一次更困難。而處境愈困難，又恰恰愈有利于表現他的“奇”。他終于想方設法，除掉了這個敵人。

殺死第二個賊子之后，區寄不像上一回那樣逃跑了，他大聲號呼，驚動了趕集的眾人，對他們陳述經過，“愿以聞于官”。這顯然不止為了自己的安全，而是想通過這件事引起官府對劫縛之風的注意。而這，在行文上又反跌出下一段。

這一大段，作者用異常精練、生動的語言，活靈活現地寫出正反雙方針鋒相對、曲折復雜的斗爭及其結局，從而表現了區寄驚人的沉著、機智、勇敢和在強敵面前毫不畏縮、敢于反抗、敢于奪取勝利的優秀品質，揭露了敵人殘酷、貪婪的惡行和貌似強大而實質上虛弱的特點。

最后一段，寫區寄斗爭勝利的社會影響，分兩層。頭一層，從官府方面著筆。“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層層上報，直鬧到最高級的地方行政長官桂管觀察使兼桂州刺史顏證那里，足見這案件已轟動一時。“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區寄既“幼”且“愿”(老實)，不“奇”；照應第一段。“幼愿”而能“討殺二賊”，“奇”；“刺史顏證奇之”，照應第二大段。“留為小吏，不肯”，這在刺史之流眼中，更是“奇”上加“奇”。

這一層，是對區寄的贊揚，也是對官府的鞭打。這樣轟動一時的大案件，卻絲毫沒有引起官府對劫縛之風的注意，從而采取措施。刺史感興趣的，只是想把那個“奇”兒“留為小吏”，替他做爪牙而已。區寄不肯做他的爪牙，就用“與衣裳，吏護之還鄉”的省事辦法，了結了這一案件。

第二層，從劫縛者方面落墨。區寄的斗爭勝利給那些“行劫縛者”以沉重的打擊。在他們看來，區寄比歷史上著名的少年勇士秦武陽還有能耐，因而不敢觸犯他。

從“童寄者”到結尾，不過二百五十余字，卻描繪出相當豐富多彩的畫面。寫豪賊行劫，兇暴毒狠，令人握拳透爪；寫區寄斗爭，愈出愈奇，令人拍案叫絕；寫斗爭勝利的影響，寓意無窮，引人深思。而斗爭分兩步，各有特點；影響分兩層，各有重心。筆墨極洗練，而又極富變化。這變化，主要表現在章法上，前面已提到了；也還表現在句子上。舉例說：寫賊縛區寄，第一次用“反接”，第二次則說“愈束縛牢甚”；寫區寄自解其縛，前一回，“以縛背刃，力上下，得絕”，后一回，則“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

乍看起來，作者很客觀地描繪了這幅圖畫。細讀幾遍，就會發現在這似乎很客觀的描繪里，滲透著作者的強烈愛憎，閃耀著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光彩奪目的思想。愛什么，憎什么呢？愛的是英勇斗爭的區寄，憎的是劫縛之風和“因以為己利”的官府。光輝的思想是什么呢？這就是：封建社會的人民要免于劫縛之苦，不能指望官府(官府正是劫縛之風的支持者)，只能依靠自己的斗爭。當然，這不一定是作者主觀上的明確認識，然而作品的客觀意義、社會效果，的確是這樣的。

〔注〕越：通“粵”。毀齒：換乳牙。《白虎通·嫁娶》：“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此處指當換牙年齡的兒童。鬣：此指髭須。童區(ōu歐)寄：兒童姓區名寄。桂部從事杜周士：從事，州郡長官僚屬。唐高宗時，于嶺南地區置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節度使，統屬于廣州都督府，名“嶺南五管”。桂管治所在桂州，今廣西桂林。杜周士，貞元十七年(801)中進士第，曾任桂管觀察留后。柳宗元有《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詩序》，作于永州。另據《資治通鑒》及《新唐書·南蠻傳》載，元和十五年(820)二月，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兼領之。長慶二年(822)，邕州人不樂屬容管。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容管經略使嚴公素遣人盜其狀稿，周士憤死。可略見其生平。郴州：今屬湖南，唐屬江南西道潭州中都督府。《文苑英華》卷七九四所收本文，“郴”作“柳”。按區寄事，文中言“墟吏白州，州白大府，刺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查《舊唐書·德宗紀》，顏證于貞元十九年(803)十二月由桂管防御使遷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事當是發生在嶺南道桂部屬下之柳州境內，然后桂州刺史得以過問，桂部從事知悉而告柳宗元。且郴州西距桂境不下四百里，二豪賊在郴劫持區寄，行逾四十里至墟所，不應已屬桂部轄境，此亦“郴”字可疑之一證。近人章士釗《柳文指要》說：“世傳柳集各本，皆一律作‘郴州’字。案‘郴’、‘柳’兩字，偏旁相同，集或舊是‘柳’字，因年久漫漶，字訛作‘郴’，大是可能。”可供參考。秦武陽：《戰國策·燕策三》：“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與忤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