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選自清人仇兆鰲的《杜少陵集詳注》。杜詩的注本甚多，仇注本是其中較好的一種。

這首詩所反映的事件，有人認為是唐玄宗天寶十載(751)征南詔，有人認為是開元年間用兵吐蕃，眾說不一。其實，作為藝術作品，它所反映的內容，即使有某一具體事件作為依據，也是作者對生活所作的典型的藝術概括，而不是拘泥于某一生活事件的真實。這首詩通過具體生動的敘述描繪，諷刺唐玄宗“點行頻”——擴邊黷武，是本詩的主旨。

全詩可分三段。

詩一開始，就給我們展現了一幅悲愴動人的送別圖。車行馬鳴，被迫應征的老百姓身著戎裝，腰掛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開赴前線。人們追隨著自己的親人，紛紛擾擾，牽衣悲慟，匯成哭聲的海洋。戰車、馬匹、征人、送者，不見首尾，揚起了遮天漫日的塵埃。在這里，作者粗筆勾勒，概括全景，其間又有具體的細節描寫，象“走(跑著)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都非常真實逼真地寫出了家人與被迫應征者的難分難舍，筆墨間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通過這些動作的描寫，我們不能不強烈地感受到，封建帝王的擴邊黷武，造成了多少家庭的妻離子散乃至家破人亡！短短幾句詩，作者從聽覺、視覺、人、物諸方面寫來，把滿腔的激憤、無限的同情，都傾注在送別情景的描寫之中。

第二段，作者改變了敘述描寫的方式，由前一段的作者目擊，變為被征士卒的直接控訴，這中間又可分為兩個層次。前八句，作者主要通過當事者傾訴一己的遭遇，來反映“武皇開邊”所造成的深重災難，十五即防河，頭白還戍邊，老百姓哪里能夠耕牧于田野，安居于家鄉，與親人團聚？這與漢樂府中“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的歷史事實多么相似，在漢、唐兩個號稱極盛的王朝，人民仍然免不了戰爭的災難，而統治者的赫赫武功，不正是建立在百姓的累累白骨之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武皇，即唐代的帝王。唐代詩歌中多以漢代唐，以漢皇代唐王，如高適《燕歌行》：“漢家煙塵在東北”，即指當時唐代邊事；白居易《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也即指唐玄宗。邊庭戰士的鮮血，已經流成象海水一般，而“武皇”的開邊之意卻還沒有得到滿足，這里的對比多么強烈！這一句，是用夸張的筆墨對前面的具體敘述進行概括，同時也表示了對最高統治者的強烈譴責。詩人現實主義的筆觸是尖銳而又深刻的。以上是第一層。第二層，作者把筆宕開去，從場景人物來看，一是更為開闊，不是著眼于當事者一己，而是著眼于當時“武皇”開邊所引起的整個社會的動亂；二是有所轉換，寫到了后方的情況。男的都被迫應征了，留在后方從事生產的只有婦女，但是婦女又怎能完全承擔得起這樣繁重的任務呢？當事者悲憤地說道：“縱有健婦把鋤犁”，但莊稼卻種不好，這不是個別的現象，“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而在軍中，被迫應征而備嘗艱辛的，也不只是“行人”一人而已，“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這些戰士真的是如此“耐苦戰”嗎？不，是由于“被驅”，出于無奈，被迫如此。這里，敘述者用了一個比喻：“不異犬與雞”。寫出了軍中戰士過著身不由己輾轉驅遣的非人生活。這一層，作者從后方與軍中綜合寫來，增加了詩的容量和深度。在寫法上，這一層開頭用“君不聞”提起，口氣仍與上一層保持一致，全段一氣貫注。

第三段，仍以當事者之口出之，但較之上一段的偏重敘述描寫，更多的是發議論，而揭露更為深入，由前面的“千村萬落生荊杞”，到這里的“租稅從何出”，我們看到正是由于開邊帶來了田園的荒蕪，而統治者仍要逼租逼稅，民何以堪？由前面的男子十五防河白頭戍邊和健婦把鋤犁，到這里的生男不如生女好，我們看到，正是“武皇”的窮兵黷武，使這本來就不合理的重男輕女的封建習俗，又出現了新的心理反常。結尾幾句，情緒凄涼徘徊，作者聯想到自古以來邊戰給人民帶來了多少不幸，他把對統治者的義憤和對人民的同情，盡訴筆端，令人掩卷泣下。

杜甫這首詩，通篇以現實主義的筆觸，對“點行頻”的社會現實作了真實而深刻的描繪，全詩描寫與對話相結合，將強烈的愛憎感情寓于敘事之中，語言通俗流暢，讀來瑯瑯上口，是杜甫詩歌中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