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邊第三十六》什么意思|賞析|翻譯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中書令溫彥博議：“請于河南處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是含育之道也。”太宗從之。秘書監魏徵曰：“匈奴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此是上天剿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萬姓冤仇，陛下以其為降，不能誅滅，即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之者若是，故時發猛將以擊之，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后，滋息過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后患，尤不可處以河南也。”溫彥博曰：“天子之于萬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除，余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宜處之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叛逆。”魏徵曰：“晉代有魏時，胡部落分居近郡，江統勸逐出塞外，武帝不用其言，數年之后，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圣人之道，無所不通。突厥余魂，以命歸我，收居內地，教以禮法，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河南單于于內郡，以為漢藩翰，終于一代，不有叛逆。”又曰：“隋文帝勞兵馬，費倉庫，樹立可汗，令復其國，后孤恩失信，圍煬帝于雁門。今陛下仁厚，從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長，不相統屬，力散勢分，安能為害?”給事中杜楚客進曰：“北狄人面獸心，難以德懷，易以威服。今令其部落散處河南，逼近中華，久必為患。至如雁門之役，雖是突厥背恩，自由隋主無道，中國以之喪亂，豈得云興復亡國以致此禍?夷不亂華，前哲明訓，存亡繼絕，列圣通規。臣恐事不師古，難以長久。”太宗嘉其言，方務懷柔，未之從也，卒用彥博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祐、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

自突厥頡利破后，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為于事無益，徒費中國，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鎮御藩夷，州縣蕭條，戶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惑，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納。是以周室愛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齡;秦王輕戰事胡，故四十載而絕滅;漢文養兵靜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內虛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后，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藩磧，民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覉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為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于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長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眾益多，非中國之利也。”太宗不納。

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宮，突利可汗弟中郎將阿史那結社率陰結所部，并擁突利子賀羅鶻夜犯御營，事敗，皆捕斬之。太宗自是不直突厥，悔處其部眾于中國，還其舊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立李思摩為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以主之，因謂侍臣曰：“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初，不納魏徵言，遂覺勞費日甚，幾失久安之道。”

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平高昌之后，太宗欲以其地為州縣。魏徵曰：“陛下初臨天下，高昌王先來朝謁，自后數有商胡，稱其遏絕貢獻，加之不禮大國詔使，遂使王誅載加。若罪止文泰，斯亦可矣。未若因撫其民，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為國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為州縣，常須千余人鎮守，數年一易，每來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后，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谷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太宗不從，竟以其地置西州，仍以西州為安西都護府，每歲調發千余人，防遏其地。

黃門侍郎褚遂良亦以為不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臨朝，明王創業，必先華夏而后夷狄，廣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遠塞，中國分離。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蒭挽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每歲遣千余人，而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于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陛下平頡利于沙塞，滅吐渾于西海。突厥余落，為立可汗;葉渾遺萌，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存之。宜擇高昌可立者，征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后代。”疏奏，不納。

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警急，雖不足為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麹文泰子弟，依舊為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敗于官渡，而誅田豐，朕恒以此二事為誡，寧得忘所言者乎!”

〔注釋〕①河南：北方河套以南地區。 ②建武：東漢光武帝的年號。 ③五原：漢代郡名，治今內蒙古包頭西。東漢初匈奴南單于分部眾屯居于此。 ④肘腋：比喻貼近自身之處。 ⑤天覆地載：上天覆蓋萬物，大地承載萬物。比喻帝王的恩澤深厚。 ⑥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今河南杞縣西南)人。晉武帝時為山陰令。當時關中隴上遭到氐、羌族侵擾，江統生怕“四夷亂華，宜杜其萌”，遂作《徙戎論》，但未被晉武帝采用。未及十年，“夷狄亂華”。 ⑦瀍、洛：瀍河與洛河，均在河南洛陽附近，此代指東漢都城洛陽。 ⑧獸：老虎。唐高祖祖父名虎，故唐代諱“虎”字，多以“獸”字代稱。 ⑨“隋文帝”句：隋開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以突厥突利為啟民可汗，以義成公主嫁之。大業十一年(615年)，隋煬帝巡北邊，始畢可汗帥數十萬騎，圍攻隋煬帝于雁門。 ⑩杜楚客：杜如晦之弟，少尚奇節，玄武門之變時，遁居嵩山，貞觀四年(630年)召為給事中，后進蒲州刺史，有能名。 懷柔：用政治手段籠絡他族別國，使其歸附。 幽州：唐州名，所轄地相當今之北京、天津與河北部分地區。 靈州：唐州名，轄境相當今賀蘭山東麓寧夏中衛、中寧以北和鹽池以西地區。 拓拔：拓拔赤辭，黨項羌拓拔部首領之一。東突厥亡后，黨項羌諸部相率歸附于唐，獨拓拔赤辭不至，后因宗黨多歸附唐，遂率眾內屬，被任為西戎州都督，賜姓李氏。 涼州：唐州名，轄境在今甘肅永昌以東、天祝以西地區。 “故《春秋》”句：此《左傳·閔公元年》載管仲語齊桓公之言。 區宇：疆土地域。 提封：指諸侯或宗室的封地，也指四境之內。 河西：指河西走廊與湟水流域，即今甘肅、青海兩省黃河以西地區。 荒服：古代王畿之外每500里為一服，最遠者稱荒服，距王畿2000至2500里。 輪臺：原為輪臺國，在今新疆輪臺東南，為漢軍所滅，漢武帝置使者校尉屯田于此。漢武帝晚年后悔遠征，因輪臺屯田事而頒罪己詔，停止對外用兵。 伊吾：西域地名，隋大業六年(610年)置郡，治今新疆哈密，隋末為西突厥所占，唐初屬唐，置伊州。 鄯善：原為西域國，本名樓蘭，在今新疆若羌東一帶。北周時為吐谷渾所滅，隋大業五年(609年)置郡。 沙鹵：多砂石的鹽堿地。 俘：通“浮”。 阿史那結社率：突利可汗之弟，貞觀四年(630年)入朝。 直：信任。 建牙：此指武將出外鎮守地方。 定襄城：指隋定襄郡，貞觀十四年(640年)于此置云州，治今山西大同。 商胡：經商的胡人。 載加：一再增加。 隴右：唐初十道之一，轄境在今甘肅六盤山以西，青海青海湖以東及新疆東部。 后：國王。 周宣：周宣王，其征伐獫狁，追逐至邊境而止。 始皇遠塞：秦始皇派大將蒙恬發兵30萬人，收河南地，為44縣;筑長城，因地形以制險塞，東自遼東，西至臨洮，延袤萬余里。 鯨鯢：古人稱雄鯨作鯨，雌鯨作鯢。此指兇悍的強敵。 蒭：飼料。 機杼：織布機，此指布帛。 張掖：郡名，在今甘肅境內，為通往西域及漠北的要沖。 酒泉：郡名，在今甘肅，河西走廊上的重鎮。 西海：郡名，在今青海青海湖附近一帶。 萌：通“氓”，民。 征：征召，征聘。 “昔漢高祖”兩句：漢高祖欲擊匈奴，婁敬勸阻，漢高祖不聽，親率漢軍北至平城(今山西大同東北)，被匈奴大軍圍攻于白登(大同東北)，7日后圍解，漢高祖退兵，召婁敬，拜為關內侯。 “袁紹”兩句：東漢末，割據河北的袁紹進攻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東北)大敗，退歸黎陽。有人對田豐說：“君必受重用。”田豐說：“今袁公敗歸，內心怨憤正要發泄，我不指望能活。”此時袁紹對逢紀說：“田豐戰前勸過我，我真慚愧。”逢紀說：“田豐聞將軍兵敗，拊手大笑，高興其預言說中了。”袁紹遂殺田豐。

【鑒賞】本篇記述了貞觀年間君臣有關如何安置邊遠少數民族降眾問題的議論。唐初武力強盛，四方外族樂于歸順大唐。對他們處置得當，就可以為國家的藩屏，反之則后患無窮。對他們是內遷還是外徙，設置郡縣還是立本族人為王，貞觀君臣對此爭論激烈。

爭論系由貞觀四年(630年)李靖大敗突厥軍、生擒頡利可汗引起的。由于頡利連年不斷發動戰爭，費用浩大，造成內外交困的格局。頡利可汗與侄子突利可汗的矛盾加劇，互相攻擊。原先歸順的漠北諸部如薛延陀、回紇等相繼叛離。北方諸部多棄突厥歸附薛延陀。唐太宗乘機冊封薛延陀夷男可汗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得到冊封，遣使入貢，為唐屬國。貞觀三年(629年)，唐太宗以李靖為總指揮，分兵六路出擊。次年，打敗突厥軍、捕獲頡利可汗。東突厥降唐，被俘男女達數十萬人。唐太宗下令群臣討論，如何處置歸降者的辦法。

溫彥博主張收攬和教化這些降眾，使他們成為唐朝的臣民。具體措施是在河套以南的地區安置他們，以充實邊疆，作為中原的屏障。魏徵與杜楚客二人上疏反對，理由是“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難以德懷，易以威服”。唐太宗決心對少數民族實行懷柔政策，聽從溫彥博的建議，自東起幽州，西至靈州，設置了順州、祐州、化州、長州四州都督府來安置歸順的突厥部落。在頡利可汗故地，設定襄、云中兩都督府來管理。

接著安置歸降突厥各部落首領一事，成為貞觀君臣討論的中心議題。這些首領們被授予將軍、中郎將，五品以上官員有百余人，占朝廷官員的一半。只有黨項羌首領拓拔赤辭不至，唐太宗派使者去招撫，前后派遣的“使者相望于道”。涼州都督李大亮上書反對，說戎狄異族好比豺狼，不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唐太宗沒有采納。究其原因與唐太宗當時的威望有關。北方大國突厥被滅后，唐在邊境外諸族中樹立了無上的聲威，四方諸族紛紛來降附。貞觀四年，四方酋長到宮門前請尊唐太宗為天可汗。此后，唐太宗以此名義對西北諸族發號施令。貞觀十三年(639年)，發生了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結社率集結部眾，襲擊唐太宗駕臨的九成宮一事。事敗后，參與的人全被斬首。貞觀十四年(640年)，高昌被平定，魏徵主張為降眾恢復舊國，選擇親附唐朝的酋長做他們的君主，認為這是治理的良策。因為圖謀那里的土地而設置州縣，就得常年有千把人去鎮守，耗費大量的人力與財力，是“散有用而事無用”。唐太宗不聽從，在高昌境內設西州，在西州設安西都督府。褚遂良“以為不可”，唐太宗不納。

唐太宗在安置少數民族降眾的事宜上，沒有聽從魏徵等人的建議，與以往納諫的情況大不相同。緣由是君臣觀點的不同。唐太宗是持“華夷一體”論的主張，而魏徵等人是傳統的“華夏自大”論。唐太宗說，“中國百姓，實天下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葉”。根與葉同為一體，當以懷柔、安撫為主。傳統的“華夏自大”論，是以華夏為中心，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為化外之民，要比中原的漢族低一等。“華夏自大”論源遠流長。孔子說，少數民族雖有國君但無禮義，還不如華夏的一時沒有國君但禮義不廢。孟子說得更清楚了，他說我只聽說過用華夏來改變夷狄的，沒有聽說過夷狄來改變華夏的。對古代氏族來說，種族概念極為重要，即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后夷夏之辯在文化意義上得到了充分的演繹，其要點有二：一是以華夏文化去感化周邊少數民族，二是華夏與夷狄的區別以是否接受華夏文化為標準。由“華夏自大”論而來的，就是天朝上國觀念在人們心中的根深蒂固。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視少數民族為獸類，如李大亮所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就不足為奇了。客氣一點的如魏徵，“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這里的“匈奴”是異族的統稱。不是同一族類，在利益考慮上，就像褚遂良所說的那樣，“先華夏而后夷狄”;在對付策略上，則如杜楚客強調的那樣，“難以德懷，易以威服”。與“華夏自大”論相比，唐太宗“華夷一體”論顯得開明得多了。

唐太宗“華夷一體”論的推行，是以強盛的國力為前提。詩人王維曾用“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詩句，來形容當時的國力。唐初國力強盛，經濟繁榮，在中國古代社會是空前的，在當時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國都長安不僅是東西交通的樞紐，而且是世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交流中心。各國商賈云集，外國使節絡繹不絕地來到長安，日本、高麗、新羅、百濟以及吐蕃、高昌等國的留學生，經常有數千人之眾。唐太宗“華夷一體”論，是他推進中外交流的指導思想，比起“戎狄豺狼”的說法更有利于漢族與少數民族的融合。

但唐太宗對“戎狄”的看法，有時也是有所反復的。貞觀十三年，發生突厥部眾襲擊九成宮之事后，就懊悔當初不聽魏徵的忠言，導致人財損耗日甚一日。至貞觀十六年(642年)，又有西突厥派兵侵犯西州之事。前文涉及的突厥，均是東突厥。突厥是匈奴的別支，興起于北魏末年。隋開皇二年(582年)，分裂為東突厥和西突厥。在處羅可汗統治時降隋。因經常擾亂唐的邊疆，唐高宗于顯慶二年(657年)擊敗西突厥，于其地置府州。唐太宗在位時，統葉護可汗統治下的西突厥，勢力達到極盛，盡有今新疆與中亞的大部分地區，處于中西交流的要沖。高昌地處吐魯番盆地，屬于西突厥勢力擴張的范圍。唐代對西突厥的政策，是為了維護對西域的統治，保護中西商路。初平高昌時，魏徵與褚遂良主張，立麹文泰子弟為國君。褚遂良說，朝廷有事很難得到高昌的支援，每年又要耗費眾多的人力與財力在屯邊鎮守上，“糜費中華，以事無用”，由于唐太宗尚無力擊敗西突厥，“今日方自悔責”，為何不聽魏徵與褚遂良的建議。其實，歷史人物的心理活動是復雜的，常因時事的變易而調整方針政策，甚至產生前后矛盾的現象。明白乎此，對歷史人物的了解也就前進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