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知止不恥，知足不辱，與吾流浪湖海，戰惕風濤。

【譯注】

知道適可而止的人，不會因為做事過分而感到羞恥；知道滿足的人，不會認為自己不如別人而感到恥辱。與我一起流浪江河湖海，戰勝驚濤駭浪。

輯自休寧《汪氏統宗譜》卷168。

【感悟】

這是明成化嘉靖間休寧商人汪勛說的一句話。徽商從商的終極目是的為了生計、養親和顯親，而不是純粹的經濟利益的驅動。因此當他們在商場上打拼致富后，特別是遭到不公平的打擊后，往往選擇重返故里，買田置產，所謂“以末致財，以本守之”。

【故事鏈接】

長期在商場上拼搏，爾虞我詐，遠涉邊陲，櫛風沐雨，特別是遭到不法勢力的欺壓，政府的巧取豪奪，徽商漸感失望、疲憊，力不從心。儒家的樂天達命、知足不辱的保守思想也深深地影響著他們。因而，徽商往往在事業輝煌之際，心生歸隱之意，原來銳意進取的情懷也漸趨消褪。“（江）南能公，字元表，號彥宣，玉吾公長子。……日后業鹺淮南，致資累萬。兄弟同居，不忍分析。”明末關津叢弊，九江關蠹李光宇等把持業務，鹽舟納料多方勒索，停泊羈留，屢遭覆溺，莫敢誰何。公毅然叩關陳其弊，奸蠹伏誅，而舟行者始無淹滯之患。至今公之名猶藉藉于江淮楚豫間。事載《鹽法志》中。公緣此案，費用不貲，家業亦漸中落，乃退守田園，琴書自適，優游以終。（歙縣《濟陽江氏族譜》卷9《明處士南能公傳》）

【延伸閱讀】

徽商的進與退

徽商的進與退，不是以純粹的利益驅動為轉移，而是以儒家的“孝悌”倫理為歸宿。徽商在致富之后，急于抽身，將大量的資本帶回家鄉，用于買田置產，修墓建祠，以作長久之計。徽商缺乏歐洲資本主義商人那種始終如一的進取之心、逐利之性，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徽商的封建性本質。在賈與儒之間，他們在服賈的同時，始終忘不了業儒的情結，最終視業儒為正道。這種業儒情結，無形中在思想上束縛了徽商的發展，使他們擺脫不了沉重的精神枷鎖。

在與政府關系上，徽商忠于王權，維護王權，并與王權相互利用。他們之間既有互相利用也有矛盾。徽商以其極大的耐性忍受著來自王權的壓榨，即便是忍無可忍，他們的反抗也是間接的、微弱的，反應了這一時期商人在政治上依賴性和軟弱性。

在進與退之間，徽商雖具備了歐洲商業革命時期商人所具備的“冷靜、刻苦、勤勉、努力”和所謂“清教徒”式的進取精神，但他們更多地傾向于強調社會責任感、家庭觀念、家族觀念、國家觀念。

這些觀念使得徽商將更多的精力轉移到為社會、家庭、家族、國家服務上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徽商的盈利之心，分散了他們財富的積累。他們更多承擔了“社會人”角色，而非“經濟人”的角色。“社會人”的責任感，沖淡了“經濟人”的財富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