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白居易

【原文】：

賦者，古詩之流也。始草創(chuàng)于荀宋，漸恢張于賈馬。冰生乎水，初變本于典墳，青出于藍，復(fù)增華于風(fēng)雅。而后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國家恐文道浸(jìn)衰，頌聲凌遲，乃舉多士，命有司，酌遺風(fēng)于三代，明變雅于一時，全取其名，則號之為賦。雜用其體，亦不出乎詩，四始盡在，六義無遺，是謂藝文之儆(jǐng)策，述作之元龜。觀夫義類錯綜，詞采舒布，文諧宮律，言中章句，華而不艷，美而有度。雅音瀏亮，必先體物以成章；逸思飄飄，不獨登高而能賦。其工者究筆精窮，指趣何慚兩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騁，妍詞豈謝三都于左思?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于寰海，增紙價于京師，則長楊、羽獵之徒，胡為此也!景福、靈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謂立意為先，能文為主，炳如績(huì)素，鏗若鐘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fǔ fú)，洋洋乎盈耳之韶(hù)，信可以凌礫風(fēng)騷，超軼今古者也。今吾君網(wǎng)羅六藝，淘沐九流，微才無忽，片善是求，況賦者，雅之列，頌之儔，可以潤色鴻業(yè)，可以發(fā)揮皇猷(yóu)。客有自謂握靈蛇之珠者，豈可棄之而不收!

【譯文】：

賦這種文學(xué)體裁是從古詩演變而來的。由戰(zhàn)國時的荀卿、宋玉開始草創(chuàng)，經(jīng)過漢朝賈誼、司馬相如又逐漸得到擴展、發(fā)揚。如同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賦在西漢時比起三墳五典更加發(fā)達；恰似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賦和國風(fēng)、二雅相比更具文采。后來作賦講究聲韻和諧，除去聲律變化上的八種病犯，確實堪稱崇尚形式美的文體。唐王朝唯恐為文之道漸趨衰微，《詩經(jīng)》傳統(tǒng)絕滅，于是選拔眾多的賢士，派專司文學(xué)之職的官吏，汲取理想盛世夏商周的遺風(fēng)，辨明周政衰敗時期的大雅、小雅的詩歌作品，用《詩經(jīng)》的“賦”的名義，來稱呼這種新的文體。綜觀賦體作品，也沒有超出《詩經(jīng)》的范圍，風(fēng)、小雅、大雅、頌都保存下來了，《詩經(jīng)》已有的表現(xiàn)方法也未遺失。這可以說是文章的警策，著作的淵藪。觀察那些文辭縱橫的文章，辭藻華麗，鋪張揚厲，宮商律呂，一派鏗鏘，語言文字，符合章法，華美異常卻饒有法度。盛世之賦，音節(jié)明朗，描寫事物必定具體而周詳；想像奔放不羈，不必登高也能寫出賦來。構(gòu)思精巧的賦作，盡力發(fā)揮文筆的功能，高妙絕倫，旨趣意義無異于班固的《兩都賦》；馳騁想像于廣闊天地之中，提煉出奇制勝的妙語，華美的文辭豈遜于左思的《三都賦》?蓋過絕妙的華麗辭藻，展現(xiàn)出鳳鳥的美姿，鏗鏘的音調(diào)震響四海，競相傳寫甚至使洛陽紙貴，《長楊賦》《羽獵賦》之類作品，豈能達到這種境界?像《景福殿賦》、《魯靈光殿賦》一些名賦，也不值得夸耀!可說做到了人們所講的：立意為先，能文為主，文采鮮明如彩繪的素絹，鏗鏘悅耳如鐘鼓之聲。文采繽紛，像禮服上的花紋耀人眼目，優(yōu)美動聽，像耳邊流蕩著韶的樂曲，確實可謂壓倒風(fēng)騷，超越千古啊!今天，我大唐君主廣泛搜求儒家六經(jīng)，整治各種學(xué)派，即使對微小的才能也不加以忽視，很少的善德也要追求，更何況賦是雅頌的同類，可用來歌頌帝王的大業(yè)，發(fā)揚君主的謀劃呢!自認為具有非凡才能的人，豈能拋棄賦而不收呢?

【評介】：

白居易的《賦賦》，以賦體形式論述了賦的淵源、特征和功用。

“賦者，古詩之流也。”白居易首先闡明的是賦和詩的關(guān)系問題。《詩·大雅·烝民》：“明命使賦。”毛氏《傳》曰：“賦，布也。”陳奐《詩毛氏傳疏》曰：“賦讀為敷。”可知“賦”字用于詩，系假借為“敷”。劉熙《釋名·釋典藝》(卷六)明確指出：“(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不過，取“賦”為“敷布”之敷的假借義而用之于詩，有兩種不同的涵義：一指詩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一指獨立的一種文體。前者，如：《毛詩序》所云：“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fēng)，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鐘嶸《詩品序》亦曰：“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后者，如：通常所謂“詩賦”、“辭賦”、“漢賦”、“大賦”之類。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篇中，把“詩六義”中的“賦”既作為詩之一體看待，又強調(diào)了“賦”作為詩法的意義：“詩者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賦自詩出，分歧異派。”白居易說：“賦者，古詩之流也。”顯然吸取了前人的卓異之見，正確揭示了賦源于詩的客觀事實。

其次，論述了賦的特征，強調(diào)了賦的音律美。既然，“賦自詩出”，而詩呢?據(jù)明陳第所著《毛詩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節(jié)，田野俚曲，亦各諧聲。”可見《詩經(jīng)》之詩皆必有韻。故賦于音韻方面不能不十分講究。白居易說：“而后諧四聲，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這就指出自南朝沈約明確提出聲病說之后，賦與詩一樣，對音韻的要求日趨精細了。早在三國時期，魏李登已撰《聲類》十卷，雖不能與后世韻書相提并論，實際上它確為韻書之祖，由此可推想，當(dāng)時文人已開注重聲律之學(xué)的風(fēng)氣。到了晉代，呂靜撰《韻集》、張諒作《四聲韻林》，南齊永明之際，沈約著《四聲譜》，謝朓、王融諸人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為沈約的聲病說推波助瀾。當(dāng)時，頗為流行的駢賦更加重視聲韻，尤其考究字之平仄，于是駢賦就漸漸演變成為律賦了。然而，不能木指出：有些文人一味追求聲律的和諧，“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這是應(yīng)引以為戒的。

再次，白居易闡明了為賦應(yīng)以“立意為先，能文為主”的原則。所謂“立意為先”，強調(diào)為賦者首先要講求“立意”的深刻，這是對賦的內(nèi)容方面的要求；所謂“能文為主”，強調(diào)為賦者務(wù)求善于運用文辭、音韻，這是對賦的形式方面的要求。做到了“立意為先，能文為主”，就可使賦作在內(nèi)容和形式各方面達到完美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標(biāo)舉出“立意為先”的原則，對賦的發(fā)展史是一個批判性的總結(jié)。

詩自古以來有“言志”的傳統(tǒng)，賦為“古詩之流”，“體物言志”是它天職。可是，綜觀賦的發(fā)展歷史，我們會發(fā)現(xiàn)有相當(dāng)多的賦只滿足于對客觀事物、外界景物的臨摹，唯有“體物”而無“言志”。賦所固有的以麗辭言志，所謂“麗辭雅義”的作用消失不見了。漢大賦的某些作品就是如此。它們“極麗靡之辭，閎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于正，然覽者已過矣。……由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漢書·揚雄傳》)這種賦幾乎和方志、埤雅、史傳無異，其“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群書，廣采風(fēng)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艷，便傾動一時。洛陽所以紙貴者，直是家置一本，當(dāng)類書、郡志讀耳。”(袁枚《隨園詩話》卷一)可謂“玩‘物’喪‘志’，全失古詩之義。”(姜書閣《漢賦通義》上卷)漢末及六朝出現(xiàn)了抒情小賦，開始“撥”玩物喪志之“亂”，而“反”(返)體物言志之“正”，像謝惠連的《月賦》等名賦，可以說是“賦自詩出”，完全符合“古詩之義”的杰作了。明乎此，白居易所謂“立意為先”，既是對漢賦失去“麗辭雅義”的偏向的一種糾正，又為賦體文學(xué)的健康發(fā)展指明了一條正確道路，有著十分深遠的意義。

這篇論賦之賦，無疑是繼陸機之后，以賦的形式闡明文學(xué)觀點的重要論文。藝術(shù)形式上，它用駢語聯(lián)綴成文，“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掩黃絹之麗藻，吐白鳳之奇姿，振金聲于寰海，增紙價于京師”，這類綺語麗句使此賦頗富文采，鏗鏘悅耳，令人玩味不已，深長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