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詞曲賦文·答湖州迦葉司馬問白是何人》原文與賞析

李 白

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

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后身。

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起。次年(756)，叛軍攻入長安，玄宗奔蜀，太子亨即位于靈武(在今寧夏)，為肅宗，改元至德。這年，李白由宣城(在今安徽)避難剡中(今浙江嵊縣)，途經湖州(今浙江)時作此詩。詩的內容是回答湖州迦葉(復姓，祖上為西域人)司馬“白是何人”的提問。應當指出的是，這里的“白是何人”不是一般茫無所知的詢問(因為迦葉司馬不可能對李白一無所知)，而是在推心置腹的深談中以求更深刻了解對方的發問。而李白的回答，也不是自報家門式的自我介紹，而是向新結識的朋友敞開了心扉，互通款曲。

詩人先向迦葉司馬說：“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青蓮居士，是詩人自號;謫仙人，是天寶元年(742)詩人應詔赴京時賀知章對他的贊美，也是他頗引以為自豪的稱號。二者自然而巧妙地連為一句，顯得格外蕭酒飄逸，給人以翩翩欲仙的感覺。李白飲酒是很聞名的，枉甫《飲中八仙歌》說：“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他又任俠學道，輕財好施，存交重義，頗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的俠士之風。李白在25歲時開始離蜀漫游各地，至此恰是30年。李白把這些內容都濃縮概括到“酒肆藏名三十春”一句中，又突出了自己好酒任俠的性格特點。

在詩的后兩句，詩人進一步說：“迦葉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后身。”金粟如來，佛名，即維摩潔大士，他不出家而修行，據《維摩詰經》，維摩詰過著世俗的生活，但能經常保持超世俗的比出家人還要純潔的精神狀態，有比佛弟子更全面的宗教道德修養。“金粟如來是后身”，“是金粟如來后身”的倒裝(為了詩韻節奏的需要)，意即“我是金粟如來轉世”。在這里，李白巧妙地把道教和佛教結合起來，把飄然超逸的“謫仙人”和端莊雅重的“金粟如來”統一到自己身上，令人拍案稱奇，它集中體現了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特色。

此詩雖寥寥28字。卻寓意深邃，是研究李白思想，尤其是他宗教思想的重要作品。

李白尚道術，但其本意卻不在于求仙得道，而是想以此為仕進的“終南捷徑”，實現其 “申管晏 (管仲、晏嬰) 之說，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 《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政治理想，但他的理想卻在現實面前碰了壁。天寶元年(742)，李白應詔赴京，他聞訊極為興奮，“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 《南陵別兒童入京》)，以為有了施展才能的機會。但事與愿違，因受權貴讒毀，他僅做了一年多的供奉翰林，便被玄宗 “賜金還山”，而他則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也樂得離開，重又開始了漫游生活。離開長安以后，他還請北海高天師授 《道箓》于齊州 (今濟南) 紫極宮 (老子廟)，在修道的路上大大地向前邁進了一步。

一般說來，道教注重今生今世，煉丹修仙，為的是長生不老，是入世的; 佛教則講究來生來世，吃齋行善，為的是死后升天或轉世的幸福，是出世的; 而儒家強調建功立業，富于進取。李白思想的主流是外道而內儒，他較少釋氏佛門思想。而他在這首詩里卻把自己的道家行蹤歸入不出家修行的佛門，正是他看破“紅塵”——“路逢斗雞者，冠蓋何輝赫”(《古風》其二十四); “淮陰市井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昭王白骨縈蔓草，誰人更掃黃金臺” (《行路難》 其二)——的必然結果。他要從佛門尋求解脫，因此，便自認是維摩詰轉世。但是，李白畢竟是李白而絕非陶淵明，他其實是不甘寂寞的。直到晚年，他還寫詩說，“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 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贈張相鎬》其二)，決心蕩平安史叛軍。正是基于這種雄心壯志，至德二載(757)他才應召入永王李璘幕府，并朗吟道：“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永王東巡歌》其二、其十一) 他要為天子立功業，為黎庶除暴虐。同他的初衷相反，李璘因謀反罪被誅，他也因此獲罪，長流夜郎。兄弟間的最高權力之爭，給李白的暮年涂抹了更深重的悲劇色彩，他思想中的佛教成分，因此該更多一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