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 帝王或國家之臣，榮名之奴，事業之婢也。因此不論其人身、行動、時間，皆無自由可言。追逐權力，而失自由，有治人之權，而無律己之力，此種欲望誠可怪也。歷盡艱難始登高位，含辛茹苦，唯得更大辛苦，有時事且卑劣，因此須做盡不光榮之事，方能達光榮之位。既登高位，立足難穩，稍一傾側，即有倒地之虞，至少亦晦暗無光，言之可悲。古人云：“既已非當年之盛，又何必貪生？”殊不知人居高位，欲退不能，能退之際亦不愿退，甚至年老多病，理應隱居，亦不甘寂寞，猶如老邁商人仍長倚店門獨坐，徒令人笑其老不死而已。顯達之士率需借助他人觀感，方信自己幸福，而無切身之感，從人之所見，世之所羨，乃人云亦云，認為幸福，其實心中往往不以為然；蓋權貴雖最不勇于認過，卻最多愁善感也。凡人一經顯貴，待己亦成陌路，因事務糾纏，對本人身心健康，亦無暇顧及矣，誠如古人所言：“悲哉斯人之死也，舉世皆知其為人，而獨無自知之明！”

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惡。作惡可咒，救之之道首在去作惡之心，次在除作惡之力；而行善之權，則為求高位者所應得，蓋僅有善心，雖為上帝嘉許，而凡人視之，不過一場好夢耳，唯見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而行則非有權力高位不可，猶如作戰必據險要也。

行動之目的在建功立業；休息之慰藉在自知功業有成。蓋人既分享上帝所造之勝景，自亦應分享上帝所訂之休息。《圣經》不云乎：“上帝回顧其手創萬物，無不美好。”于是而有安息日。

執行職權之初，宜將最好先例置諸座右，有無數箴言，可資借鏡。稍后應以己為例，嚴加審查，是否已不如初。前任失敗之例，亦不可忽，非為揭人之短，顯己之能，以其可作前車之鑒也。因此凡有興革，不宜大事夸耀，亦不可恥笑古人，但須反求諸己，不獨循陳規，而且創先例也。凡事須追本溯源，以及由盛及衰之道。然施政定策，則古今皆須征詢： 古者何事最好，今者何事最宜。

施政須力求正規，俾眾知所遵循，然不可過嚴過死；本人如有越軌，必須善為解釋。本位之職權不可讓，管轄之界限則不必問，應不動聲色中操實權，忌在大庭廣眾間爭名分。下級之權，亦應維護，與其事事干預，不如遙控總領，更見尊榮。凡有就分內之事進言獻策者，應予歡迎，并加鼓勵；報告實況之人，不得視為好事，加以驅逐，而應善為接待。

掌權之弊有四，曰： 拖、貪、暴、圓。

拖者拖延也，為免此弊，應開門納客，接見及時，辦案快速，非不得已不可數事混雜。

貪者貪污也，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從之手不接，亦須束住來客之手不送，為此不僅應廉潔自持，且須以廉潔示人，尤須明白棄絕賄行。罪行固須免，嫌疑更應防。性情不定之人有明顯之改變，而無明顯之原因，最易涉貪污之嫌。因此，意見與行動茍有更改，必須清楚說明，當眾宣告，同時解釋所以變化之理由，決不可暗中為之。如有仆從稔友為主人親信，其受器重也別無正當理由，則世人往往疑為秘密貪污之捷徑。

粗暴引起不滿，其實完全可免。嚴厲僅產生畏懼，粗暴則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嚴肅，而不應惡語傷人。

至于圓通，其害過于賄行，因賄行僅偶爾發生，如有求必應，看人行事，則積習難返矣。所羅門曾云：“對權貴另眼看待實非善事，蓋此等人能為一兩米而作惡也。”

旨哉古人之言：“一登高位，面目畢露。”或更見有德，或更顯無行。羅馬史家戴西特斯論羅馬大帝蓋曰：“如未登基，則人皆以為明主也。”其論維斯帕西安則曰：“成王霸之業而更有德，皇帝中無第二人矣。”以上一則指治國之才，一則指道德情操。尊榮而不易其操，反增其德，斯為忠誠仁厚之確征。夫尊榮者，道德之高位也；自然界中，萬物不得其所，皆狂奔突撞，既達其位，則沉靜自安；道德亦然，有志未酬則狂，當權問政則靜。一切騰達，無不須循小梯盤旋而上。如朝有朋黨，則在上升之際，不妨與一派結交；既登之后，則須穩立其中，不偏不倚。對于前任政績，宜持論平允，多加體諒，否則，本人卸職后亦須清還欠債，無所逃也。如有同僚，應恭敬相處，寧可移樽就教，出人意外，不可人有所待，反而拒之。與之閑談，或有客私訪，不可過于矜持，或時刻不忘尊貴，寧可聽人如是說：“當其坐堂議政時，判若兩人矣。”

(王佐良　譯)

【賞析】

《談高位》選自《培根論人生》，說的是身居要職的人的心理狀態以及做官的學問。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場中沉浮，對此深有體會。此文開篇談到了身居高位之人所受的來自責任的壓力和來自名利的束縛。既然培根對做官的壞處有如此深刻的認識，我們不難想象他是抱著怎樣的心態去從政的。文章大部分的篇幅都在教人如何做官，這也是培根寶貴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思考的一部分。對一般人而言，未必人人都會做官，但如何為人處世也是一種不可忽視的人生哲學。雖然培根的目的在于教人如何做一個成功的高官，有鉆營之嫌，但我們也能從中看出他開明的政治思想。

我們很難將一個潛心于哲學和科學研究的人與一個汲汲于名利、追求榮華顯貴的人聯系在一起，但培根就是這么一個人。做官對于他來說也許不僅僅是一個謀生的手段，但哲學家也不是圣人，事實上，就在《培根論人生》這部隨筆集中，有一些篇章也能讓我們看到培根的另一面——實用主義和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在《論野心》、《論韜晦》等文章中敘述的做人之道，實際上是典型的市儈哲學。在《論帝王》、《論強國之道》、《論叛亂》、《論貴族》等文章中，他站在宮廷御用政治家的立場上，向君王介紹統治經驗和權術。詩人布萊克曾把這種篇章批評為“貢獻于魔鬼王國的嘉言和忠告”。還有的批評家諷刺培根此書中的市儈哲學是“登龍術的研究”。這些篇章，當然是糟粕。但對于研究培根及英國17世紀思想文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

盡管培根是個長期從政的高官顯貴，但他又是一位真正的現代哲學家。他的整個世界觀是現世的而不是宗教的(雖然他堅信上帝)，他是一位理性主義者而不是迷信的崇拜者，是一位經驗論者而不是詭辯學者。在政治上，他是一位現實主義者而不是理論家。他那淵博的學識連同精彩的文筆與科學技術相共鳴。我們不能假設如果培根沒有從政，在學術上將會有怎樣更加偉大的成果，因為這就是培根，一個身居高位的學者。

(徐杏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