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躲在歷史陰暗角落里冷笑？——李清照《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及其改嫁問題合理性之探討

吾國之人，其擅造假也，自古而然。其所以者，則無非為利之一字而已矣！上至遠古之歷史，造假之，為乘文獻散漫之便；近世為時且不遠，亦造假之，而令當時即已模糊難辨。崇高尊貴如皇帝九五之尊，造假之（神化之、完美之），甚而陵寢墳墓，亦造假之。下至士流，為文而不以情實，而善偽。如是者，吾國歷史遂乃成造假之歷史，梁啟超《中國之舊史》云：“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政治豈非分配利益之最根本形式者乎？統一之利益口徑，能無假乎？而歷史之煙云歷時既久，遂撲朔迷離，而多不可辨其實矣。政治史不必論，即以社會言之，則食品造假，甚至有假離婚一事；以文化言之，則假古董、假書畫橫行宇內，假國學大師、學術大師之類蔚為壯觀。中土大地，欲尋其真，難乎哉！

李易安改嫁之事，亦歷史造假之一端也，而諸造假之行徑之中，以文字造假為最難辨，而李易安不幸罹之！宋人雖倡貞節，而于改嫁一事則甚通脫，上至貴族，下至民間，皆不關乎道德節義之評價。所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二程全書·遺書二十二》程頤語），乃程朱理學之所持，李易安雖略與二程同時而稍后，然理學之為統治者所大用尚在朱熹之后，則已非李易安之時代矣。故即令李易安改嫁為真，亦無損于其文學，無損于其與趙明誠之愛情，即趙明誠誠然而有陳祖美所言致令李易安有“婕妤之嘆”之實，亦無損于李易安之于趙明誠之感情也。故學界有論《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者云：

作者自述晚年改嫁前后的不幸遭遇；表現了這位善良無辜嫉惡如仇的曠古才女所經受的人生磨難，讀來令人潸然淚下。至于聚訟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改嫁”公案，考真偽者態度固然可敬，“辯誣”者的心情固然可感，然而，“誣”不在“改嫁”，而在于對改嫁的種種“譏”、“談”和“無根之謗”。清照之時，改嫁并非大逆不道，皇貴相尊都視若平常，況一流落無依的弱女子呢？如是而已。

針對李易安改嫁之事，明人乃始有疑，至今眾說紛紜，而歷時既久，其直接否認之文獻資料尚未發現，而無此種直接之文獻資料，即不能得其實邪？今人丁啟陣《李清照是否曾經再嫁？》一文，嘗匯總列舉古今關于此一問題之諸多觀點：

一、李清照當時年歲已高。明徐《徐氏筆精》:“李五十有二，老矣。”附議、同調者有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俞正燮《癸巳類稿》、查伯葵《李易安論》、葉廷琯《甌波余話》、吳衡照《蓮子居詞話》。二、李清照的公公、丈夫都是有地位有身份之人，沒有改嫁的道理。徐《徐氏筆精》：“清獻公之婦，郡守之妻，必無更嫁之理。”附議、同調者有清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三、宋人小說常常誣蔑賢人。盧雅雨引陳云伯語，見清陸以湉《冷廬雜識》。附議、同調者有清胡薇元《歲寒居詞話》、俞正燮《癸巳類稿》、李慈銘《越縵堂乙集》（坐實秦楚材、張九成）、清薛紹徽《黛韻樓文集》、唐圭璋、潘君昭《論李清照的后期詞》。四、世傳《投翰林學士綦崈禮啟》文筆不佳，措詞有瑕疵。俞正燮《癸巳類稿》主此說。五、百年之后的宋人著作，有稱李清照為“趙明誠妻”的。俞正燮《癸巳類稿》主此說，附議、同調者有夏承燾《唐宋詞論叢》。六、《投翰林學士綦崈禮啟》中李清照改嫁一說，系張汝舟為報復李清照舉報他“妄增舉數”之仇篡改所致（李清照舉報源自張汝舟騙取自己玉壺之恨）。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主此說。七、李清照作《金石錄后序》，與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李清照舉訟張汝舟，時間在一個月之內，情理不合。李慈銘《越縵堂乙集》主此說。八、當時趙家勢力尚盛，不容李清照改嫁。李慈銘《越縵堂乙集》主此說。九、后人將張汝舟妻李氏舉報丈夫妄增舉數事，移花接木弄到李清照頭上。李慈銘《越縵堂乙集》主此說，附議、同調者有清薛紹徽《黛韻樓文集》。十、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生前愛情深篤。清符兆綸《明湖藕神祠李易安居士記》主此說，附議、同調者有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十一、當時李清照因避亂南渡，輾轉各地，時間不允許。龍榆生《漱玉詞敘倫》主此說。

備察諸說，唯第三、第四、第九三條最為關鍵，其他諸條理由俱不充足；而此三條之中，又以第三條最為關鍵。蓋誣人者，必有其現實之利益目的，而不當視為類同文學創作之虛構，何況即偉大之文學作品，亦難免于含沙射影之行為，此文人伎倆使然，而根本相關于際遇而感應于其內心者也。以當時之歷史事實論之，即令李易安改嫁為實，改嫁既非可議之事，則他人之譏笑，豈非咄咄怪事？即令李易安所改嫁者張汝舟真如此不堪，則遂乃可譏笑李易安邪？其所笑者何？為何而笑？細意密察，令人寒心！而此一尋常舉動，不免暴露造假者之真目的，即以利益為根本核心之自然行為者也。故若欲察造假者之利益動機，則必自其源頭而后可。而審其歷史造假之行為之發源，則最早可追溯至托名李易安之《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其文云：

清照啟：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釘已具。嘗藥雖存弱弟，應門惟有老兵。即日蒼皇，因成造次。信彼如簧之說，惑茲似錦之言。弟既可欺，持官文書來輒信；身幾欲死，非玉鏡架亦安知。俛難言，優柔莫訣。呻吟未定，強以同歸。視聽才分，實難共處。忍以桑榆之晚節，配茲駔儈之下才。身既懷臭之可嫌，惟求脫去；彼素抱璧之將往，決欲殺之。遂肆侵凌，日加毆擊。可念劉伶之肋，難勝石勒之拳。局天扣地，敢效談娘之善訴；升堂入室，素非李赤之甘心。外援難求，自陳何害？豈期末事，乃得上聞。取自宸衷，付之廷尉。被桎梏而置對，同兇丑以陳詞。豈惟賈生羞絳灌為伍，何啻老子與韓非同傳。但祈脫死，莫望償金。友兇橫者十旬，蓋非天降；居囹圄者九日，豈是人為！抵雀捐金，利當安往；將頭碎璧，失固可知。實自謬愚，分知獄市。此蓋伏遇內翰承旨，搢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奉天克復，本緣陸贄之詞；淮蔡底平，實以會昌之詔。哀憐無告，雖未解驂；感戴鴻恩，如真出己。故茲白首，得免丹書。清照敢不省過知慚，捫心識愧。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高鵬尺，本異升沉；火鼠冰蠶，難同嗜好。達人共悉，童子皆知。愿賜品題，與加湔洗。誓當布衣蔬食，溫故知新。再見江山，依舊一瓶一缽；重歸畎畝，更須三沐三薰。忝在葭莩，敢茲塵瀆。

學界之以李易安改嫁為實者，多謂審核此文之拙劣等由并非直接證據，然文可擬造，故開天辟地難，而依樣畫葫蘆易。吾國古來即有“文如其人”之說，《孟子·萬章》有“以意逆志”之論，金代元遺山疑之，其《論詩三十首》有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而錢鐘書先生則更進一步云：“所言之物，可以飾偽：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為澄淡，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為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所言之物，實而可征；言之詞氣，虛而難捉。世人遂多顧此而忽彼耳。”我則更進一解：文如其人，乃對真者而言，不對造假虛偽者言也。真者無造假虛偽之思慮，而造假虛偽者則必用其心于文，如是由其所關心者，即可察知其文之真偽。即如此文而言，以常理度之，若果為李易安借綦氏之力而脫出張汝舟之婚姻牢籠，則必為事后，事后答謝，所涉兩人均于其事甚為周悉，何必羅列諸多事實？此不符常理者一。既為答謝，但表衷情即可，彼此相知，綦氏方出援手，而“搢紳望族，冠蓋清流，日下無雙，人間第一”之頌揚，未免太過膚淺，前兩語尚可，后兩語則成何體統？蓋作偽者本無其情，敘事（捏造事實）則可，抒情則不可矣！此不符常理者二。既為答謝，則文中忽來“愿賜品題，與加湔洗”之言，大相乖謬，李易安之改嫁若實，則李易安自不以改嫁為過，何來“湔洗”之說？若以所嫁非人為過，則過本不在我，何過之有？以為恥辱邪？改嫁不非，過不在我，何恥辱之有邪？況即令是過是恥，而李易安乃在此啟中求綦氏為之邪？如此則為弱智矣，亦大出常情矣！即李易安弱智為之，則綦氏真有此種能力邪？則如此者，李易安非僅弱智，且太不明事理矣！如此者李易安既不明事理，何必為啟而答謝綦氏？凡此種種，為不符常理者三。若此文真為李易安因改嫁事答謝綦氏者，而極其可笑，則綦氏必當為之諱，而不令文字流出，故若無李易安之手稿，斷不可輒言此文為李易安作也。文中又有“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之句，更與上述第三點矛盾，改嫁即令為過，則他人譏笑，乃無可奈何之事，而非“謗”也！由“謗”之一字，可知此啟之核心為解除誹謗，而改嫁非誹謗與否之事也。故由此文之矛盾、不合常理之處，而疑其主題，則黃墨谷先生云：

《謝啟》原文的主題是什么？我認為《謝啟》開篇的敘述“素習義方，粗明詩禮。近因疾病，欲至膏肓，牛蟻不分，灰丁已具。”符合“頒金通敵”案發生時清照“大病，僅存喘息”的記述。《謝啟》“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愿賜品題，與加湔洗”等措辭，也同“頒金通敵”案內容相合。因而《謝啟》的主題是謝解救“頒金通敵”案無疑。

黃墨谷先生此論，其功甚偉，乃探究李易安改嫁問題之關鍵證據。由黃墨谷先生所揭示之關鍵深入探究，則此種作偽，確乎與一定之利益相關，而其最早文獻之記錄者，實即其陣營之一份子，則胡仔也：

據現存的資料來考察，最早以文字記載所謂清照“改嫁”之人，是胡仔“易安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啟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馭儈之下材’，傳者無不笑之。”胡仔，績溪人，做過常州晉陵縣官，后來居湖州，這部書，就是作于湖州，時在紹興十八年（公元1184）年，清照尚健在，他不僅客觀記載，而且渲染成為丑聞，從品德方面謗傷清照，胡仔還在《營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三，收錄了一篇李清照論詞的文字，后來被稱為《詞論》。胡仔收錄這篇文字，也是和前集著錄所謂清照“改嫁”丑聞同一目的。不過這次是從德、才兩方面同時加以抨擊。潘君昭先生在《李清照詞論初探》中分析這篇文字，認為被竄改的痕跡也是極顯明的。在另外還有一位王灼，也是清照的同時代人，在他的《碧雞漫志》卷二，也記載清照“趙死再嫁某氏，訟而離之。晚節流蕩無歸。”同時對她的詞品，也進行攻擊，說她“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王灼《碧雞漫志》成書于紹興十九年，地點在成都。

就胡、王二人于李易安詞之態度觀之，則其于李易安之平素生活應頗有耳聞，而于李易安至少并無善意之態度，此判斷李易安與胡、王二人利益關系之最根本者也。就人之心理言之，則若非直接利益相關者，則必與其思想相關，與其思想之同異而導致之利益關系相關，胡、王諸人與李易安并無直接之利害關系，而其態度如此，即其與李易安思想之異使然。故就胡、王二人而言，其于李易安之傳聞，樂享其成，其敘之于著作之中也，必取其更有利于與其思想相關之利益相關之材料，至于其結果、責任，則卻是有心忽略之矣，即令當時有人責之，亦可以誤信傳聞、造假之文塞口，古之傳媒，并未如今之發達，其能睹胡氏之書者已不多，能見此書而直接相關者極少，他人關心者未必多，感興趣者亦然，有心為其抱不平者幾何哉？有心為其抱不平，而能以有效之方式傳播者幾何哉？故綜合種種因素，胡氏此一小節涉及李易安之文字即謬，其得到糾正之機會亦不多，況有效糾正者乎？即如今日傳媒發達，瞬間信息可達平常之人，而如明星、官場之秘聞，眾說紛紜，若非直接相關者有所明察，則尋常人能辨者幾何哉？今日如此，可知李易安時代之當時身后矣！然則胡、王之思想及其相關之利益為何，而必有意為此污蔑之事？就其所論于李易安之詞作者言之，即保守、豪放兩種思想及其利益之沖突也。李易安詞雖屬婉約詞陣營，然其天才特異，姿態活潑，文字力求通俗，尤其此作中所彰顯之女性形象，所謂“不讓須眉”，自其親者觀之，自為佳事，而自其對立者觀之，則必為不妙之事矣！何況李易安之詩，多有豪放之氣，且關乎時政之利害關系——如和與戰為南宋政治格局之一大關鍵，其詞雖極為婉約，而其技術手段卻極豪放，其所造成之詞人形象亦頗豪放，如此則勢必造成對傳統保守正統之士之沖擊，而生莫大之不快，胡、王書中之話語，足以證之也。

黃墨谷先生又“列舉了十數位南宋學者在談到《金石錄》和《后序》及清照其他著作時，均毫無微詞，并均敬避名諱，稱趙明誠妻，易安居士。”其十人及文獻為：謝伋《四六談廛》、莊綽《雞肋編》、《宋會要稿》、洪邁《容齋四筆》、陸游《老學庵筆記》、宋無名氏《瑞桂堂暇錄》、周《清波雜志》、張端義《貴耳集》、朱弁《風月堂詩話》、岳坷《寶真齋法書贊》。而黃盛璋先生則羅列宋人道及李易安改嫁之直接文字證據：“宋代記載清照改嫁明確無疑的共有七家……一、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六十……二、王灼《碧雞漫志》卷二……三、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卷四下……四、洪邁《隸釋》卷二十四《跋趙明誠金石錄》……五、趙彥衛《云麓漫抄》卷十四……六、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十八……七、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一。”就證據而言，似乎后者更具優勢，蓋證其有易，證其無難，以李易安當時之情態而論，即令改嫁為真，亦略無防于諸人因情感而仍如此稱呼之也。然問題之實質遠非證據層面之邏輯可限，故黃先生又云：

我還說過，“謝伋《四六談廛》成書于紹興十八年，時清照尚在人間，如有改嫁之事，謝伋是趙明誠的表甥，綦崇禮之女嫁謝伋之子，豈能不知，如知其改嫁，必不稱‘趙令人李’，更無引其對趙明誠表示堅貞的祭文之理。李清照距今已九百年，在研究這樣一位歷史人物，當材料十分缺乏時，我以為上述謝伋《四六談廛》所記，是考辨李清照‘改嫁’非實的重要材料。”榮斌同志竟這樣駁論說“難道改嫁三個月，就可以把三十一年的夫妻情誼一概抹煞嗎”？此論差矣！“改嫁”無論在哪一個時代，都是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在封建社會“母出與廟絕”，若清照再嫁，即與趙家斷絕一切關系，謝儀在紹興十八年稱清照“趙令人李”，是李清照未曾改嫁的鐵證。封建社會士大夫最講究“正名分”，絕對不會對一個“失節”婦人敬避名諱，稱“令人”。令人為六品郡君，而趙明誠在建炎元年八月，正是以六品的朝散大夫、秘閣修撰起復江寧府，六品郡君的妻子稱“令人”。

此論甚是。改嫁之是非勿論，而改嫁確乎為人生之一大關鍵問題，不可隨意混淆，而其中根本所關系者，仍為利益，且為經濟利益。吾國古之女子一旦改嫁，即與原夫家脫離經濟關系，李、趙兩人無所出，則更確立此一性質，此風今日猶然。故如此重要經濟問題，而涉及重大經濟利益，絕非所列十人于李易安持莫大之同情，而可隨意其稱呼也。反以言之，若李易安當時有改嫁之行為，則必涉及重大經濟利益之劃分，而與趙氏一族有較大之相關行為，而生非小之社會影響，而趙氏一族及其以后之宋人之文獻資料無涉及此者，則又李易安未改嫁之一大確證——就此點而論，亦正如主李易安改嫁者責難質疑者無直接之證據之邏輯，此種文獻資料既無之，則主改嫁者欲證李易安改嫁，則自當證明此種文獻資料之有，以為直接證據，而不可以未能流傳為借口也。

又，李易安既顯大名于當代，才華高絕，流落兩宋之際，江北江南，身后未久，宋遂國滅。其為人生也，出身詩書之家，父李格非為蘇門弟子，李易安少小即與宋之名士有所往來；所嫁為名士，夫家為權臣望族，而竟無所出；其夫搜羅貴重文物以為事業，《金石錄》有重大價值；據《金石錄后序》，則夫婦平日生活之志趣情味可喜可見，然主婦或有“婕妤之嘆”；流落江南，為文物而波瀾屢興；其夫當兩宋之際，又有若干故事（如“縋城宵遁”）；茍夫死改嫁，則又生若干故事；改嫁所遇匪人，又有若干故事，最終脫離，中間更見曲折，甚至上達天聽……諸如此類，經歷如此豐富者，史不多見。其中之足為噱頭者，固改嫁一事。其為文學之絕妙素材，亦可知也。吾國文學之大轉折為雅俗之變換，言其時代則宋元之際，言其形式則歌詩之在吾國文學之主流地位易為小說，言其性質則文學之生力由抒情文學易為敘事文學。故李易安之人生，適為當此際之絕妙文學素材，而可大張文學之敘事功能者也。而考當此際之能敘事者，則元曲是其輝煌之代表，其后將成“一代之文學”者也。元曲之魅力，一則故事（就實際演出效果而言，文辭尚在其次），一則演員。演員勿論，元曲之為敘事也，多取前代故事敷衍為之，其題材雅俗共賞，遍及于社會生活之方方面面，作家為求故事，不啻絞盡腦汁，如崔鶯鶯故事，乃至反復演繹。李易安之他種生平經歷，或不足以吸引元曲作家（雖為貴族之才女，然就敘事而言，虛構性不強），唯有改嫁一事，乃其人生中之最具敘事建構性、最宜發揮渲染且具大魅力者。而元曲作家舍此絕妙之故事題材，此亦李易安未嘗改嫁之一有力反證也。

總之，由上述所論可知，李易安之改嫁，并無合理之直接證據，然無直接證據，不等于不可證明其事實。就《投翰林學士綦崇禮啟》而言，則屬偽造無疑（至少為竄改），此一問題確立，則李易安改嫁之一問題之根基，劃然而解，不復存在。以利益關照歷史、學術問題，最易得其實。借口李易安改嫁問題，而譏笑之，而以為莫大之笑料，而逞其內心之痛快，則其所代表之利益，必與李易安處于對立之面。而李易安之最大成就，則其詞作與平日詩詞文所透露之政治思想，而李易安之被抹黑——實際并不可由此抹黑，其真正具殺傷力者，乃胡、王著作中所附加之態度——其最大獲益者，乃即胡、王為代表之保守利益集團者矣！或謂：保守與否，乃至沖突若是之烈邪？是也，古今社會歷史發展之格局，以其核心之政治格局觀之，則保守、豪放之沖突無時而不在，宋人如王安石者屢屢變法，而極為艱難，即如今日之改革，亦何其激烈，所謂“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此絕非夸大其事者。我嘗以《論豪放》為題作為博士論文，洋洋灑灑五十萬言，固深知之，深知其中之利害關系，深知保守、豪放兩種利害關系沖突之烈也。李易安之豪放，較之蘇、辛雖不啻小巫見大巫，然以一弱女子為之，則自然觸動思想保守陣營者之眼珠子矣！至于有清，裴暢尚大詆議“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馮金伯《詞苑萃編》卷九引）亦可見保守勢力之無時而不在，又豈僅黨爭之關涉也。我實未必以李易安未改嫁為幸，但以為此事勞心勞力之為幸也，嗟夫，尚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