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憤詩

蔡琰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甚。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詳。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孓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屬。所略有方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愿，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乏?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每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鳴咽。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本篇長達五百四十字，是文學史上第一篇文人自傳體長篇敘事詩，也是杜甫之前文人長篇敘事詩的杰作。它真實生動地記錄了在漢末大動亂中詩人獨特的悲慘遭遇，也寫出了人民共同的苦難，具有史詩的性質和悲劇的色彩。

全詩分三大段。從“漢季失權柄”到“乃遭此厄禍”四十句為一大段，寫詩人在漢末兵亂中的親身經歷。前十四句(篇首至“所向悉破亡”)，寫董卓之亂，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到初平三年(192)約三四年的動亂情況，詩中所寫，均有史可證，亦可與曹操《蒿里行》相參看。“斬截無孓遺”以下八句，寫卓眾對人民進行野蠻屠殺與瘋狂掠奪的罪行，據《三國志·董卓傳》載：“(卓)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系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城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與此詩所寫“斬截無孓遺，尸骸相撐拒(堆積);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同屬這場浩劫之實錄。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將李傕、郭汜軍大掠陳留、穎川諸縣，其部隊中雜有羌胡兵(“來兵皆胡羌”)，蔡琰就是此時被擄的。但詩中所寫“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筆墨實已超越個人悲慘遭遇，而著眼于當時民眾共同苦難遭遇。“所略有萬計”以下十六句述在集中營的生活，詩言所略萬計，不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以紀實的細節十分逼真地再現了集中營滅絕人性的管制，和恐怖的氣氛。還有亂兵辱罵俘虜的冷血冷面與窮兇極惡，活靈活現，繪聲繪色，“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等于說“給你龜孫子一刀，老子要你的命。 ”

從“邊荒與華異”到“行路亦鳴咽”亦四十句為二大段，寫流落異域思念故土之情及得歸故鄉時的拋子之痛。這是《悲憤詩》中最重要的一段，寫出了詩人獨具的、千古不能有二的命運“奇冤”，那就是作為被掠奪的婦女，不得已在匈奴婚配生子，于是，故國老親之思和膝下幼子之愛，對于詩人同等揪心的感情，現在奇怪地變成了不容得兼的熊魚，一旦要她自己作出選擇，就等于是讓她自己把心剖成兩半。這就是蔡文姬的悲劇!先是流落天涯見不到故鄉熱土和白頭老親的赤子悲劇——“邊荒與華異”等十二句所寫即此，“少義理”三字以少總多，概括了被侮辱被蹂躪的無數傷心事;以下寫霜雪胡風，引出對父母的思念;以下寫有客來訪，以為是鄉親，一問卻差得遠，凡此都深刻寫出她希望歸根的故國之思。天從人愿，曹公遣使來迎，歸國幾乎是不容考慮的選擇時，卻又導致了慈母與幼子訣別的悲劇——“邂逅徼時愿”以下寫此。象這樣并不直接或不完全屬于人為的悲劇，人們往往只能歸之于命運，用俗話來說，蔡文姬的命實在太苦了。詩人給我們刻畫了如此真實而摧人淚下的場面：一方面是天真無邪的孩子，根本不相信母親即將扔下他們遠走高飛的“流言”，要母親來加以證實，幾句質問使為母親的五內俱焚，恍惚若癡，唯有號泣著撫摩孩子，陷入深深矛盾痛苦之中。即將歸國、絕處逢生的意外歡喜，已不成其為歡喜。另一方面是同時被掠，流落南匈奴看不到生還希望的女性難友，對文姬歸漢的幸運羨慕死了，竟情不自禁地號啕大哭。“馬為立踟躕”四句營造氣氛，更加強了悲劇意味。如此力透紙背的描寫，非親身經歷者難道其只字的。

從“去去割情戀”到篇末二十八句為三大段，寫詩人回到家鄉的情況。詩中人感情不象離別時那樣激動，但更深沉，更悲涼。使得詩人強忍著極大痛苦歸國的是什么呢?無非是對山河的思念，對故國喬木的思念，對父母的思念，對親故的思念，對自己生小熟悉的一切事物的思念。然而口到家鄉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家人沒有了、親戚沒有了、城市毀壞了，熟悉的一切都蕩然無存，留下的是戰爭的創傷，詩人壓根兒就是在尋一場夢，但這場夢早已煙消云散。詩人悲傷極了，“旁人相寬大”，可這種悲傷是無法安慰的。“托命于新人”以下寫努力重建生活。然而談何容易。首先是喪失了生活樂趣;其次是經過一番流離，心靈的創傷無法平復，有些心理變態或神經過敏——即使別人并不輕賤自己，自己卻擺不脫自卑心理，總耽心別人的輕賤。詩人的筆力之深刻，還在于它如此真實反映了時代、命運加在婦女身上的沉重精神枷鎖，這也是制造女性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

《悲憤詩》有的地方是大處著筆，如開篇寫董卓之亂，幾筆就交待出時代背景，二段開頭“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更是高度概括，一筆帶過。這些交待都有必要，它們使全詩具有很強的時代氣氛和立體縱深之感。有的地方進行細節描寫，極為生動，如集中營里的情景，和歸漢時別子的情景。這種細節描寫，使全詩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氛，具有史詩的規模。雖然是一首敘事之作，但全詩情系乎辭。全詩敘事以時間先后為序，以個人遭遇為主線，言情以悲憤為旨歸。所謂悲憤非它，乃是對戰禍造成對婦女人權的踐踏和傷害的控訴，詩以受害者的特殊身份道來，自然驚心動魄。蔡琰給千古讀者展示的是一顆被損害的婦女的心，尤其是一顆破碎的母親的心——作者為突出這一點，用了回環往復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關于念子之痛描寫，先寫“感時念父母，已為念子作影”(張玉谷)，然后正面描寫別子，歸途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至“登高遠眺望，神魂忽飛逝”又暗收念子。詩人情感這一方面挖掘最深，此外如在集中營里遭受奴役時壓抑心理，和歸國后不能平復的心靈創傷的刻畫，也是十分深刻的。全詩的語言渾樸，明白曉暢，無雕琢斧鑿的痕跡。同時間有人物對話描寫逼真傳神，與人物身份吻合，如集中營里亂兵辱罵俘虜的幾句惡言，酷肖聲口;又如歸漢時兒子抱頸所說的幾句話，絕類兒語，洋溢著天真。這種對話描寫的水平與《焦仲卿妻》是可以比美的。

《悲憤詩》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在藝術形式上都有獨到之處，它與《焦仲卿妻》堪稱漢末敘事詩中的雙璧。蔡文姬也因此成為中國詩史上第一位卓越的敘事詩人。后來杜甫的《詠懷五百字》和《北征》等五言長篇敘事杰作，都有得力于《悲憤詩》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