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中田婦嘆①

今年粳稻熟苦遲②，庶見霜風來幾時③。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④。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茅
苫一月壟上宿⑤，天晴獲稻隨車歸。
汗流肩赪載入市⑥，價錢乞與如糠粞⑦。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⑧。
官今要錢不要米⑨，西北萬里招羌兒⑩。
龔黃滿朝人更苦(11)，不如卻作河伯婦(12)!

【注釋】

①此詩題下作者自注：“和賈收韻”。賈收，字耘老，烏程人，對蘇軾極佩服，作過一卷詩，名《懷蘇集》。

②粳(jing)稻：稻的一種，米粒短而粗。

③庶：副詞，表示希望。幾時：不多時。

④杷：一種有齒的爬梳農具。出菌：即發霉。鐮生衣：指鐮刀上生出鐵銹。

⑤苫(shan)：用草、席等物遮蓋。茅苫：指茅棚。壟：田畔高處。

⑥赪(cheng)：紅色。

⑦棲(xi)：碎米。乞與：給與。

⑧慮淺：考慮得不長遠，只顧眼前。

⑨要錢不要米：當時國家賦稅只收錢，不收米，農民不得不賣米換錢以納稅，結果造成米賤錢荒的現象。

⑩招羌兒：宋神宗為了消滅西夏，采用王韶的“平戎之策”，花了不少錢去招撫西北的羌人部落。

(11)龔黃：龔，指龔遂，漢渤海太守；黃，指黃霸，漢潁川太守。兩人都是漢代有名的好官，以恤民寬政見稱。

(12)河伯：黃河水神。戰國魏文侯時，鄴地水災為患，三老廷掾等與女巫勾結，假托“河伯娶婦”，每年挑選一個女子投進河里，算是嫁給河伯，借此大肆敲詐。西門豹為鄴令，設計為民除害，河伯娶婦之事乃絕。這一句極言民不堪命，與其做農婦活受罪，還不如做“河伯婦”——死了的好。

【評析】

蘇詩中有不少篇章，真實地反映了北宋時期農民的困苦生活，揭示出當時日益嚴酷的賦役盤剝是造成農民貧困的重要原因，表現了作者對于人民苦難的深深同情。《吳中田婦嘆》一詩，就是這類詩篇中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這首詩約作于熙寧五年(1072)冬，作者赴湖州視察堤岸利害時。當時，王安石的一系列新法正在全國逐步施行，但由于王安石急于事功，在吏治沒有改革的情況下急于推行新政，所以貪官污吏大鉆新法的空子，致使一些原為利民的新法條款卻給人民帶來了嚴重的危害。蘇軾的《吳中田婦嘆》一詩，就是針對著新法的流弊而寫出來的。

此詩的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前八句為第一部分，描寫江浙地區秋雨成災，農民生活痛苦的情景；后八句為第二部分，寫苛政甚于天災，民不堪命的悲慘景象。全詩借用吳中田婦的口吻，以一個“嘆”字貫穿全篇。

“今年粳稻熟若遲，庶見霜風來幾時”，全詩就是在這沉重的嘆息聲中開始的。由于今年雨水多，晚稻“貪青”，遲遲不能成熟。忍饑挨餓的百姓們都眼巴巴地盼望著秋風能早一點起，莊稼能早一點熟。可是，“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秋收的季節到了，卻遇上暴雨如瀉的惡劣天氣，而且淫雨連月不止，根本無法開鐮收割，以致曬場用的木杷都發了霉，鐮刀也潮濕得生了銹。“出菌”、“生衣”兩個細節，不僅真實地表現了雨澇成災、農事盡廢的情景，而且反映了作者對農民生活的深入細致的觀察。紀昀說此句將“常景寫成奇句”(《紀評蘇詩》卷八)，決不是偶然的事。

一年的收成，就要被這滂沱的秋雨毀掉了，對于一個孤苦的田婦來說，這簡直是揪心挖肝的事情。“眼枯淚盡雨不盡，忍看黃穗臥青泥!”這時候田婦的嘆息已經變成了悲愴的哭訴。“眼枯”句用杜甫《新安吏》中“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句意，是說田婦的悲哀達到了極點。眼看一年的血汗換來的金黃色的稻谷倒伏在泥水中，而秋雨仍綿綿不已，這怎能不讓人心如刀割、落盡眼淚呢!

為了搶救泥水中的稻谷，不致顆粒無收，田婦在田邊的高地上搭起了茅草棚，，日夜守護在田頭，與風雨搏斗著，搶收每一棵稻谷；好不容易盼到天終于放晴，這才趕緊把從龍口奪回的糧食搶運回家。“天晴獲稻隨車歸”，似乎是說一場災難終于過去了，全詩的感情發展在這里出現了一個停頓，讀者也覺得似乎可以松一口氣了，然而事實上，這卻是作者為描寫田婦遇到的更大災難而作出的鋪墊。

當這位汗流浹背、肩膀磨得紅腫的農婦將稻谷挑入市中時，一個更大的打擊落在她的頭上——雖然遭災歉收，可是米價卻極賤，好米只能賣到糠和碎米的價錢，如同白白送給人一樣。在流了那么多汗水和淚水、經受了那么多艱辛和痛苦之后，農婦得到的只是少得可憐的一點點，她在“天晴獲稻隨車歸”時產生的一線希望，就這樣在殘酷的現實面前破滅了。

如狼似虎的差役們根本不管秋澇歉收給百姓帶來的災難，又在催逼新的賦稅了。為了繳納租稅，這位可憐的農婦只有把賴以生存的最起碼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賣干凈。“賣牛納稅拆屋炊”——這是一幅多么令人怵目驚心的悲慘景象!耕牛賣掉了，得到的錢要去繳官府的租稅；房屋拆掉了，拆下來的檁木茅草要用來燒飯。明年的日子該怎么過呢？作者說，這位農婦已經“慮淺不及明年饑”了。這句話表面上是說農婦只顧眼前的燃眉之急，沒有長遠的考慮，實際上，作者抨擊的對象是很清楚的：正因為官府根本不管老百姓明年的死活，一味催逼征斂，才使百姓陷入這種慘痛悲哀而又無可奈何的境地!白居易的《杜陵叟》一詩中，有“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這樣的名句，蘇軾的構思顯然由此而來，只不過他的語氣較為冷峻、較為含蓄罷了。

然而作者的批判卻并未到此為止，在下面的兩句里，他進一步指出了造成這場災難的社會經濟原因：那就是因推行王安石的新法而造成的“錢荒”。在新法的條例中規定，青苗法用錢收支，免役法要征收免役錢、助役錢、免役寬剩錢等，這就是詩中所說的“官今要錢不要米”；而熙寧四年，神宗采用王韶的“平戎之策”，招撫西北的諸羌部落以孤立西夏，又花了大量的錢財，這就是詩中所說的“西北萬里招羌兒”。這兩項措施，導致了當時嚴重的錢荒。老百姓收獲了糧食，卻只能糶米換錢來繳納各種租稅，而在當時“錢荒”的情況下，“谷賤”就是必然的結果。蘇軾后來在元祐四年談到新法流弊時曾說：“……行之數年，錢愈重，谷帛愈輕，田宅愈賤。”(《東坡七集·奏議集》卷六《論役法差雇利害起請畫一狀》)在蘇軾看來，這才是百姓遭到比天災更甚的打擊的根本原因。

這樣，蘇軾攻擊的矛頭就直接指向了統治者，指向了朝中的當權派。“龔黃滿朝人更苦”這一句的諷刺意味是明顯的：那些達官顯貴們都自稱以天下蒼生為念，都以寬政愛民的好官自詡，可是事實上，老百姓的生活卻一天比一天更加困苦，越來越難以為生、走投無路，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全詩的最后，作者筆下的田婦發出了“不如卻作河伯婦”這樣絕望的呼喊，使全詩的悲劇達到了高潮。在苛政的統治下，人們活著受罪還不如死了好——這是作者對甚于天災的苛政的憤怒揭露和斥責。元祐元年，作者在《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中，曾有“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自縊者，不可勝數”的記述，可知“卻作河伯婦”一語，乃是對當時人民苦難的真實記錄，并非全然是藝術作品中的虛構和夸大之辭。

《吳中田婦嘆》這首詩，是蘇軾政治詩中很有代表性的一篇。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此詩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矛盾和政治弊端，敢于大膽地給予揭露和抨擊。作者不僅敢于真實地寫出苛政甚于天災的社會現實，寫出在官府的壓榨下，農民被逼得走上絕路的悲慘景象，而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敢于毫不留情地指出，造成人民深重苦難的原因，是統治者的壓迫、是“官今要錢不要米”的苛政，“龔黃滿朝”帶來的，只是“人更苦”的結局。全詩寫得危言峻詞，痛切淋漓，像這樣的批判的鋒芒，無論是在蘇軾的作品中，還是在整個宋代的詩歌中，都是不多見的。

在對統治者進行批判的同時，此詩又表現出了對勞動人民疾苦的深深的關心和同情。蘇轍在《東坡先生墓志銘》中說：“公既補外，見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論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我們從詩中可以看出，作者確實是從關心人民疾苦的動機出發，在為民請命。詩中對人民困苦生活的細節的描寫，對茹苦含辛的農婦形象的刻畫，都傾注了作者深深的同情，使人很自然地想起杜甫的“三吏三別”這些具有高度人民性的詩篇；而其中的某些句子和構思，更是直接從杜甫、白居易的詩中脫化出來。像這些地方，都顯示出作者與這些現實主義藝術大師在思想感情上的相通之處。正是這種關心人民、同情人民，堅持在詩歌中反映人民的疾苦、表達人民的呼聲的立場和感情，使得《吳中田婦嘆》這首詩能夠寫得如此真實感人、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

當然，此詩也有它的缺點。它對王安石的新法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態度，完全看不到新法的某些可行之處(這種情況后來有所改變。在“元祐更化”時期，蘇軾甚至能夠力排眾議，要求對新法“較量利害，參用所長”)，這自然是不妥的。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王安石的新法確實存在著十分明顯的弊端。由于它的根本目的是為封建國家聚斂財富，所以在施行中就不可能做到僅僅“裁抑豪強”，而必然要損害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再加上新法是依靠腐敗的封建官僚機構來推行的，這就使某些主觀上屬于“良法美意”的條款，客觀上變成了貪官污吏借以敲詐勒索、魚肉人民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是不能把凡是反對過新法的人統統說成是保守派的。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一部文學作品的進步與否，主要應看它是否忠實地、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與其指責蘇軾思想保守，毋寧說正是由于他對新法持不同見解，能夠用批判的眼光來看當時的政治，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擺脫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階級偏見，更清醒地看到當時官民對立、官吏虐民的社會現實；他才能真實地反映出新法的某些弊病，使他所描繪的畫面成為當時人民苦難的真實縮影。我們覺得，這是蘇軾的政治詩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原因之一，這也正是《吳中田婦嘆》一詩的進步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