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昔南行舟系汴②,逆風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勸禱靈塔③,香火未收旗腳轉④。回頭頃刻失長橋⑤,卻到龜山未朝飯⑥。至人無心何厚薄⑦,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⑧。今我身世兩悠悠⑨,去無所逐來無戀⑩,得行固愿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舊云三百尺(11), 澄觀所營今己換(12)。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繞淮甸(13)。
【注釋】
① 泗州:古州名。州城舊址在今江蘇盱眙東北,當時為南北交通要沖,清康熙時沉入洪澤湖中。 僧伽:唐高僧,本西域何國人,高宗龍朔初年入唐,至江淮建寺于泗州,中宗賜額為普光王寺。景龍四年卒,葬于泗州,建塔供養,即僧伽塔。
② 南行:指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蘇軾護送父親的靈柩舟行歸蜀,自汴入泗、淮至揚州的一段路。途中曾阻風泗州。 汴:汴河,在徐州合泗水東流入淮。泗州城即當汴水入淮之口。
③ 舟人:船工、船夫。
④ 旗腳:旗的下端。
⑤ 長橋:在泗州城東。
⑥ 龜山:在泗州東北,洪澤湖中。
⑦ 至人:完人,道德修養達到最高境界的人,這里指僧伽大師的神靈。 無心:無成心,初無本意。
⑧ 造物:指天。古時認為天造萬物,稱天為造物主。
⑨ 身世:指人生的經歷、遭際,這里猶言“前途”。 悠悠:安然自得貌。
⑩ 去:指將往之處。 來:指所從來之處。
(11) 退之:唐代文學家韓愈,字退之。
(12) 澄觀所營:僧伽塔后遭水漂火焚,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由僧澄觀重修。
(13) 甸:古時城外曰“郊”,郊外曰“甸”。 淮甸:這里指淮河地區。
【評析】
這首詩寫于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作者離京赴杭州通判任途中。這次外放,是蘇軾自己要求的。他因為反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在兩次《上神宗皇帝書》和《擬進士對御試策》中,直言不諱地批評了新法,得罪了當權的變法派,因而遭到誣陷。御史謝景溫誣告他扶喪返川時偷販私鹽,蘇軾雖“實無其事”,卻感到很難繼續在朝中立足,于是主動要求出任地方官,被任命為杭州通判。
這是蘇軾一生中第一次遭到誣陷,也是他走上仕途后第一次政治上的失意,他此時的心情是不無惆悵的。但他善于從逆境的苦悶中解脫出來,用隨緣自適的思想來安慰自己,他的《泗州僧伽塔》一詩,就很生動地表現出他那種忘懷得失、 超然曠達的胸懷。
這首詩的開頭,作者回憶了英宗治平三年護送父親的靈柩南行過泗,禱風于神的情景:一連三天逆風,船只停在岸邊,無法前進。船工們告訴蘇軾,僧伽塔是個求風得風,求雨得雨的神塔,勸他向僧伽大師的神靈祈禱。他照著做了,結果果然靈驗,祝告的香火還沒有燃盡,猛刮了三天的頂頭風已經改變方向,變成順風為他助行了。清晨從泗州城東的長橋出發,乘風破浪,頃刻之間,長橋已經遠遠消失在背后;船到龜山,竟還不到吃早飯的時辰。在這六句詩中,“沙吹面”是極言阻風之苦;“香火未收旗腳轉”是極寫風向轉變之快;“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二句,更是極夸張地把順風行舟之速寫了出來。作者使用這些夸張的描寫,似乎是為了充分顯示神塔的靈驗,可是下面的六句詩,卻陡然一轉,得出了出人意外的結論。
“至人無心何厚簿,我自懷私欣所便”這兩句,提出了一個問題:道家強調“至人無己”,“無己”就是“無我”;既然無我,做一切事情就必然無成心、無好惡,初無本意、事出自然,這就叫“無心”。佛教講“所為無心”,“有心則不安,無心則自樂。”(《宗鏡錄》)也是同樣的意思。既然至人是“無心”的,對待世人就理應無所厚薄,怎么會對焚香祝告、有求于我的,就格外給予恩惠;而對不曾拜求的人就不予幫助呢?那豈不是成了有“厚”有“薄”了嗎?我出于私心,遇到順風,不過是喜乘其便而已,與至人神佛又有什么關系呢?
下面的四句,是從反面對這一層意思的進一步發揮:假設神佛是靈驗的,那么,以農事而論,正在耕田播種的希望下雨,正在收割打場的卻希望天晴,該怎么辦?就行船來說,南來北往,去者若得順風,來者必然頂風,又該滿足誰呢?如果人人向神佛祈禱都能得到滿足,老天爺豈不是要一日千變了嗎?這顯然是絕對不可能的。這是一個擺在人人面前的極簡單的事實,可是卻從沒有人由此想到拜求神佛的虛妄。在這里,蘇軾用極平常的事例,極通俗的語言,將一個深奧的哲學道理,輕輕點破了。
過去人們分析蘇軾的這幾句詩,對其“否定神佛、不講迷信”這一點,議論較多,我們不再多談。我們覺得,這里需要注意另一個方面,即:作者批判的矛頭,更主要的是指向人、指向人們那種種自私的欲望,以及為了滿足私欲而求神拜佛的虛妄行為。在作者看來,天下人的私欲是互相沖突、彼此對立的,現在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私心去拜神求佛,即使神佛真的有靈,也不可能同時給以滿足,結果只能暴露出為私祈禱者的愚蠢和可笑罷了。這是這六句詩所表達的主要思想。了解了這一點,我們對下文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就比較清楚了。
“今我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怨。得行固愿留不惡,每到有求神亦倦。”正因為否定了人生的私欲,所以作者在宦海沉浮的重要時刻,卻感到了身世的去亦悠悠、來亦悠悠,對前途安然自若起來。前去杭州赴任,并不是為了追求什么;而對朝廷,也沒有什么留戀。在人生的道路上,去留行止,一任自然;就眼前講,順風得行固好,逆風留住也不是什么壞事。這樣當然也就無須再去禱塔祈神,何況神靈也常常“倦怠”、并不那么靈驗呢!這些話說得很平靜、很輕松,視仕途功名如無物,完全看不到失意的悲苦和消沉。紀昀評此詩”極力作擺脫語”,正是抓住了作者這種忘懷得失的達觀態度,說得是不錯的。
詩的最后,回到泗州僧伽塔這個題目上來。韓愈曾有《送僧澄觀》詩,記此塔之興廢:“……構樓架閣切星漢,夸雄斗麗止者誰?僧伽后出淮泗上,勢到眾佛尤恢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云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可知僧澄觀重修的僧伽塔有三百尺高,非常宏麗。可是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及雍熙元年,此塔又經重修(見《高僧傳》及《釋氏稽古錄》),蘇軾所見到的,已經不是唐代模樣了,所以有“退之舊云三百尺,澄觀所營今已換”這樣的話。但蘇軾并沒有對塔作進一步的具體描寫,而是一句打住,下面便以登塔看山作結了。紀昀說此詩結尾“層層波瀾一齊卷盡,只就塔作結,簡便之至。”(《紀評蘇詩》卷十八)其實在這“簡便”中是包含著深意的。這首詩以禱塔始,以登塔結,這里正寫出作者前后胸次的不同;而百尺丹梯,眺望云山,寄情山水、忘懷得失,作者豁達的襟懷,高潔的志趣,也盡在不言之中了。這樣戛然而止的結尾,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想象余地。
這首詩在寫作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即事明理、長于理趣。清代的查慎行曾說蘇詩“游戲成篇,理趣俱足”(《紀評蘇詩》引查慎行語),蘇軾自己在談到藝術創作時,也曾強調“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后》)。從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確實善于對生活的礦藏進行深入的開掘,在自然現象、生活場景的具體描述中,巧妙地融入哲理的思考,從而表現出引人入勝的妙理奇趣。在現實生活中,農夫為了晴、雨而禱神,船家為得順風而求佛,這本是極平常的事,而作者卻能夠窮究事理,從自己禱塔求風的親身體驗,聯想到人們互相沖突的種種欲望不可能同時得到滿足,從而引出了拜求神佛之為虛妄的結論。這樣的結論,不是簡單的議論入詩,而是思想和形象的水乳交融,是從人人可見的生活現象中升華出來的深刻哲理,所以具有很強的說服力。
這首詩的語言詼諧幽默,說理透徹明白,雖“純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話”(《紀評蘇詩》卷十八),像“逆風三日沙吹面”、“香火未收旗腳轉”、“卻到龜山未朝飯”等句,幾乎是全以白話入詩。又如“去得順風來者怨”一句,因寫了“來者”之“怨”,則順風而去者的欣喜愉快不言自明;因寫了“去得順風”,則來遇逆風自喻。七字之中,包含四義,卻寫得生動流暢、毫不隱晦。像這些地方,都很典型地顯示出蘇詩散文化的傾向和長于議論的特點。
這首詩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作者善于化用前人的詩句。比如“舟人共勸禱靈塔,香火未收旗腳轉。回頭頃刻失長橋,卻到龜山未朝飯”四句,顯然是化用了宋代梅堯臣《龍女祠祈順風》中的“舟人請余住,出廟旗腳轉”、“長蘆江口發平明,白鷺洲前已朝飯”等詩句。但兩相比較,我們卻不難發現,蘇詩中的“共勸”、“香火未收”、“回頭”、“頃刻”、“失”、“未”等詞,大大增強了形象的生動和鮮明,蘇作也因此而顯得更加神完氣足。又比如,宋代的王應麟曾指出,劉禹錫《何卜賦》中的“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溯)者之兇。同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穜(種)之利,乃穋(先熟)之厄。”實為蘇詩“耕田”二句所本(見《困學紀聞》卷二十)。但二者的區別卻是顯而易見的:蘇詩簡練、明快,駕馭文字更加得心應手。后來有人說蘇詩以十四字包盡劉賦三十二字義,的確并非溢美之辭。
對于宋詩化用前人詩句的問題,過去曾有很多爭論。贊成者褒之為“奪胎換骨”、“點鐵成金”,反對者詈之為“剽竊之黠者”、“只是向古人集中作賊”,兩種意見針鋒相對,長期爭執不下。我們覺得,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恐怕還是要對具體問題做一些具體分析。比如蘇軾此詩,雖然受到前人詩賦的某些影響,卻絕非亦步亦趨地摹擬抄襲,其語言上的創造,意境上的發展,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全篇而言,蘇作更是遠遠超過了前人。這種把前人的藝術營養化入自己詩歌生命中的作法,我們為什么不能理直氣壯地加以肯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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