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左傳》敘戰言事相兼，屬辭有序

《漢書·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夷考其實，不必皆然：“古人事見于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上》論辨之，極明。唐劉知幾《史通·載言》，早已發現《左傳》之為書，“言之與事，同在《傳》中”。而且推崇此種表述方式，“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敘事，為古《春秋》之成法。然單一直書史事，不免直率乏味，故《尚書》雖號稱記言，然典謨諸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諸什記言，而事亦雜見。《左傳》以敘事為主，又雜以記言，言事相互輝映，其引人入勝或在于此。

自《春秋》載記，純粹記事；《左氏》以史傳經，兼用記言，故劉知幾《史通》稱：“《左氏》為書，不遵古法。”由單一記事，衍變為兼采記言，于是發展為歷史敘事，蓋從內史掌理敘事之法而來（《周禮·春官宗伯·內史》）。《史通》立有“敘事”專篇，中言：“敘事之體，其別有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知者，有假贊論而自見者。”換言之，凡敘才行、書事跡；記言語、假贊論者，皆可統名為敘事。今就言事相兼之視角，論《左傳》敘晉楚城濮之戰，分二方面述說之：一曰借言記事，寓論斷于敘事；二曰擬言代言，妙傳人情事勢。左氏臨文之際，或敘事，或記言，或言事相兼，依違之際，自以取義為依歸，而有或取或舍，或筆或削之書法。于是《左傳》敘戰之屬辭有序，亦由此可見。

（一） 借言記事，寓論斷于敘事

對話，作為一種表意方式，或刻劃人物才情，或推動情節發展，可以替代說明解釋，統理枝節瑣碎。《左傳》以歷史敘事解釋《春秋》，其“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深得《史通》所推崇。《左傳》對話美妙處，在以記言為敘事。其中最大宗、最美妙者，莫如借言記事。《左傳》固以記事為主，然又不時參伍記言、穿插對話，于是姿態橫生，文情活活潑潑。如戰前，敘晉國“作三軍，謀元帥”，于是接續趙衰推薦郤縠“說禮樂而敦詩書”一番言論，見郤縠之堪將中軍，此《史通》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晉文公急于求戰，始入而教其民，因“欲用之”“將用之”“可矣乎”，而引發與子犯之三次答問。以有血有肉之對話，替代沉悶單調之記事，且有助于推動史事情節之發展。《左傳》敘楚成王“使子玉去宋”，下接“無從晉師”云云，為后文敘“王怒，少與之師”作張本。如此敘事，不但書其事跡，又紀其才性，借言記事，堪稱曲折有味。“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于是綴以輿人之誦、子犯與欒貞子之安慰語、激勵語，亦言事相兼，煩省合理。子玉不予河神瓊弁玉纓，榮黃二諫，二“弗聽”下，各接續一段對話，不惟紀其才行，書其事跡，亦皆因言語而可知。傳神阿堵，盡在記言之妙。

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六曾言：“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于是舉《史記》《漢書》七則文例，以見“史家于序事中寓論斷”之法。《史》《漢》二書固然妙用此能，筆者以為，《左傳》之敘事傳人之講究此法，亦略無遜色。如《左傳》敘晉楚城濮之戰，凸顯晉軍之兵法韜略，林紓《左傳擷華》所謂“上下成謀”者，多在借言記事。顧炎武所謂“于序事中寓論斷”，即此是也。如先軫說為何而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狐偃論如何而戰，在攻其必救。晉文公問：“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答以賂誘齊秦，借之告楚；出謀劃策，可謂能多算而多勝矣。不但敘才情，亦書事跡，不止于記言語而已。楚子玉提出復衛封曹條件，堪稱犀利，子犯、先軫一番辯難后，先軫反客為主，“私許復曹衛”；翻轉三怨為三施，于是曹衛告絕于楚。“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種種韜略論斷，亦多經由借言記事表出。晉軍作出退避三舍之軍事冒險，其中有謀有計，多借子犯回應軍吏之問，曲折巧妙道出，不止為報楚惠、完承諾而已。凡此，多可于敘事之中，即見其論斷之指義。《左傳》敘戰，雖出謀劃策之玄妙，讀者猶能“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者，言事相兼，能于敘事中帶出論斷，自有關系。清沈德潛論詩，以為貴有理趣，忌諱理障。若移以論文，又何嘗不然？

（二） 擬言代言，妙傳人情事勢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稱孔子編次《春秋》：“去其煩重，約其辭文，以制義法。”史料文獻之或取或舍，或筆或削既已初定，促成骨骼生血生肉，進而氣運神行者，莫過于約文屬辭。氣與骨潛藏于內，辭與文表露于外。故孔子纂作《春秋》，主要在修其辭，晉徐邈所謂“事仍本史，而辭有損益”；錢穆《中國史學名著·春秋》所謂“由事來定辭，由辭來見事”，辭文實為表義之關鍵媒介。宋胡安國《春秋傳·進表·綱領》稱：仲尼因事而屬辭，學者即詞以觀義。錢鐘書謂：“《春秋》之書法，實即文章之修詞”（《管錐編·全后漢文卷一》），言語、文辭，為事與義之所托，良有以也。

《春秋》之書法，無異于文章之修辭學，此就屬辭約文之表層言之（張高評《文章修辭與〈春秋〉書法》，《中國經學》第十九輯）。若更深層論，約文屬辭又多綺交于其事之比次，脈注于一篇之取義。因此，對于《左傳》之記言，錢鐘書《管錐編》以為：“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后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史傳敘事傳人所以傳神美妙，錢鐘書以為：

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管錐編·左傳正義·杜預序》）

《左傳》以歷史敘事方式，解說孔子《春秋》經，敘事傳人之際，既要“遙體人情，懸想事勢”，以求客觀論世；又得“設身局中，潛心腔內”，以便如實知人。故《左傳》敘事傳人，不得不發揮歷史想象，甚至于近乎文學想象，“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慘淡經營之心路歷程自不可少。代遠年荒，事非身經目歷，欲追述示現歷史場景，真是談何容易。《左傳》敘事傳人，出于擬言代言者，每多能妙傳人情，再現事勢。晉文公志在求霸，“出谷戍，釋宋圍”二事，只是“得志于諸侯”之必要步驟與手段。其壯志企圖，《左傳》借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八字代言，如實傳真。《左傳》敘晉文公為君，乃“天之所啟”，“天之所置”，“天將興之，誰能廢之”；天命不可違，“違天必有大咎”。為傳達此一天道史觀，《左傳》于《晉公子重耳出亡》篇，既已借僖負羈之妻、鄭叔詹、楚成王代言之，城濮之戰再請出楚成王作第二次代言。楚成王真知晉文公，亦極明大勢，故左氏借楚成王之口，以體現《左傳》天命有歸之象征式敘事。推而廣之，《左傳》敘戰，有極明確之資鑒史觀，多假城濮之戰諸歷史人物之口曲曲傳出，要皆代言之妙者。

代言，為替代史家發言抒論。擬言，則模擬歷史人物之聲情謦欬。晉文公既然志在求霸，故處心積慮促成一戰，《左傳》城濮之戰，傳寫其聲情，一則曰：“可矣乎？”再則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三則曰：“若楚惠何？”四則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其企圖、激進、焦慮、矛盾、患得患失，由此可見。迨子玉兵敗自殺，晉侯然后喜形于色，曰：“莫余毒也已！”城濮雖勝，子玉雖敗，晉文之忐忑憂慮猶在；待確認子玉已亡，晉文心中塊壘方才放下。《左傳》揣摩晉文當下喜悅心情，擬言“莫余毒也已！”從此天下無敵，有喜聲傳出。

左氏揣摩忖度楚令尹子玉之才德性情，堪稱傳神妙肖。如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間執讒慝之口！”輕佻躁進，剛而無禮可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玉一言而定三國之策，先發制人，而不制于人。其于兵謀之雄杰圓融如此，良非無才寡識者可比。子玉使斗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挑釁戲弄，草菅民命，出以《左氏》擬言，主帥驕兵輕敵如此，安能不敗？《左傳》敘寫楚令尹子玉“以若教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輕敵驕兵，為兵家之大忌，《老子》不云乎：“禍莫大于輕敵！”子玉之輕敵躁進，《左氏》擬寫其心曲，模擬其口吻，放言：“今日必無晉矣！”目無余子，師心自用之形象，如在目前。晉齊鞌之戰，《左傳》敘齊頃公稱：“余姑翦滅此而后朝食！”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 《左傳》敘戰原始要終，比事有法

古者，凡載事之史，皆名《春秋》。古《春秋》有其記事之成法，所謂“爰始要終，本末悉昭”者是（劉師培《古春秋記事成法考》）。載事既有書法，故即事可以考義。南宋趙鵬飛《春秋經筌》卷三稱：“《春秋》雖因文以見義，然不稽之以事，則文不顯；茍徒訓其文，而不考其事，吾未見其得《經》意也。”唯有稽事、考事，方能求得經義。故元趙汸《春秋師說》謂：“《春秋》本是記載之書，學者當考據事實，以求圣人筆削之旨。”明湛若水《春秋正傳·自序》：“圣人之心存乎義，圣人之義存乎事。”故學者比次史事，探究終始，可以推求《春秋》之微旨隱義。

《春秋》因筆削，而微旨隱義難知。《左氏》以史傳經，“或《經》著其略，《傳》紀其詳；《經》舉其初，《傳》述其終。”（宋·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左傳》補闕增益之功獨大。故晉杜預《春秋序》稱《左氏》解經：“或先經以始事，或后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敘事，必先有主意，如《傳》之有《經》。主意既定，則先此者為先經，后此者為后經，依此者為依經，錯此者為錯經（清·劉熙載《藝概·文概》）。就史事之比次而言，亦有先之、后之、依之、錯之之別。比事之法，有對敘、類敘、側敘諸法，已論述舉例于前。今再說提敘、預敘；補敘、結敘；并順帶略及原敘、追敘；帶敘、插敘、瑣敘。

提敘、預敘者，先為文以引發后續之事，猶先經以始事。亦有補敘、結敘，乃后為文以終結前昔之事，猶后經以終義。比事之位次措置雖有先后之別，其于指義之顯微闡幽，則無二致。唯提敘于綱舉目張、預敘于引人入勝，成效頗佳。補敘，以著其是非；結敘，以傳其遠韻。要皆可以令學者原始要終，究其所窮。至于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就比次歷史以敘事而言，尚有原敘、追敘、帶敘、插敘、瑣敘諸法，皆是依經錯經之演變。至于語敘，則是救濟直書之直紀才行、唯書事跡，令讀者經由言語而知人情事勢，傳神姿致要在于此。已于前文“擬言代言”中舉例闡說，此不再贅。

孔子作《春秋》，于字句之位次措置，頗費斟酌考量；位次之調配，往往可見微旨隱義。如書侵、書戰，主兵首惡例多先書，以示懲戒。《春秋》雖編年敘事，然有后發之事先書，先發之事反而后書者。位次若顛倒而書，則其中必有重輕、予奪之微旨隱義褒貶書法在（張高評《屬辭見義與中國敘事傳統》，《中國古籍文化研究·稻畑耕一郎教授退休紀念論集》）《左傳》踵事增華，以敘事解經，于是有先經、后經、依經、錯經之敘事諸法。劉知幾《史通·浮詞》云：“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后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左傳》比事以見義之法多元，或先之、后之，或依之、錯之，不一而足，是《史通》所謂“分布雖疏，錯綜逾密”，傳承發明之功可以想見。

（一） 提敘、預敘之先發先導，猶先經以始事

《春秋》之開章，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此孔子《春秋》之書法。《左傳》以史傳經，原始要終，張本繼末，發展為先經以始事。于敘事義法，則衍變為提敘、預敘諸法。

提敘，指提綱挈領之敘事方式。語云：“萬山磅礴，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史家取舍史料，編比史事，下筆屬辭之際，若能理清頭緒，揭示綱領，自有助于史傳原始要終之理解。何況，畫龍點睛有助于引發閱讀興趣。

晉楚城濮之戰，晉文公一心一意企圖稱霸。因此，《左傳》敘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國君臣討論要不要參戰？為何而戰？先軫拈出“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八字四事，作為晉國出兵之最高指導方針，可謂畫龍點睛，警策動人。試想，此項軍事行動，可以一舉四得，振奮民心士氣，莫過于此。此八字，精簡醒豁，高瞻遠矚，從宏觀視野，為晉國未來指出向上一路，何樂而不為？于是，此八字之提敘，因作為僖公二十八年《左傳》城濮之戰敘事之綱領。晉國如何經由參戰，完成報施？達成救患？獲得取威？遂行定霸？種種舉措，看似率性隨意，其實早經設計規劃，方可循序漸進，終底于成。《孫子兵法·始計》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其此之謂。大凡敘事之法，先將大意大局提明，則理之是非，人之賢否，勢之成敗，事之禍福，國之興亡，不待詞費，而昭然若揭。此乃提敘之要領。

城濮之戰，晉勝楚敗乃其結局。《左傳》以史傳經，其歷史敘事先后四提“晉勝楚敗”微指。于敘事，為提敘；于文章，為逆攝后事，真有神施鬼設之效。如賈稱子玉敗國，一提。左氏于戰前，提點“一戰而霸”，是二提。楚成王說子玉，引《軍志》云“有德不可敵”，是三提。晉侯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四提。或醒提于前，又復誦于中，更微示于后。提敘再三如此，可免散漫無歸，兼收提醒之效。賈不賀子玉，稱其“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拈出“剛而無禮”四字，寫盡子玉性情，與將帥忌諱。下敘子玉違抗君命，使伯棼請戰；使宛春告于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使斗勃請戰，欲偕觀士戲；臨戰而曰：“今日必無晉矣！”以及惜愛瓊弁玉纓，而弗致河神，諸臣屢諫弗聽。凡此敘事，多未嘗偏離開篇“剛而無禮”之提敘點醒。

預敘者，先敘一事，以為后文照眼作地，兼以蓄積文勢。妙用預敘法者，猶如東海霞起，總射天臺，預占地步，便于張本繼末（張高評《左傳之文學價值·敘事文字》）。預敘與提敘，相似而實不同。提敘，側重在綱領之提示。預敘，則注重結局之預告。提敘所提點，有可能同時為預告。然預敘人與事之結局，卻不必然以提綱方式呈現。

以城濮之戰而言，賈不賀子玉，鐵口直斷“子玉之敗”，“不能以入”；預言成敗，在楚治兵之后，交戰之前。晉國大搜示禮之后，侵曹伐衛之前，《左傳》大書“一戰而霸，文之教也”，亦預示爭霸之結局為晉國稱霸中原。子玉弗納諫，榮黃預告令尹“實自敗也”亦在先戰之時。凡此，皆所謂“吉兇未至，輒先見敗征”；吳闿生《與李又周進士論左傳書》所謂“逆攝”（《左傳微》）。憑空特起，億則屢中。要皆禍福未至，而征兆先顯，猶奇葩未放，早見滿庭綠影；明月未來，先見一天星斗。提醒暗示結局，富于懸念指引之閱讀效果。由此可見，預敘之法，實即《左傳》以史傳經，先經以始事之法。

（二） 結敘、補敘之收束添綴，猶后經以終義

結敘，為歷史敘事之收筆、結穴。猶《左傳》釋《春秋》之后經以終義。《左傳》敘城濮之戰，從戰前到戰后，各有巧妙之結敘。“楚子將圍宋”章，終以“文之教也”，既是晉文公教義、教信、教禮之收束，亦是文教發用之結敘。至于城濮之戰全篇之結敘，在“君子謂是盟也信”，牽上搭下，收結踐土之盟誓言。再以“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二語，作為通篇大塊文章之結束。上章結以“文之教也”，此章稱“能以德攻”，彼此映襯，相互輝映。吳曾祺《涵芬樓文談》謂：“兩兩相照，以示與窮兵黷武者有別。”晉文公稱霸，諸家評為假仁假義者多：孔子曾評價晉文公“譎而不正”，《孟子》亦稱以力假仁者霸。不過，晉文公稱霸，主盟華夷，畢竟與窮兵黷武者不可同日而語。觀《左傳》之結敘，可悟其分野。

于事，為細節描寫，看似可有可無；于文，為聲氣潛通，傳神處正在阿堵，此之謂補敘。凡一事一意于正文闕略未敘，則留心閑處，補綴于文尾者，即是補敘。凡敘事端緒多者，不能于一處并寫，《左傳》每于閑處出以補綴。如楚令尹子玉致命之個性特質，除賈提出“剛而無禮”四字，可作定評外，《左傳》敘戰之正文，未再多作著墨。如是空言無事實，形象未免空洞。作為楚國最高統帥，性情才能足以決定戰爭成敗。故《左傳》敘事，結敘“能以德攻”之下，接寫子玉夢河神一段，作為城濮之戰全篇之補敘。河神求送瓊弁玉纓，子玉夢中弗致；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黃再諫以瓊玉可以濟師，亦弗聽。夢中弗致瓊玉，不畏河神；夢覺弗聽勸諫。不媚神，不聽人，則其剛愎桀驁，私心自用可知。持此形象以覆核子玉之性情，不但目無神明，目無君王，亦目無余子，堪稱目空一切。前幅所謂“剛而無禮”云云，正可作為《河神》篇之注腳。《河神》篇出于補敘，以形寫神，因象傳意。于子玉形象之凸顯，楚敗于城濮之緣由，多有絕妙之呼應，以及關鍵性之補充。而且，又提供資鑒史觀之佐證。

孔子《春秋》極用心于字句之序列位次，以及時措從宜。于是《三傳》釋《經》，亦因而關注先書、后書之敘事。程頤《春秋傳》曾感嘆“微辭隱義，時措從宜為難知”；《左傳》出以歷史敘事，故有“先經以始事，后經以終義，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之闡發與光大。循是，逐漸發展為歷史敘事學如《左傳》《史記》之序列見義，繼而演變為傳統敘事學之關注先后位次（張高評《〈春秋〉〈左傳〉〈史記〉與敘事傳統》，《國文天地》33卷5期）。就敘事而言，大抵注重如何“敘”，于是致力于“屬辭”之法，似乎更勝于盡心“比事”之方。以《左傳》城濮之戰之敘事言，提敘、預敘之先發先導，結敘、補敘之收束添綴，猶杜預《春秋序》所云“先經以始事，后經以終義”，此其彰明較著者。其他，見于《左傳》以史傳經之敘事，尚有原敘、追敘、帶敘、插敘諸敘事法，則與“依經以辨理，錯經以合異”之解經策略，一致百慮，殊途同歸。受限于篇幅，不贅。

五、 結語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對戰爭成敗之領會，有其獨到之處。就城濮之戰而言，楚軍“背酅而陳”，占了地利之便；晉國“君臣輯睦，上下成謀”，獲得了人和。最終，晉勝楚敗，印證了地利果然不如人和。城濮之戰，晉軍之人和，猶麻隧之戰孟獻子所云“晉帥乘和”，要皆能克敵致果，贏得戰爭之勝利。《左傳》敘戰，以成敗之資鑒為首務，故晉軍所以勝，敘記較重較詳。而楚子玉之所以敗，敘寫頗略頗輕。《春秋》筆削書法之發用，化為詳略、重輕、異同、忽謹之歷史敘事，有如此者。

史義、史觀、歷史哲學，即是章學誠《文史通義》所謂“筆削之義”。夷考其實，在“事具始末”之初，“文成規矩”之前，作為發想與領航之史義，已隱然存有；方能以其義為經，以其事、其文為緯，而裁成一部史著。“君臣輯睦，上下成謀”，既為城濮之戰晉勝楚敗之基調，故《左傳》提供后世資鑒，多側敘晉國兵法謀略之殊勝。敘寫戰爭，晉國亦特詳特重，敘楚事則較略較輕，此之謂筆削顯義。借其事之排比纂次，則或筆或削、或詳或略、或重或輕之書法可見；比事可以顯義，亦由此知之。

《左傳》敘戰，事每見于言，言以為事。其中，借言記事，寓論斷于敘事，融歷史解釋于歷史敘事之中，一筆兩意，最為巧妙。孔子作《春秋》，蓋因事而屬文；《左傳》敘事傳人，則工于擬言代言，彌縫史之闕，妙傳人與事。所謂由事來定辭，即辭可以觀義。可見史義因屬辭而逾明。“原始要終，本末悉昭”，為古《春秋》記事之成法。一變為《左傳》之以史傳經，遂有先經、后經、依經、錯經之敘事。再變為《左傳》之歷史敘事，而有提敘、預敘；結敘、補敘；原敘、追敘、帶敘、插敘之屬。一本而萬殊，萬派而同源，故《春秋》《左傳》為中國傳統敘事學之祖始。

清章學誠云：“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方苞說義法，以“言有物”為“義”，“言有序”為“法”；且謂：“義以為經，而法緯之！”掌握章、方二氏之說，對于詮釋《春秋》，解讀《左傳》，梳理歷史敘事，以及闡發傳統敘事學，多有觸發啟示之功。

（作者單位：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大禹與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