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

當這個“萬方多難”的年頭，逝去了幾位友人，正有如萬木森森的樹林里，落下了兩片三片的黃葉，那又算得什么事！我們該追悼無數為主義而脰折斷頸的“烈士”，我們該追悼無數為抵御強權，為維護民族的生存而被大炮槍彈所屠殺的兵士，我們該追悼無數的在國內、國外任人烹割的，無抵抗的民眾。我們真無暇紀念到我們自己的幾位友人們，當這個“萬方多難”的年頭！

然而在這個“萬方多難”的年頭，逝去了的那幾位友人，卻正是無數的受苦難的民眾的縮影。我們為那幾位友人而哭，而哀悼，除了為我們的友情之外，也還有些難堪的別的情懷在。我們的勇士實在太少了。我們的詩才也實在太寥落了。當這個年頭兒，該是許多勇士，許多詩人，為民眾，為生活在這個古老的國土上的人類效力的時候，卻正是那些最勇敢的勇士們受最難堪的苦難，而逝去，也正是那些最可珍異的詩才們受無妄之橫禍的時候。站在最前面的一批，去了，遠了，后繼者有誰呢？真難說！這是我們所不得不為我們的逝去的友人們痛心的。我們常是太取巧了，太個人主義了，太自私了。站在任何主義的堅固的陣線上而作戰的人們，在這古老的國里，幾千年來就不多幾個。現在是個大轉變的時代，該產生出無數的意志堅定的戰士，有為民眾，為主義——不管他什么主義——而犧牲而努力。在過去的三五年間也真的產生了不少這樣的無名的英雄們。這是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的一線新的生機。我們該愛護這新生的根芽，我們該培植這新生的德性。然而不然，最遭苦難的卻正是他們！那不全是被“屠殺”，——當然那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也還有無數的別的不可說的法術兒，被用來銷鑠他們，毀亡他們。總之，要使意志堅定的最好的最有希望的青年們，在全國不見了蹤跡。這是我們最可痛心的事。

至少，至少，我們該為國家愛惜有希望的人們，為民族愛惜意志堅定的戰士們。這是我憶念到今年逝去的幾位友人們便要覺得痛心的，不僅僅是為了個人有的友情而已。

一、胡也頻先生

第一個該紀念的友人是胡也頻先生，在今年逝去的友人們中。

胡先生的死，離現在已有好幾個月了，我老想對他的死說幾句話，老是沒有機會。他的死是一個戰士般的犧牲，是值得任何敵與友的致敬的。

凡是認識也頻的人，沒有一個曾會想到他的死會是那樣的一個英雄的死。他是那樣的文弱，那樣的和平；他是一位十足的“紳士式”的文人，做著并不激刺的詩與小說的，誰會想得到他竟會遭際到那樣的一個英雄的死？

也頻的詩與小說，最早是在北平的《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上發表的。在那個時代，他所寫的詩與小說一點兒也沒有比當代的一般流行的詩人和小說家們的作品有什么更足以招禍惹殃的所在。他的詩文散文，完全是所謂“紳士式”的文學：圓潤，技巧；說的是日常的生活，紳士的故事。一絲半毫的反抗時代的影子，在那里都找不到。他們如百靈鳥在無云的天空，獨自地歌囀著，他們如黃鶯兒在枝頭上跳躍不定的一聲兩聲自得的鳴叫著。他們似還沒有嘗到任何真實的人間的生活的辛辣味兒。

后來，他到了上海。他的作品便常在《小說月報》上及他和丁玲、沈從文諸位自己所辦的《紅黑》上發表，他的作風還是一毫也不曾變動。他那時所寫的，似以小說為最多。也只是些“紳士式”的小說。

有一天，他和從文同到我們那里來。

“我們組織了一個出版機關，要自己出個文藝雜志。”也頻這樣說，微笑的。

“要你們大家都幫忙才好呢。”從文說。

過幾天，果然有“紅黑社”請客的通知來。

那一天在靜安寺路華安公司的樓上，舉行了一次很盛大的宴會，倒有不少我所不認識的士女。也頻和丁玲是那樣殷勤地招待著。也頻的瘦削的臉上，照耀著喜悅的顏色。他是十足地表現著“紳士式”的文人的氣度，——但恐怕這便是最后的一次了。

《紅黑》出版了幾期，聽說《紅黑》的出版部，發生了問題。沒有別的，只為的是：“紅”“黑”兩個字太鮮明得礙目。于是不管它的內容如何，便來了一次不很愉快的干涉和阻礙。在那個時候，也頻定受有很大的刺激與沖動。后來的轉變，或已于此時植下很深的根芽。

有半年之久，他所做的仍是那一類“紳士式”的小說。那時他的生活似很艱苦，常常要為了生活而做小說，要為了賣小說而奔走著。在那個時候，他是和“現實的生活”窄路相逢了；他和它面對面的站著。常有被它吞沒下去的危險。但他始終是掙扎著，并不退卻，也并不轉入悲觀。

常是為了“沒有米了”，“房錢是來催迫過好幾趟了”的題目，執持了匆匆完稿的作品去出賣。

逢到“婉辭拒卻”的機會是不少的，但也頗始終保持著他的雍容大量的紳士態度，一點兒也不著惱。把他的文字做嚴刻的譏彈著的也有，但他仍是很虛心的并不表現出不愉快的態度來。

我不曾見過那么好脾氣的小說家、詩人。

在那個時候，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于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他和我是無話不談的，在那時候。

不知在什么時候，他的作風，他的生活突然地起了一個絕大的轉變，這個大轉變，使他由“紳士”一躍而成為一個戰士，使他由頹唐的文人的生活，一變而成為一位勇敢的時代的先驅。

他的爽直的性格，真純的意志，充足的生活力，以至他的富有向前進的精神，都足以使他毫不躊躇地實現他的這個轉變，使他并不退縮的站到時代的最前線去。

我記得，他有好幾個月不來了。在前年的冬天，一個灰暗的下午，他又來了，帶了一包的原稿。

“我現在的作風轉變了，這是轉變后的第一篇小說，中篇的，請你看看，可否有發表的機會。”

那中篇小說的題目是《到莫斯科去》。我匆匆地翻了一遍，頗為他的大膽的記述和言論所震動。

“等我細細拜讀一下再說。假如沒有什么‘違礙’，發表當然是不成問題的。”我說。

我不好意思立刻便對他說，那題目便是一個最會“觸犯時忌”的標識。

像那樣坦白的暴露著最會“觸犯時忌”的事實的小說，在當時的出版物上，至少在《小說月報》上——是沒法可以發表的。所以第二次他來了時，我便真心抱歉地對他說道：

“實在太對不住了，這部中篇，為了有‘違礙’，月報上似乎是不能發表的。”

也頻非常明了我的地位，他微笑道：

“沒有什么，沒有什么。我也知道有些‘不便’。但請你指教這小說里有什么不妥當的所在？”

我坦白地說出了我的意見。他很覺得同意。

以后，他依然常常來。還常常拿稿子來，但不常常是他自己的，有時是丁玲的，有時是從文的。他還不時地說窮，但精神卻極為煥發，似乎他的興會比往常都好。我知道他在“工作”，但我絕不問他什么——我向來是絕對不打聽友人們的行動的。在他小說里，我見到他是時時很坦白地在訴說他的“工作”的情形，以及心理上的轉變與進展。

在去年下半年的小說里，他似仍在寫著他自己的“工作”的事；但在那時，有一件在他生活里比較重要的事發生，那便是丁玲的生孩子。

為了這件事，他奔走籌劃了不少時候。他所寫的《母親》和《犧牲》的兩個短篇，便可充分地表現出他那時的心理的變化。我以為，在他的許多小說里，那兩篇是要歸入最好的一邊，就技巧而論。

他這件家庭的事，剛剛忙過去不久，不料一個驚人的消息便接著而來，那便是他的被捕。我始終不大明白他被捕的真實原因何在。關于這，有種種的傳言。

從他被捕以后，由丁玲、從文那里，時時得到如何設法營救他的消息。

突然地，又有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那便是他已經是如一個戰士般地犧牲了。關于這，又有種種的傳言。其中的一個是，在一個死寂的中夜的時候，有人聽見一隊少年們高唱著《國際歌》，接著“啪啪啪”的一陣槍聲，便將這激昂高吭的歌聲永遠，永遠地打斷了。

也頻便是這樣的戰士般地死去，據說。

誰知道呢？

但從此以后，便不再聽見關于營救他的消息了，也不再聽到關于他的任何的消息了。

他是這樣地得到一個英雄的死！凡是認識也頻的人誰還會想得到呢？！

二、洛生先生

第二個該紀念的友人是洛生先生。

洛生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實的姓名是惲雨棠。

我有好久不知道洛生是何等樣人，雖然在《小說月報》上已幾次的登載過他的文字，——正如我有好久不知道巴金先生是誰一樣。大約是前年的秋天吧，同事的某先生送來了一冊文稿，他說：“這是一個朋友轉交來的，不知《小說月報》上可登否？”

那是題為《蘇俄文藝概論》的一冊原稿，底下作者的署名是“洛生”二字。

我讀了那冊原稿，覺得敘述很有條理，在那幾萬個字里，已將我們所想知道的俄國大革命后的文壇的歷史與現狀，說得十分地明白，一點兒也不含糊。

我很想知道洛生是誰，但那位同事，他也不明白。他說，只知道洛生是曾經到過俄國的，他的俄文程度很不壞而已。

我不再追問下去。

我很想請洛生多譯些小說或論文，但自從刊出《慨論》之后，總有半年多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也再沒有人提起過他。

我不知道他的所在，我不知道他是誰。

有一天，在早晨成堆的送來的郵件里，我得到一封署名為洛生的信，他說，約定在某一天來看我，有事面談。

我很高興，我終于能見到這位謎似的洛生。

他依約而來。會客單上寫的仍是“洛生”兩個字。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臉部表現久歷風霜的顏色。從他那堅定有威的容顏上便知道他定是一位意志異常的堅定的。在我的許多友人們里，似沒有比他更為嚴肅、堅定的。我們沒有談過一句題外話。他來，是為了稿件的事，談完了，便告辭。

我一點兒也不曾想到要問他的姓名。

后來，他不時地來，也總是為了文稿的事。我們漸漸地熟悉了。從他的評判和論斷上看來，足以見出他是一位很左傾的意志堅定的人物，他的來，常是那樣的神秘，有時戴了帽檐壓在眉前的打鳥帽，有時戴著眼鏡。有時更扮以一位穿短衫的工人般的人物。

我不便問他的事。但我很擔心他的行動。

有人告訴我，他看見洛生穿著一身敞著前胸的藍布短衣，在拉著洋車呢！有一天。

他是那樣的謎般的行動，正如他的那樣的謎般的姓氏一樣。

有一次，當四月的繁花怒放的時候，他來了，表示著很嚴重的神色。正是下午，我坐在沉悶的工作室里，實在有些感著“春”的催睡的威力。他的來，使我如轉入另一個氣候里。我頓時地清醒了，振作了。

他是來和我談當時正在流行著的“新興文藝”的問題的。

他問我對這有什么意見，還有：

“你的雜志的態度，究竟如何？”

雖然我和他不是很生疏，但這一次那么正式的嚴重性的訪問，頗使我覺得窘。

我只得將我的及雜志的地位，詳細地使他明了。

他沒有再追問下去。他當時那副嚴重的神色，我還記得很清楚。

方先生從日本回來，我告訴他，有洛生這樣的一個人。

“我去打聽打聽看，高大的個兒，大約是G吧？”方說。

“也許是的。”

第二次見到方時，方說：“我已經打聽出來了，他不是G，乃是我們的舊同事——在定書柜上辦事的惲雨棠。”

說起惲雨棠，我便記起很早的一位《小悅月報》的投稿者來，惲君是曾在《小說月報》上登過一篇小說的。我記得，他用的是很講究的毛邊紙寫的，寫的字體很清秀可喜，寫的故事，也是一篇富于家庭的趣味的事。我的想象中，始終以他為一個很文雅的瘦弱的如一般文人似的人物。

誰想得到這位洛生，便會和那位惲雨棠是同一個人。

自知道了洛生的真實的姓氏之后，便再也見不到他。

有人傳說，洛生在鬧著戀愛的問題，到外城去了。

但他不再來。

又有人傳說，洛生和他的妻，已一同被捕了。

他的不曾再度出現，大約可證實了這個傳說吧。

過了一兩個月，又有傳說。洛生和他的妻，都已如戰士般地同被犧牲了。

在如今的一個大時代里，這種的犧牲不是少見的。

但他不再來！

洛生，謎般地出現，便也這樣的謎般地消失了。

但他不再來！永遠地不再來！！

三、徐志摩先生

第三個應該紀念的是徐志摩先生。

我萬想不到要追悼到志摩！他的印象，他的清臞的略帶蒼白的面容，他的爽脆可喜的談笑，還活潑潑地出現在我的眼前。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見面是在四個禮拜以前，適之先生的家中。他到了北平，便打電話來找我，我在他的房里坐了兩三點鐘。我們談的話都是無關緊要的，但也都是無顧忌的。他的態度仍如平常一般地愉快，無思慮。想不到在四個星期之后，我們便永遠地再見不到他了！——我們住在鄉下的人，消息真是遲鈍，便連他南下的消息，也還不曾聽到過呢。我還答應過清華的同學，說要找他來講演。不料這句話剛說得不到幾天，我們便再也聽不到他的談吐，他的語聲了！

地山告訴我說，他最后見到志摩的一天，是在前門的擁擠的人群里，志摩和梁思成君夫婦同在著。

“地山，我就要回濟南去了呢。”志摩說。

“什么時候再回北平來呢？”

志摩悠然仍帶著開玩笑似的態度說道：“那倒說不上。也許永不再回來了。”

地山復述著最后這句話時，覺得志摩的話頗有些“語讖”。

前天在北海的橋上遇見了鐵巖。我們說到了志摩的死。鐵巖道：

“事情是有些可怪。志摩的臉色不是很白的么？但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時，覺得他的臉上仿佛罩上了一層黑光。”

這些都是事后的一種想當然的追憶，未必便是真實的預兆，也許我是太不細心了，這種的預兆，壓根兒便不曾在我的心上飄浮過。

其實，志摩的死，也實住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致使我們初聞的時候，都不會真確的相信。我見到報紙后，立即打電話去問胡宅：

“報紙載的徐志摩先生的事靠得住么？”

回復的話是：“靠得住的；徐志摩先生確已逝世了。”

“有什么人到濟南去料理呢？”

“去的是張慰慈、張奚若幾位先生。”

當我第一天見到報紙，載著一架飛機失事了，死了兩個機師、一位乘客的失事時，只是慨嘆而已。誰想得到，那位乘客便會是志摩！

志摩不死于病，不死于國事，不死于種種的“天災人禍”之中，而死于空中，死于烈焰騰騰，火星亂迸的當兒，這真是一個不平凡的死，且是一個太無端的死！

也頻、洛生的死，是戰士般的犧牲；志摩的死，卻是何所為的呢？

我們慨嘆于一位很有希望的偉大的詩人的逝去，但我們也不忍因此去責備任何人。責備又何所用呢？

志摩是一位最可交的朋友，凡是和他見過面的人，都要這說。他寬容，他包納一切，他無機心，這使他對于任何方面，都顯得可以相融洽。他鼓勵，他欣賞，他贊揚任何派別的文學，受他誘掖的文人可真是不少！人家誤會他，他并不生氣；人家責罵他，他還能寬容他們。詩人、小說家都是度量狹小得令人可怕的，志摩卻超出于一切的常例之外，他的度量的淵淵頗令人難測其深處。

他在上海發起筆會。他的主旨，便在使文人們不要耗廢時力于因不相諒解而起的爭斗之中。他頗想招致任何派別的文學家，使之聚會于一堂，使得消滅一切無謂的誤會。他很希望上海的左翼文人們，也加入這個團體。同時，連久已被人唾棄的“禮拜六”派的通俗文士們，他也想招致（我是最反對他要引入那些通俗文士們的意思的）。雖然結果未必能夠盡如他意，然他的心力卻已費得不少了。

在當代的文壇上像他那樣的不具有“派別”的旗幟與偏見的，能夠融洽一切，寬容一切的，我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人。

他是一位很早的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但他同別的會社也并不是沒有相當的聯絡，他是一位新月社的最努力的社員，但他對于新月社以外的文學運動，也還不失去其參加的興趣。

他只知道“文學”，他只知道為“文學”而努力，他的動機和興趣都是異常的純一的，所以他絕不會成為一位偏執的人。

許多人對于志摩似乎都有些誤會。

有的人誤會志摩是一個華貴的“公子哥兒”。他們以為：他的生活是異常地愉快與豐富的，他是不必“待米下鍋”的，他是不必顧慮到他的明天乃至明年以后的生計的。在表面上看，這種推測倒未必錯。他的外表，他的行動，似是一位十足的“公子哥兒”。可惜他做“公子哥兒”的年代恐怕是未必很久。他的父母的家庭的情況，倒足以允許他做一位無憂無慮的“公子哥兒”。但他卻早已脫去了家庭的羈絆而獨立維持著他自己的生計。他在最近三五年里我曉得，常是為衣食而奔走于四方。他并不充裕。他常要得到稿費以維護家計。有一個時期，他是靠著中華書局的不多的編輯費做他的主要的生活費。有一個時期，他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間，每星期要往來京滬路一次，身兼中大與光華兩校的教席，為的是家計！

有的人誤會志摩是一位像春天的蛺蝶般的無憂無慮的人物。他們以為志摩的生活既極華貴、舒適，他的心地更是優游愉快；似沒有一絲一抹的憂悶的云影曾飛浮過他的心頭。我們見到他，永遠見到的是恬靜若無憂慮的氣度，永遠見到的是若莊、若諧的愉快的笑語與風趣盎然的談吐。其實，在志摩的心頭，他是深蘊著“不足與外人道”的苦悶的。他的家庭便夠他麻煩的了。他的家庭之間，恐怕未必有很怡愉的生活（請恕我太坦率了地訴說）。有好幾年了，他只是將黃連似的苦楚，向腹中強自咽下。他絕不向人前訴過一句。也虧得他的性情本來是樂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來替換了他的“無可奈何的輕喟”。這在他的近幾年的詩里，有隱約的影子存在著。我們都可見得出。

更有的人誤會志摩只是一位歌頌人世間的光明的詩人，只是一位像站在陽光斑斑斕斕的從樹葉縫中窺射下去的枝頭上的鳥兒似的，僅是囀唱著他自己的愉快的清歌，因此，這個誤會，我們也可以將志摩自己的許多詩與散文去消釋了它。志摩的生活并不比生在這個大時代的任何人愉快得多少；他的對于人世間的事變，其感受性的敏捷，也并不下于感受性最敏捷的人們。他所唱的并不全是歡歌。特別是這幾年，他的詩差不多常常是充滿了肅殺、消極的氣氛，下面是一個例：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捫索著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么愿望？

《猛虎集》九十頁以下

這是許多年來的嘗夠了人世間的“辛苦艱難”發出來的呼號。志摩也許曾嘗過人生的軟哈哈的甜蜜，但這許多年來，他所嘗到的人生，卻是苦到比黃連更要苦的，致使那么活潑的樂天多趣的志摩，也不由得不如他自己所說的成了：“一份深刻的憂郁占定了我，這憂郁，我信，竟于漸漸地潛化了我的氣質。”（《猛虎集》序五頁）

經了這種痛苦與壓迫之下，志摩是變了一個人，他的詩也在跟著變。他有成為一位比他現在所成就更為遠大、更為偉大的詩人的可能。很可惜的，就在這個轉變的時代里，一場不可測的“橫禍”竟永遠地永遠地奪去了志摩的舌與筆！

我不僅為友情而悼我的失去一位最懇摯的朋友，也為這個當前大時代而悼它失去了一位心胸最廣，而且最有希望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