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

我們中國人實在是最愛和平的！“圣主賢明，臣罪當誅。”對暴君而曰賢明，臨死刑而叩頭謝恩，中國人真是愛和平嚇！胥隸肆虐，丘八揚威，他們只是逆來順受，任其踐蹈。哪一個人能說他不是愛和平的？

——《中國人與人道》

鄭振鐸非常欽佩魯迅，撰寫了數篇關于魯迅的文章，他熱情地贊嘆“魯迅先生精神是不死的”，在他的創作中，也將魯迅作為一盞指引的明燈。鄭振鐸的學生、革命功勛周一萍曾評價老師說：“我覺得，鄭振鐸同志最為可貴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所表現出的臨危不懼、堅貞不屈、忠于祖國、忠于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雖然，鄭振鐸的雜文不及魯迅的辛辣犀利，但他的愛國熱情絕不遜色。這種可貴的愛國主義思想貫穿于他各個時期的雜文創作中。

相比散文來說，鄭振鐸的雜文不多，未集結出版，散見于《民主》《新社會》《文匯報》《救亡日報》等報刊雜志中。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有：《中國人與人道》以反諷開篇，如錐尖一樣力透紙背，直戳民族劣根性；《六月一日》《迂緩與麻木》從五卅慘案說開去，在表達憤慨的同時，呼喚人們的愛國意識，貶斥反動者的無恥。

除了愛國雜文，作為一名學者，鄭振鐸撰寫了很多文學雜文，以及討論當時文壇出現的某些現象的文章。例如，在《紳士和流氓》一文中，他就當時的“海派”現象指出，“那條被號為‘天塹’的長江，是不能夠隔斷了那些被這大時代所喚醒的具有偉大的心胸與靈魂的文人們的聯絡的”，在大時代的背景下，文化組織的過度較量不利于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這為成長中的中國文壇敲響了警鐘。

此外，藏書豐沛、視書如寶的鄭振鐸，在工作與游歷過程中記述、考證了很多古籍，后人輯錄了《漫步書林》《西諦書話》兩本。由于其專業性過強，本章僅摘得一篇，旨在啟迪讀者對于閱讀的認識和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