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爾“人格論”探析

侯傳文

人格（Personality）是泰戈爾哲學的重要范疇，也是其詩學的核心概念之一。1916年，泰戈爾前往美國訪問，先后發表了《什么是藝術》《人格的世界》《論再生》《我的學校》《論沉思》《論婦女》等演講，并于第二年以“人格”為題結集出版。在這些演講中，他以人格為中心闡述了自己的哲學、文藝、教育和社會思想。這些演講，特別是其中的《什么是藝術》，是他本時期的詩學代表作，也是其詩學思想體系的綱領性著作。與藝術有關的許多問題，包括藝術的本質、文學的地位、科學和藝術的關系、東西方藝術的差異、文學與宗教、文學中的有限與無限等，他都進行了認真的思考，提出了深刻獨到的見解，形成其“人格論”詩學思想體系。泰戈爾既是詩人，又是哲學家，人格論是其哲學與詩學的匯合點之一。作為哲學，人格論是一種詩化的哲學；作為詩學，人格論是一種哲學化的詩學。本文旨在探討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的主體性特征及其哲學底蘊，并進一步分析其在東西方詩學對話和東方詩學話語轉型中的意義。

一

泰戈爾是在用英語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人格（Personality）概念的。英語中的Personality一詞有個性、氣質、性格、人性等多種含義，泰戈爾是在人性的意義上使用該詞的，并對其做了多方面的闡釋，賦予其豐富的哲學和美學內涵。

首先，泰戈爾認為人格是人的精神本體和存在主體。他在系列演講的第一篇《什么是藝術》的開篇就指出：“在我身上還有另外一個人，不是肉體的人，而是人格的人。人格的人有自己的好惡，并且想要找到某種東西以滿足自己愛的需求。超越權宜之計和實用目的，才能找到這個人格的人。”可見人格是相對于物質的和肉體的人而言的。在篇末，他又對人格作了這樣的界定：“不是他的肉體，也不是他的精神組織。那是更深層的統一性，那種他身上的終極的神秘，這種神秘從他的世界的中心向著他的周圍放射；這種神秘在他的身體中，又超越他的身體；在他的心靈中，又超越他的心靈；這種神秘，通過那些屬于他的事物，表現這些事物中所沒有的東西；這種神秘在占有了他的現在的同時，又沖破了他的過去和未來的堤岸。它就是人的人格。”

其次，人性中包含理性、情感、意志等因素，而在泰戈爾的“人格論”中，情感居于核心地位。這種以情感為核心的人格思想主要基于其“過剩論”。泰戈爾認為，人除了滿足生存需要之外，還有大量的過剩精力。人的知識（即理性）的剩余，形成了科學和哲學；人的利他主義的善良的剩余，形成了倫理學；而人的情感的剩余，形成了藝術。他明確指出：“人有著情感能量的蘊藏，這種能量并不完全用于他的自我生存。這種過剩的情感在藝術創作中尋找他的出口，因此人類的文明是建立在他的過剩之上的。”在泰戈爾看來，婦女的感情世界比男人更豐富，因此婦女比男人更富于人格。在這個意義上，人格與抽象、分析、理智、職業、實用等相對立。情感是人格的核心和基礎，也是藝術的本源，泰戈爾指出：“當我們的心靈在愛中或者在其他偉大的情感中充分覺醒的時候，我們的人格就處于洶涌澎湃的高潮。于是它感到為自我表現而表現的渴望。由此產生了藝術。”可見，情感在泰戈爾詩學人格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或者說，人格是人性中的情感因素的集中表現。

第三，人格是文學藝術表現的主要對象，人格在藝術中得以充分的展現，這是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的核心命題。泰戈爾認為，人比其他生物更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人格，“因為他的感覺的能量不是他的客體所能耗盡的。他的人格意識的這種流溢要求一個表現的出口。因此，在藝術中，人展現自己而不是他的客體對象。”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藝術的主要目的是表現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和分析性的事物。”他認為文學與歷史、哲學及其他科學的區別就在于是否表現了人格，“美不僅是事實，它不能被計算，它不能被測量和繪制。美是一種表現。……美是人格的，因此，超越了科學。”在泰戈爾看來，作為認識主體的人并沒有真正的自由，因為在認識過程中人沒有自我的投入，沒有創造性，人要受制于認識對象；只有作為藝術客體的創造者，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主體。這種藝術主體性的強調是泰戈爾詩學的基本特征，這在他后期的著作中也有明確的表述：“只有在文學中人才是主體。也就是說，人是文學的標志和目的。”他以大海為例，認為大海的生命是人賦予的，“大海的哲理該由地質學家評說，大海的生命該由文學家謳歌。所以，寫這篇東西不需要‘他’而需要‘我’；讀這篇東西，則應該‘撇’開地質的‘他’，而用心去發現文學的‘我’。”他又進一步指出：“正是人與人交往的本性及其結果，才使得人成為文學的主體，因此，文學的標志和目的只能是作為人的‘我’，絕不是被我看到了的一切外在的事物。”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泰戈爾詩學是以人為中心的，具有主體性的人是其詩學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泰戈爾詩學人格論具有鮮明的主體性特征，是人的主體性與藝術的主體性的統一。所謂主體性詩學就是在文學的性質和文學的各種關系中特別強調文學與人的關系，包括文學創作中作者的主體地位、文學鑒賞和批評中讀者的主體地位以及文學內容中人的中心地位等。具有浪漫主義氣質并深受西方浪漫主義詩學影響的泰戈爾，在早期詩歌創作和詩學思想中崇尚情感、注重想像、突出個性，已經有很強的主體性表現。隨著其哲學思想的發展和詩學思想的成熟，到中期階段，形成了他的人格論的哲學和詩學思想體系。人格論的形成，使泰戈爾的主體性詩學內容更加豐富，使其詩學的主體性特征更加鮮明，使其主體性詩學體系更加完善。

二

作為一位東方浪漫主義詩人，泰戈爾深受華茲華斯、拜倫、雪來和濟慈等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他的具有主體性的人格論詩學也是西方浪漫主義主觀表現論詩學影響的結果。然而，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絕不是西方浪漫主義詩學的翻版，其中有著印度傳統思想的底蘊，也有泰戈爾自己的創造性發展。

泰戈爾在解釋人格時，沒有局限于人自身，而是著眼于人對世界的對象性把握和自然的人格化上。他指出：“這個外在的世界是人的世界。通過我們的感覺的特定范圍和性質，它獲得了自己的形狀、顏色和運動方面的特征。”他認為，人通過感覺和心靈來感知世界，使這個世界成為人的世界而不僅是物理的世界，然而這種感知的世界仍然是不完全的，“它像一位客人而不像親人。當它進入我們的情感領域之內時，它才完全成為我們自己的。由于我們的愛和恨、歡樂與痛苦、恐懼與驚疑不斷作用于它，這個世界成為我們人格的一部分。它隨著我們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我們的變化而變化。……如果這個世界被拋棄了，我們的人格將會失去其全部的內容。”這里強調的是人與世界的統一關系。這種具有普遍性的、體現人與世界統一關系的“人格”有著深厚的印度傳統哲學的底蘊。金克木先生曾經指出，泰戈爾所謂的“人格”相當于印度傳統哲學中的“我”。這個“我”指的是個體靈魂或者說是事物的存在主體。在印度古代各派哲學中，佛教是主張“無我論”的，包括“人無我”和“法無我”。其基本觀點是：世界萬事萬物都由因緣和合而成，即事物有賴他事物而生起而存在，其經典說法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因此萬物都無自性，即沒有主體性，也就是沒有事物獨立于其他事物的本質屬性。人同樣也是因緣合和而生，因此也沒有主體性。與佛教對立的印度教各哲學派別基本上主張“有我論”，這是印度教各宗派統一性的基礎，只是在“有我論”的范圍和程度方面有所不同。有的派別不僅主張“人有我”，即認為人有可以輪回不滅的主體靈魂；而且主張“法有我”，即認為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主體或“靈魂”。泰戈爾出身于印度教家庭，其祖父、父親和他本人都是印度近代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因此，他主要繼承了印度教“有我論”的哲學傳統，又作了現代化的改造和現代性的闡釋。他認為人格不是心靈，也不是意識，而是超越身體的精神本體，是超越死亡的精神主體。可見他的“人格”就相當于古代印度哲學中的“我”，指人的個體靈魂或存在主體，或者說人格就是人的主體性存在。

根據這樣的“有我論”，泰戈爾認為不但人有人格，世界萬物也有自己的人格，而且人的人格與世界的人格是相通的。在《什么是藝術》中，藝術家對世界說：“我看見了你，我愛上你并且了解了你，——不是我對你有什么需求，不是我為了達到我自己的權力的目的而掌握和利用你的規律。……我看見你，在你就是我的地方。”他認為藝術就是要表現人與世界的這種親緣關系，因此，這種人與世界共有而且相通的人格，不僅成為藝術表現的對象，而且是藝術的源泉，“在我們的心靈與世界的關系中有剩余因素的地方，藝術得以產生。換句話說，在我們的人格感到充裕的地方，藝術迸發并表現出來。”可見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的出發點并非孤立的人，而是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這里所謂的“剩余因素”就是滿足了生存、超越了利益的無功利的審美關系。泰戈爾認為東西方藝術甚至東西方文化的根本差異就在于是否承認宇宙的靈魂，他說：“東方藝術的偉大和美，尤其在日本和中國，就在于，在那里，藝術家們看到了事物的靈魂，并且相信它。西方也許相信人有靈魂，但他并不真正相信宇宙有一個靈魂。這是東方的信仰，而且東方對人類的全部精神貢獻都充滿了這一觀念。……為了這個宇宙靈魂，東方的圣哲曾經靜坐沉思，東方的藝術家也通過藝術的親證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就是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的哲學和文化底蘊。

在這樣的人與宇宙精神統一的基礎上，泰戈爾認為人格既是個別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個體的，又是本體的。他指出：“我們也看到這個關系我們的世界不是任意的，它是個別的，也是普遍的。我的世界是我的，它的成分是我的心靈。但它與你的世界并非完全不同。因此這種真實性不是存在于我們的個別的人格中，而是存在于無限的人格中。”在講演中，他還進一步強調了人格與世界、與他人的統一關系：“我們看到，人格的覺醒始于與其他所有事物的分離，又在與所有事物的統一中達到頂點。”這些思想來源于印度傳統哲學的“梵我同一”論。“梵”是本體大宇宙，“我”是個體靈魂，從本質上講，我與梵具有統一性。認識這種統一性是印度古代正統哲學和宗教的最高目標和最高境界。“梵我同一”的哲學命題自公元前6世紀前后的《奧義書》提出后，為印度正統哲學特別是吠檀多“不二論”哲學所繼承和不斷闡釋，一直影響到現在。泰戈爾深諳《奧義書》，在他的講演和論述中反復征引《奧義書》。只有從這樣的傳統哲學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泰戈爾對“人格”的闡釋，才能領會其詩學人格論的微妙和精深。

文學作品中作家的個性化表現如何獲得廣大讀者的普遍性接受，這是歷代詩學家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也是各文學理論派別的重要分水嶺。普遍性問題是主觀表現論詩學的軟肋，泰戈爾具有主體性特征的人格論也不例外，但他在“梵我同一”思想基礎上對“人格”的闡述，為人格論的普遍性奠定了基礎。在后期的詩學論著中，泰戈爾對此做了進一步的闡述：“當一個作者的個人自我通過同情將自己與偉大的人類自我相一致時，便在他的人性之上打上了宇宙精神的印記。一個好的戲劇家的人格與外在的人性結合得如此和諧，以至于難以將它們分開。”泰戈爾這種個人精神與宇宙精神的結合被印度學者南迪稱為“合成的人格”，南迪認為這種結合是一種“丟失個性（depersonalization）”狀態，也可以看做一種“去特殊性（departicularisation）”原則；藝術家的個人精神，在被宇宙精神類同化之時，在這神秘的宇宙和個人精神混合的狀態中，藝術創作成為可能；藝術家的這種“合成的人格”使他的作品的普遍接受成為可能。果如此，泰戈爾的“合成的人格”與T.S.艾略特的“非個性化”異曲同工。

三

泰戈爾是一個具有宗教虔誠精神的詩人和哲學家，在其哲學思想中，人格不僅體現為人性，而且體現為神性，這使其詩學人格論具有一定的形而上指向和神秘主義色彩。他在《什么是藝術》中指出：“這個人格的人，是人身上的至上人。它與這個偉大的世界有著自己的人格關系，并且為尋求某種東西以滿足人格而來到這個世界。”所謂“至上人（Supreme Person）”即是神，這一界定昭示了泰戈爾人格概念中人性與神性的統一。

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的神秘主義主要表現為對形而上的無限性的追求和對人格的形而上闡釋。有限和無限是泰戈爾哲學中的一對重要范疇，也是他詩學的重要概念。所謂有限，就是現實的生活，具體的事物，當下的人生，以及每一個個體的人；所謂無限，即具有超越性的永恒，最高的存在，理想化的人生境界，以及人的本質和本體的體現。泰戈爾認為無限存在于有限之中，人只能通過有限來表達無限，人格就是這樣的有限與無限的統一體。他指出：“在我們的生命中有有限的一面，我們每前進一步都消耗自己；我們還有另一面，我們的志向、快樂和犧牲精神是無限的。人的這種無限的方面必定在一些具有不朽因素的象征中得以顯現。”他認為，在創造和自我表現中，人意識到自己超越的力量，意識到他的超越自身物質的有限性的能力，因此認識到自己有限中的無限的本質；這種無限性引導他走向至上人。對泰戈爾來說，每個有限的生存著的人都內涵著無限的種子，這個無限的種子等待著生根開花。印度學者班納吉（S.P.Banerjee）認為，這種無限性就是人身上“過剩”的體現，這種不竭的“過剩”通過藝術創造的表現把人從一般的存在提升為人格。對此，泰戈爾自己也有明確的闡述：“在人格的人中的這一無限意識，總是努力使自己的表現成為不朽，并且使整個世界為自己所有。在藝術中，我們身上的人正在發出對至上人的回應。”這就是泰戈爾詩學人格論超越性的哲學意義和美學價值。

泰戈爾在文學創作中常常表現神的形象，在其詩學思想中，也給神留了位置。實際上，他的創作和理論中的神就是人格中的無限性的象征，或者說神體現的是無限人格或完美人格。他的許多宗教抒情詩表現對神的熱愛、對人神合一境界的追求，其實質就是對無限人格的追求，也就是追求自我的不斷完善。這樣的自我完善只有在人類之愛中才能實現。他在演講中指出：“人生的整個目標是解放其自我人格為靈魂人格，將其內在力量轉變為向著無限的運動，從個人欲望的自我吸引轉變為靈魂在愛中擴散。……我們的最高快樂在愛中，……在這樣的愛中，我們的人格找到了它最高的實現。”這既顯示了泰戈爾詩學人格論的宗教色彩，也體現了他“人的宗教”的詩學意義。

泰戈爾詩學人格論中存在著宗教思想與人文主義的矛盾。人格的基本含義是人，是人的自我表現。自我的覺醒是東方社會近代化的標志，人從神的壓抑中解放出來，從封建關系的束縛下獨立出來，人有了自己的尊嚴，自己的價值。泰戈爾選擇Personality這一具有人性化和個性化的英語詞匯表述人的主體性存在，張揚起人格的旗幟，代表了一種歷史的進步。但是，他的人格還沒有與神完全分離，他在人身上尋找神性，尋找“至上人”。這樣的人格追求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說明泰戈爾與印度傳統宗教還有太多的瓜葛，其詩學人格論也有對印度傳統的“虔誠主義”詩學的繼承。虔誠主義是中世紀印度教毗濕奴派詩人的詩學思想，其主旨是人通過對神的虔誠和愛實現與神的結合。虔誠主義詩學的提出和理論闡述主要是在孟加拉語文學中，因而對作為孟加拉語詩人的泰戈爾有直接的影響。關于這種影響，泰戈爾在題為《人的宗教》的演講集中有明確的表述：“對我來說幸運的是，在我年輕的時候，一部由毗濕奴派詩人創作的舊抒情詩集落到我的手中。我逐漸意識到深深地隱含于這些愛情詩顯而易見的意義之中的某種理念。我體會到了一個探索者突然發現潛藏在本身很優美的象形文字中的語言的密碼時的喜悅。我確信，這些詩人講的是至高無上的‘情人’，我們在自己的所有的愛的聯系中——如對自然之美、動物、子女、同伴、親人的愛，以及啟迪我們對‘實在’的意識的愛——都可以體驗到這位情人對我們的觸動。他們歌頌一種穿越眾多障礙在凡人與神之間永遠流動的愛，歌頌一種需要互相依存而實現個人與‘普遍存在的人’完美和諧的永恒關系。”由此可見，泰戈爾詩學人格論與虔誠主義詩學有傳統的內在聯系。

然而，泰戈爾的“人格”畢竟不是宗教神學的“我”，而更具有“自我表現”的現代性內涵；他的宗教也是“人的宗教”，是以人格追求和人格修養為核心的宗教。泰戈爾稱自己的宗教為“詩人的宗教”，其人格論就是“詩人的宗教”在詩學方面的具體體現。泰戈爾詩學人格論和印度教虔誠主義雖然都追求人神合一的境界，但二者又有本質的區別。虔誠主義是以神為中心，其人神合一是人合于神；人格論是以人為中心，其人神合一是神合于人。泰戈爾以Personality作為自己詩學思想的核心概念和關鍵詞，用以表述人神合一的主體性存在，是對印度傳統虔誠主義哲學和詩學的超越。他的詩學人格論強調文學的主體性，由傳統的以道為中心和以神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體現了東方詩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型。

泰戈爾詩學人格論，從橫向的角度看，是東西方詩學對話的結晶；從縱向的角度看，是東方詩學話語轉型的標志。泰戈爾是在與西方詩學的對話中形成其詩學人格論的，他在美國發表系列演講，以“人格”為中心闡述其哲學和詩學思想，意圖是反對當時西方流行的科技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文學批評。他選用了Personality來對應印度傳統哲學中的自我主體，來表現自己的哲學和詩學思想，是為了使西方的聽眾和讀者能夠理解和接受，這是詩學對話的需要，卻帶來了話語轉型的效果。他吸收了西方的浪漫主義詩學思想，但又不同于西方浪漫主義，因為他的人格（Personality）概念中有著太多的印度傳統哲學的內涵。他繼承了傳統詩學和哲學思想，使其詩學人格論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底蘊，但他又超越了印度傳統詩學的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和神秘主義，將詩學人格論建立在文學是人學的人文主義精神之上。因此，泰戈爾詩學人格論不僅是哲學與詩學的匯合、宗教與人文的統一，而且是東西方詩學的珠聯璧合。

原載《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第1期

侯傳文，青島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