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泰戈爾的《飛鳥集》

彭端智

印度偉大作家泰戈爾的《飛鳥集》，出版于1916年，它是我國最早介紹和翻譯的泰戈爾的詩集之一。早在1922年，我國著名作家鄭振鐸就從英文本選譯了其中的二百五十七首出版。據鄭振鐸介紹，當時姚芒父看了他的譯詩，大為贊賞，把他的譯文改寫成五言詩。也出版了。1956年，鄭振鐸又補譯了未譯的六十九首詩，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飛鳥集》的中文全譯本。1961年，這本詩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收入《泰戈爾作品集》時，譯者作了校訂。遠在這部詩集的中譯本出版之前，泰戈爾的詩作，對我國當時開始從事寫作、后來成為中國新文學創建者的一批年輕的作者，都有過頗深的影響。例如郭沫若就是其中的一個，郭沫若在1945年寫了一篇《鳧進文藝的新浪潮》的文章，在談到他于1915年左右對文學發生興趣時，就曾經陶醉在泰戈爾和海涅的詩歌中。他寫道：“和這兩位詩人接觸之后，我自然受了不少的影響，在1917、1918幾年間便模仿他們，偶然地也寫過一些口語形態的詩。像《死的誘惑》一詩，便是在1918年的春間做的。”而且，他還準備把泰戈爾的詩作譯成中文出版，只是由于出版社未接受而作罷。盡管郭沫若后來對泰戈爾的評價有所變化，但泰戈爾對他起過的影響卻是歷史的真實。當時，我國文學界小詩創作十分繁榮，其作者大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泰戈爾的包括《飛鳥集》在內的幾本詩集的影響。

《飛鳥集》同《吉檀迦利》《新月集》《園丁集》一樣，都是泰戈爾在20世紀20年代因意見分歧而退出反英政治運動、過著半退隱生活時創作的抒情詩名作。《飛鳥集》在形式上同其他幾部詩集略有不同，大部分詩歌每首只有一二行，極少數詩是三四行。有人說，這是泰戈爾從日本訪問歸國后，受日本俳句影響而作的詩。這部詩集計三百二十五首，均無題。

《飛鳥集》按其英文譯本題名，Stray Bird，含有“迷途和漂泊”的意思，詩人在詩集的最初兩首詩中，給我們點明了詩集題名的要旨：

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唱歌，又飛去了。

秋天的黃葉，它們沒有什么可唱，只嘆息一聲，飛落在那里。

（第1首）

世界上的一隊小小的漂泊者呀，請留下你們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

（第2首）

詩人把這本小詩集，比做南來北往的小小漂泊者——飛鳥長途跋涉而留下的足印，是有用意的。這就是把自己當做是尋求無限理想境界的“永恒的旅客”，用這些小詩，記錄下內心漂泊的歷程。因此，往往在一二句詩中，捕捉一個自然景物、敘說一個事理，有如空中的閃電、海波的泛光、夕陽的余暉、黎明的暗影，給人一種鮮明的印象，蘊藏一種深奧的哲理。就一首小詩來說，它表現的只是一剎那間的印象，或瞬息萬變的內心活動的一個點。但是，把三百多首短詩集在一冊里，卻又能反映世界的某一個方面。在詩集的第三首中寫道：

世界對了他的愛人，把它浩瀚的面具揭下了。

它變小了，小如一首歌，小如一回永恒的接吻。

所謂世界小如一首歌，實際上是詩人用他的小詩去反映世界的意思。詩人用那些小小漂泊者在他的文字中留下的足印而寫成的小詩，表達心聲，揭示永恒存在的世界的面影。但正如詩集題名那樣，這些小詩只是迷途之飛鳥留下的散亂的足印，雖可見而無形，雖飛翔而不行走，給我們的只是一種不著泥土的痕跡，沒有痕跡的足印，似見非見，若有若無，虛無縹緲，難以捉摸。這一點，正是詩人復雜思想中的泛神論的反映，也是這部詩集的特點，又是值得我們加以認真研究的地方。

自泰戈爾被介紹到我國來的八十年間，在我國學術界中，對泰戈爾不管是持贊揚或是批判的態度，幾乎都承認泰戈爾是一個泛神論者。近幾年來，我國對泰戈爾素有研究的學者，則更明確地論述了泰戈爾思想上的這一特點。我們在這里介紹的《飛鳥集》，就形象地反映了詩人泛神論的哲學觀。

泰戈爾深受印度古老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的影響。他的泛神論，其淵源則是印度古吠陀文獻中的《奧義書》（Upanisad，舊時音譯為優婆尼沙曇）。吠陀是印度上古文獻的總稱，其最古老的部分是被稱為四種《本集》的《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闥婆吠陀》。奧義書又叫“吠檀多”（Vedanta），不是古吠陀的本集，是傳授吠陀各派陸續編訂的著作，意為“吠陀的終結”，是吠陀文獻中最后的一批著作，現存一百三十多部，其中成書于公元前6世紀佛教興起之前的著作，大約有十三部。這十三部奧義書，雖不是吠陀本集，但卻是闡述古印度哲學的根本之作，印度各種哲學思潮和派別，大都源出于此。奧義書在回答萬物起源這個哲學上的根本問題時，表現為對“梵”“我”關系的論證。“梵”（Brahma）是印度宗教、哲學和社會生活中一個特有的術語，它有種種不同的含義，通常是指宇宙的本源和精神。“我”，或稱為“靈”，舊時音譯為阿德摩（Atonan），意為“自己”。奧義書認為，太初之始、宇宙之本、萬物之源、世界之基礎，乃是梵。梵的意義，至深至大，超越一切、表現一切、包含一切。宇宙萬物生于梵，也終于梵，梵乃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梵我之間是二而合一的關系，梵即我，我就是梵。這就是奧義書的泛神論的基本內容。《飛鳥集》的作者泰戈爾，為擺脫不幸的現實苦難，尋求理想的境界，就從這種梵我合一，萬物一元的泛神論思想出發，認為宇宙的根本原則，就是和諧和協調。在創作中，則“集中地表現為宗教熱忱，愛（母愛和泛愛），自由（為了人格尊嚴），自然禮贊和宇宙神秘感等等”。在富于哲理意味的《飛鳥集》中，泰戈爾的這種哲學觀和他對現實的探索、對理想的追求的精神，則表現為在人所共知的有限的空間中去認識無限，在難以把握的不停地流逝的時光中尋求永恒，在紛亂喧嘩的塵世中看到和諧，在愛的幻想中攀登美的最高境界。

在《飛鳥集》中，詩人用一些言簡意賅的詩句，表達了梵即萬物之本和梵我一體的泛神論的基本思想。泰戈爾寫道：

在死的時候，眾多合而為一，在生的時候，一化為眾多。

神死了的時候，宗教便將合而為一。

（第84首）

在黑暗中，“一”視若一體，在光亮中，“一”便視若眾多。

（第90首）

死和黑暗為一，生和光亮為眾的這種一和眾、死和生、黑暗和光亮本為一體，互相轉化，相互繼續的思想，就是“梵”的基本內容。“梵”的哲學觀點認為事物是無限的，一和眾、死和生，不僅沒有絕對的界限，而且都是“梵”的體現和部分，起于梵，終于梵。但梵是無限無窮的，因而事物實際上既無起點，也無終止。而是循環往返，充滿一種創造的力量。在詩集的第267首中詩人寫道：

死之隸屬于生命，正與生一樣。

舉足是走路，正如落足也是走路。

在這里，詩人從“梵”這個根本觀念出發，把生和死并列，認為它們同屬于生命。死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繼續，是生命表現的一種形式，是生命無限發展的一個階段。在第312首詩中，詩人還寫道：

我們將有一天會明白，死永遠不能夠奪去我們的靈魂所獲得的東西，因為它所獲得的，和她自己是一體。

這種哲學觀上的萬物一體，宇宙無限的理論，成為泰戈爾在現實生活中去尋找和諧和統一的美的圖景的基礎。

泰戈爾認為死不只是生的繼續，還是新生命的孕育者。他寫道：“夜與逝去的日子接吻，輕輕地在他耳旁說道：‘我是死，是你的母親。我就要給你以新的生命。’”（第119首）生和死不只是轉化環循，還在不斷的創造和更新。因此，詩人既贊揚“如夏花之絢爛”的生，也歌唱“如秋葉之靜美”的死，如在《吉檀迦利》中吹奏的“渴望死于不死之中”的樂曲那樣，在這本詩集中，詩人也高唱：“我將死了又死，以明白生是無窮無盡的。”（第281首）

《飛鳥集》中表達的生與死的轉化關系，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被一件厚厚的神秘外衣包著。因為，靈魂和她自己是一體，我與非我是同源，冥冥之中，仍有一種超越的力量，它令人恍惚可見，又欲辨難尋，仿佛如在眼前，實則不知何去。如果泰戈爾的泛神論僅止于此，那就不值得我們花氣力去多作研究了。可貴之處在于泰戈爾由此而看出事物本身的創造和革新的進程，特別是看到了人的自我力量的偉大作用。季羨林在《泰戈爾的生平、思想和創作》的論文中指出：泰戈爾認為在人中才能看到神。在神人之間，“他重于人。”“在這點上，他是同印度傳統的消極厭世的哲學思想有根本不同的。”故在泰戈爾于20世紀20年代寫的《飛鳥集》及其他幾部詩集中，雖看不到政治風云的變幻，但詩人對人民和現實生活關注的情感，對美好事物的追求的精神，并未減弱。在《飛鳥集》中，“梵”的現實力量仍然是人。世界宇宙萬物要前進，要創造，要變化，要更新，要達到“梵”的美好圓滿境地，人還是要依靠自己。詩集中的第173首詩中，用對話的形式，寫了下面兩行詩：

誰如命運似的推著我向前走呢？

那是我自己，在身背后大跨步走著。

詩句中的問答者，都是“我”。一個是自我，一個是非我。人就是自己前進的推動者，人的自我精神，就是最高的力量。梵即我，命運就在人的自我身上。人們爭取美的實現，不應消極地等待神的恩賜，幻想奇跡的到來，而應自身有所作為。在第二十五首詩中，他還歌唱：“人是一個初生的孩子，他的力量，就是生長的力量。”不僅人如此，就是神也是“從創造中找到他自己”。（第46首）故詩人激勵人們：“我們的生命是天賦的，我們唯有獻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第58首）詩人這種聲音同他前后期吹奏的嘹亮的號角聲相比，無疑是微弱的。然而，它卻把印度人從古老的神秘之國拉到喧嘩的塵世，多少也反映了時代的某些面貌，表達了人民善良的愿望。

《飛鳥集》體現的美好境界，是由梵我合一而建立起來的和諧與協調，統一與無限。實現這個目標的途徑呢？則是愛。這種愛，也就是梵的精神體現。它是宇宙，是無限，是生命之起源與價值的意義，是世界的基礎。愛既是社會最完美的體現，也是實現完美境界的途徑和力量。早在《奧義書》中，就認為世界是從愛中產生，被愛所維系，向愛流動并進入愛之中。泰戈爾繼承了這一思想。他寫道：“讓我感到這個世界乃是您的愛的成形吧，那么，我的愛也將幫助它。”（第300首）詩人勸告人們：在愛中才有美。（第28首）“愛就是充滿了的生命，正如盛滿了酒的酒杯。”（第283首）詩人還用熱淚在“世界的海岸上”，寫下了“我愛你”的題記。（第29首）他祝愿“讓死者有那不朽之名，但讓生者有那不朽之愛。”（第279首）他希望把“我已經愛過了”的遺言永遠留在世界上。（第277首）并用“我相信你的愛”作為送給讀者最后的話。

泰戈爾這種愛就是一切的思想，既來自古老哲學傳統，又具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內容。詩人宣傳的這種愛的福音，無疑是一種空想。但就詩人自己心靈來說，卻是真誠的。他于1924年4月13日，在訪問中國的第一次談話中說；“詩人的使命是在鉤探，空中無聲的音響，啟示夢境似的微妙的色彩，鼓舞理想的信仰與努力，像春風似的，帶來消息，私語懷疑的人間，不久便有絢爛的花朝。”詩人希望用愛的力量，在紛亂的世界上實現協調，使喧嘩的社會變得寧靜，讓罪惡中生出善，使生之琴弦奏出和諧的樂聲。可是，泰戈爾不明白他的愛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也是無力的。正如《新月集》中的幻想一樣，只會破滅。這是當年泰戈爾的弱點和悲劇。我們今天的讀者應該指出泰戈爾的這種悲劇的實質，但如把泰戈爾的美好幻想斥之為“欺騙”，則是對詩人的苛求。如果我們在分析泰戈爾的愛的福音的錯誤時，連詩人那顆真誠的心和“菩薩慈眉”也否定了，于社會又何益之有？

在泰戈爾的詩作中，還表現了泛神論的自我和自然統一的特點。人和自然都是“梵”的一部分，自我和自然也就是同源一體的事物的兩個方面。因此，泰戈爾熱愛自然，也歌贊自然。他認為自然界中的一棵樹、一葉草、一座山峰、一條溪流，都同人一樣，具有生命和靈魂，能給人們帶來幸福的訊息和災難的預兆，也是協調與和諧的最美之境。于是，泰戈爾就運用自己的詩句，去揭示自然的奧秘和美的靈魂。在第150首詩中，詩人寫道：我的思想隨著這些閃耀的綠葉而閃耀，我的心靈因了這日光的撫觸而歌唱；我的生命因為偕了萬物一同浮泛在空間的蔚藍、時間的墨黑中而感到歡快。

這首詩表現了自然和我合一的美的最高理想之境，在這個理想之境里，人和自然的心靈是相通的。因此，詩人懂得風與陽光微語的意義。（第268首）把自己的“微思”，看做是“綠葉的簌簌之聲”在自己內心的微語。（第17首）這些有聲、有形、有色、有光的自然景物，就是人們無聲、無形、無色、無光的內心思維的表現。

詩人還借對一些事物之關系的描寫，表達萬物一元，復歸一體的思想。如荷葉上的露珠和湖中的湖水的私語。（第88首）滿足于遲鈍的刀鞘保護著刀的鋒利。（第89首）晨光為謙遜的白云戴上霞彩。（第100首）地下的根和地上的枝的合一。（第103首）秘密開放花的夜讓白日去領受謝詞。（第157首）云把雨水灑在稻田里，谷穗充實了，自己卻空空的。（第185首）詩人從這些自然的轉化中，勾畫了和諧、協調的美的圖景，表現了人的理想境界之所在。

在《飛鳥集》中，還有不少詩句閃爍著思想的火花，有一些是凝結著生活真理的格言。例如：“錯誤經不起失敗，但是真理卻不怕失敗。”（第68首）“最好的東西不是獨來的。它伴了所有的東西同來。”（第210首）有的詩句，如匕首利箭，刺向邪惡。例如：“權勢以它的惡行自夸，落下的黃葉與浮游的云片卻在笑它。”（第115首）“小狗疑心大宇宙陰謀篡奪它的位置。”（第189首）“獨夫們是兇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第219首）“當人是獸時，他比獸還壞。”（第248首）“虛偽永遠不能憑借它生長在權力中而變成真實。”（第258首）有些詩句，贊揚了人的優秀品德。例如：“謝謝火焰給你光明，但是不要忘了那執燈的人，他是堅忍的站在黑暗當中呢。”（第64首）再如：“落日問道：‘有誰在繼續我的職務呢？’瓦燈答道，‘我要盡我所能的做去，我的主人。’”（第153首）這些詩句，對人們思想不無啟迪的作用。

泰戈爾的泛神論思想，并不是統一的。生活于現代而事古，既沉溺于古老的傳統，又不得不面對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種種的矛盾，泰戈爾的許多理想，往往只是沒有痕跡的足印而已。詩集中表現了他的失望和苦悶，還有許多漏洞，使他難以自圓其說。例如第18首寫道：“你看不見你自己，你所見看的，只是你的影子。”第21首寫道，“那些把燈背在背上的人，把他們的影子投到他們前面去了。”詩人本認為自我同非我是一體，但自我又看不到自己，且不是嘆息二者的對立。人們背燈，意在照亮自己腳下的路程，相反卻把自己的影子投到前面，且不是事與愿違？在第12首詩中，詩人寫了兩段對話：

海水呀，你說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疑問。

天空呀，你回答的是什么

是永恒的沉默。

這首詩反映詩人對世界的無數疑問而又無力回答的無可奈何的心情。詩人產生這些疑問和無法作答，并不奇怪。這是泛神論的局限，也是詩人的局限。

泰戈爾的《飛鳥集》等幾本詩作，是我國五四前后翻譯東方文學的最早一批作品，在我國頗有影響。泰戈爾詩作著名譯者之一、我國著名的老作家謝冰心，說她寫《繁星》，就是因為看泰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

幾十年來，我國學術界對泰戈爾的評價，并不是一致的。評論者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或者只看到泰戈爾復雜思想的一個方面，各取所需，加以褒貶。有的評論者在不同時期，對泰戈爾有不同的評論。總的來看，我國學術界對泰戈爾基本上是肯定的，當然也有不同意見。在對泰戈爾作出否定評價的文字中，1979年2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論羅曼·羅蘭》一書中的論點特別引人注目。在這本專著中，作者在談到羅曼·羅蘭同泰戈爾的關系時，自稱“沒有研究過這位印度詩人的作品和思想，對他不能有所評論。”可是，又以鄙視的口吻，嘲諷的筆調，對泰戈爾的生活，思想和創作，作了歪曲的評價，猶如羅曼·羅蘭那樣，要把泰戈爾“砸得粉碎”而后快。在這本《論羅曼·羅蘭》的書中，作者引用了泰戈爾于1916年6月18日在日本講演中的一段話：“我們從歐洲得到的文明是殘暴和蠻橫的，它侵略別的民族，吞噬他們……這是一種純政治的文明，它的傾向是人吃人，它壓迫弱者，損害弱者而自肥……”這段話的意思是清楚的，不會使人引起任何誤解。可是，令人驚訝的是《論羅曼·羅蘭》的作者卻從這段話中，得出“泰戈爾大肆攻擊西方的物質文明”的結論，還武斷地說什么泰戈爾的這些言論，“恰好掩蓋了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反動面目和人吃人的罪惡行為。”多么可怕的罪狀！多么嚴重的歪曲！《論羅曼·羅蘭》一書的作者還說：“他（指泰戈爾）也到過中國，受到我國買辦資產階級的反動文人的吹捧。”其實，1924年泰戈爾訪問中國時，歡迎他的行列中，大多數還是進步作家。我們不能因為有幾個“玄學鬼”捧他，就把他同玄學鬼一并看待。泰戈爾在1924年5月21日離開中國時，在上海發表了告別辭。當他說到人們請他提出批評時，他說：“現在世界上有的是成功的民族，在他們的跟前，我是什么樣的人，敢來妄肆批評？彼此同是受嘲諷的民族，我們有的是不受人尊敬與贊許的德性。我們正應得做朋友。我沒有批評你們，所以請你們對我亦不必過于苛責。”讀一讀這段在五十多年前出于至誠之心的講話，看一看上面提到的20世紀70年代末對他的考語，對比是何等鮮明！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出版社多次出版泰戈爾的作品，196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精裝本的《泰戈爾作品集》十卷。像這樣成集地出版一個外國作家的譯本，在我國出版界中并不多見。泰戈爾的作品，也越來越受到我國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的歡迎，這就需要學術界更加認真地研究和介紹了。

彭端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